侯 氏 之 死
劉燕舞
作者簡介：社會學博士，武漢大學社會學係講師，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幕啟
華北C村，長城腳下。
從北京永定門汽車站出發，每天中午時分，有一趟車，約4小時可直達C村所在縣城，到時，暮色已降。從縣城出發再到C村，已是第二天中午。
2011年4月初，咋暖還寒。我來到C村，開始我駐村一月有餘的調查。
侯千兩，C村一位老年男子，2010年喝農藥自殺死亡，時年76歲。
侯氏之死，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近4年來，我在中國十餘省市農村累計駐村調查近400天，接觸和了解到太多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侯千兩是他們的一個縮影。
中國農村的老人正越來越難以擺脫這條道路，或許，這是他們稀釋和消化現代老齡化社會痛苦的特有方式，他們的自殺，似乎總是在必然的偶然中發生。
如果我們將視線定格在C村以外的整個中國，一些權威數據表明，自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盡管中國農村的婦女自殺率已經顯著下降，然而，中國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卻一路飆升。
根據衛生部死亡登記係統的數據測算，費立鵬等人2002年在國際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披露，從1995年至1999年間，中國農村老年人年均自殺率高達82.8/100000。
此後十餘年，保守估計，上述這一數字至少翻番。
我曾通過駐村調查方式，收集到了湖北、河南、河北等三省20個村莊的數據。自1980年至2009年間，60歲及以上老年人“年均粗自殺率”[①]為253.55/100000，其中，1980年代為60.85/100000，1990年代為192.70/100000，2000年以來為507.10/100000。
對於侯氏之死，C村的村民既矛盾，又恐懼。
他們時而想不清楚，侯千兩為什麽會走到喝農藥這一步，時而又能想清楚，除了選擇這種方式以外，侯還能如何殘喘度日？
“這將是未來的‘世道’。”他們說。
他們恐懼有朝一日，亦會步侯氏後塵。
承秦高速，侯氏之死的最後稻草
一條承秦高速通過C村。
就在我調查期間，機器仍在刺耳轟鳴，道路兩旁時常揚起運輸車所卷起的粉塵，高速公路的施工正在緊張而有條不紊地進行。
同樣緊張而有條不紊的是，C村的村民正在大張旗鼓地拆舊建新，一棟棟漂亮的樓房拔地而起，這些錢，大部分來自承秦高速占地所給予的補償款。
侯千兩運氣很好。承秦高速經過C村時，除了占其耕地，還占其林地，就連一塊承受破舊老屋的宅基地亦被占了。
很多村民對此煞是豔羨。
耕地、林地與青苗一共補償7萬元，房屋與宅基地一共補償9萬元。
還沒來得及兌現9萬元的房屋與宅基地補償，侯千兩便因六個兒子圍繞已兌現的7萬元款子的分配糾紛而自殺身亡。
侯20多年前喪偶，未再婚，他一人獨自撫養六兒兩女成人直至成家立業。他的死，在C村轟動一時，人們茶餘飯後，將之作為談資，並悟出如今社會“多子多災”的所謂道理。
在喝藥身亡前，侯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體弱多病，形同枯槁，生活亦幾乎無法自理。盡管，他與第六個兒子同住在一個屋簷下，但並未能得到老六多少照顧，相反，在分灶吃飯的晚年生涯中，父子倆經常齟齬不斷。
補償款到村後，由鄉村兩級幹部組織在村委會統一發放。侯千兩的兒子——老六——在領取自己的一份時，亦代替侯千兩領走了屬於候的一份。村幹部當時估計可能不妥，但考慮到這筆錢畢竟不是小數目，諒老六應不敢獨吞。
然而，老六拿到錢後，在其妻的慫恿下，決定完全據為己有。其理由是，其父與自己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他要承擔侯的養老任務。
侯千兩自己不同意老六的做法和說法，他想將錢拿出一部分均勻地分配給六個兒子，女兒因為不承擔養老任務，則不參與分配，剩下的一部分則自己留著，自己養老。因為此前的一係列事實，讓他對依靠兒子養老沒有任何信心。
與此同時，除到其他家族做了上門女婿的老大沒主動出來要這筆錢外，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等四個兒子堅決要求平分，並將矛頭全部指向侯千兩，認為其偏袒老六。
在與眾兒子們尤其是老六多次交涉未果後，侯千兩喝農藥自殺死亡。
贍養糾紛，伏筆早已埋下
作為傳統意義上的一家之長，侯千兩沒有任何權威。顯然，在與兒子們的交涉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來回奔走，十分無奈又無力。
如果時間倒回去60年甚至更長，老年人一般能掌握財產的生產與分配，且一係列宗法製度文化保障了他們的權威。同樣的故事，如果發生在60多年前，侯的兒子——老六——早就被拖到祠堂施以肉體暴力以示懲戒了。
大約1949年以後，國家權力向農村強力滲透擴張，農村得到了劇烈的改造。作為封建糟粕的宗法製度文化及其形態表征——祠堂——等，一並被掃入了曆史的墳墓，甚至，一些祖墳，亦在增加耕地的經濟實用主義和唯物的無神論邏輯的保駕護航下，得以被推平。
失卻宗族保護的老人，並未在短時期內出現任何問題。在醫療與養老等方麵，國家或集體承接了很大一部分，盡管是低水平的，但總比沒有強。
1980年前後，新傳統解體。當時的侯千兩並不會遭遇他當下所遭遇的問題。在年富力強的歲月中，侯起早摸黑，既當爹又當媽，不斷地憑借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從市場中換取貨幣，以完成子女的教讀婚娶等人生任務。
待八個子女全部拾掇妥當，他亦油盡燈枯。
然而，子女們卻均不願意養老，亦不願意承擔其醫療費用。作為女兒，她們在地方文化的界定中，沒有養老的義務。但六個兒子則根據各自的立場做出自己的抉擇。大兒子認為自己早年便入贅走了，沒有得到侯千兩任何家產，因而沒有養老義務，老四直到50多歲才結婚，認為自己家庭困難，不足以承擔養老任務，老二和老三則指出，老五和老六兩個最小，得到侯千兩的東西也最多，因此，應該他們承擔，老五和老六卻認為，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作為哥哥，不帶好頭，作為弟弟，他們更沒有義務。
時間，倒回到2008年，也即候千兩自殺死亡的兩年前。
當時侯患有嚴重的前列腺炎。手術後，不僅未愈，反而更加嚴重。就在那一年，侯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生存與生活均成為嚴重問題。
他想從兒子那裏要糧食，但要不到。他想兒子們負擔其生活起居，但沒人願意。他想兒子們分攤醫藥費用，但沒人拿出來。
與兒子們多次交涉無效後，侯找村幹部調解，但依然無效，又找鄉鎮幹部調解，仍然無效。鄉鎮幹部建議其走法律渠道，村裏亦為此開具了證明，於是，候便將老二、老三、老五和老六等四個兒子告上法庭。
法院判決生效後的頭兩個月，兒子們按照法定要求履行了義務，但隨後不了了之，法院也沒有下來檢查或監督，侯千兩再次陷入困境。
因為離水源地遠，最困難的時候，侯千兩連水都喝不上。他與老六住在同一個院子，而老六則買了潛水泵從水源地抽水到自己的水缸裏。他要借用老六的潛水泵抽水，老六不同意。有一次，他實在渴得不行，於是，就到老六水缸裏舀水喝，但被老六阻止。侯千兩一氣之下，拿石頭將老六的水缸砸了，老六以牙還牙，將侯千兩的空水缸也砸了。無奈之下，侯隻好雇人挑水，但總不及時。
對於農村老人來說，無論疾病，還是養老，如果國家或集體不承擔任何責任時，他們在失去勞動能力後隻能依靠子女。不過，依靠子女養老所需要的老人權威，因過去的農村社會變革，早已從文化上連根拔掉。
支撐子女承擔養老義務的倫理亦日漸式微。
在市場理性麵前，孝道隻是個好聽的音符。中國的傳統倫理，強調養兒防老天經地義，這在以前也沒遭遇過什麽問題。當市場理性成為農民的思維方式後，一些年輕人反問，“養兒防老是不錯，但問題是，你把我養好了嗎？你沒養好我，害得我現在這麽苦，負擔這麽重，我還能管你？”
更深刻的變化還在於，一些中青年婦女表示，贍養公公公婆婆僅是法律規定，而不是他們應盡的倫理義務，其理由是，“他們又不是我親生父母，沒生我，沒養我，憑什麽要我來養？我隻對親生父母有這個義務。”
法理卻又力所不逮，侯的遭遇正是如此。
空間轉換至江漢平原。
我調查時，一些婦女在老人的疾病治療與自殺之間算賬。她們舉例說，如果老人六十歲，疾病治療需要花3萬塊，假若老人治好後，能活十年，每年能為家庭創收3000元，她們會考慮選擇為老人治療，如果每年創收低於3000元，又或者，治好後隻能活一兩年，那麽，她們會考慮讓老人放棄治療。
如此，老人實際上隻能獨自麵對市場。悖論在於，如果能夠在市場上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從而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生活，那麽，客觀上，他們就能夠自養。然而，他們恰恰是市場中失去勞動能力的弱者，油盡燈枯之時，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可以拿來在市場上交換。
自殺前夕，到處求助未果
侯千兩一直在掙紮。
承秦高速的補償款下來後，對於候來說，似乎看到了一線活下去的曙光。
然而，老六代領並據此占為己有的插曲，再次將其往死亡之路上推了一把。
即使如此，他仍未輕言放棄。
候千兩找到主要村幹部反映情況。基於對此前諸種情況的了解，村幹部知道即使去調解，作用也未必會有，但還是去做了個姿態。結果當然在意料之中，幾個兒子麵對村幹部的勸說，針插不入，水潑不進。
對於村級組織而言，除了磨嘴皮子，他們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在7萬塊錢麵前，他們再如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也隻能是軟綿綿的。
候找到與自己平時合得來的老頭何銀。何銀說，侯家幾個兒子的工作他做不了，他隻能保證，如果什麽時候候千兩餓了，想要吃飯了，或想喝酒了，就可以上他家，作為老朋友，他隻能幫這點忙。侯在何銀家吃了中飯，喝了酒，酒足飯飽後，躺在何銀的炕上哭了好一會兒才走。
就在自殺前的晚上，候千兩又找到一名小學老師陳啟。出於人道主義，陳啟動了惻隱之心，留候在家裏吃完晚飯，並答應幫忙試試。送走淚眼摩挲的侯千兩，陳啟主動將老六叫到自己家裏喝酒，並勸說他好好養老，至於承秦高速那筆錢，陳答應幫忙去做其他幾個兄弟的工作。老六也表示，隻要其他幾個兄弟不要那筆錢，他答應好好養老。
老六亦訴說了侯千兩的一些所謂不是，比如，他舉例說，年輕時，侯千兩從外麵買回一些糖糕就躲著他們隻顧自己吃，而不分給他們做兒子的吃。他直接批判侯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隻顧自己，而不管他們。
自殺死後
侯千兩在向陳啟求助的第二天早上便自殺死亡。
據老六的妻子說，她一上午都沒看到老頭從房間出來，於是就叫孩子去看看他爺爺，結果，孩子推開門後便發現，侯已經死亡，桌上還有半瓶沒喝完的農藥。
何銀聽到消息後，亦去看了現場。他發現侯千兩飯桌上放著三根油條，兩個糖糕，其中一個糖糕還咬了一口，一瓶沒喝完的農藥亦擺在桌上，侯嘴裏吐著白沫子，房間裏彌漫著刺鼻的農藥臭味。
何推測，糖糕隻咬一口又放在桌上，肯定是侯心裏難受吃不下。
侯死後，他的那些兒子，並沒有因此而表現出愧疚感。在整個做喪事的過程中，他們六兄弟在公開場合，沒有一個掉過一滴眼淚。
吊詭的是，此時的老五，卻跳出來要報案。其理由是：他爹可能死於他殺。他推測應是老六兩口子動手殺死的，目的就是想謀財害命。
旁邊眾多親朋將老五準備撥打電話報案的手機搶了過來，認為都是親兄弟，不要如此生分，畢竟老人已經死了，姑且不論老人是如何死的，就算死於他殺，難道真的要將活著的親弟弟送入監獄？
老六的兒子亦跪在老五麵前，要求他五爹看在他做侄子的麵子上放過他爹，並表示自己推門進去看時，確實能證明其爺爺死於喝農藥。
眾親朋之所以做老五的工作，並不是他們真的對老六有好感。他們推測老五並不是真的對父親的死表示傷心，其實質還是想將老六拿走的那7萬塊修高速的補償款分走一部分。
就在喪事剛結束時，村民正在忙於閑談，但侯千兩剩下的2.4畝地則被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各自急不可耐地搶種瓜分了。
承秦高速在C村的通過，讓他們明白了土地的重要性。
兜裏還揣著侯千兩7萬塊補償款的老六及其妻子，亦跳出來準備搶種，並與另外五兄弟再次發生糾紛。另外五位見狀則揚言，如果老六兩口子有本事就去報案，剛好可以趁此將老頭子的死拿出來說道說道。老六兩口子隻好作罷。
侯的自殺，對C村的老人衝擊最大，他們甚為惶恐，擔心哪一天他們也會走上這條路，並據此慨歎，人這一生，活著真不值。這讓我想起江漢平原的老人，他們總結說，他們晚年有三個兒子可以依靠，一個叫繩兒子（上吊），一個叫藥兒子（喝農藥），一個叫水兒子（投水）。
我問村民，對於像老六這樣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是否會影響他與村民今後的交往。村民說，不會有多大影響，老人自殺剛死時，大家私下還會議論一下。人已入土，一切如舊。“畢竟死的是他們自己的爹，關我們什麽事呢？該來往的，還是照常來往。”村民說。
村民認為，如今社會不一樣了，隻要有錢，很多事都好解決。如建房子，可以直接承包，不像以前需要幫工。又如紅白喜事，越來越往一條龍服務的方向發展，給錢就可以了，比以前還省事，誰也不欠誰，誰又能孤立誰呢？
餘音
侯千兩的親家母——杜榮，也即老六的丈母娘，對侯的死發表了她的看法。
杜榮認為侯成天去找村裏，找鄉裏，好像多大能耐似的，惹得兒子和媳婦們氣不過，故意想治他。她說，開始時，鑒於侯生活無法自理，就商量五個兒子輪養（老大除外），結果，在第一家即老二家，吃了不到五天，侯就不去了，因為老二媳婦除了罵他以外，天天都給侯吃稀飯。
而對於女婿不養侯千兩，杜榮解釋說，女婿負擔很重，賺錢能力不行，養家糊口不容易。
這倒讓我想起C村另外2例老人的自殺。
一位叫董江洪的男子，2009年，在他64歲時喝農藥自殺死亡。董家庭貧困，大兒子要結婚，因房子破舊，女方要求必須蓋新房子。在董到處向親朋借債將房子建起來後，女方又提出必須裝修，而董已完全無能為力，還有那高額彩禮，更不知從何而來。眼看婚事將要告吹，其大兒子焦急忙亂之中，與董發生爭吵，董認為是自己無能拖累了兒子，一氣之下，喝藥自殺。
馮桂芬，婦女，2008年，在她60歲時喝藥自殺死亡。她到自家梨樹地裏摘梨，從梨樹上摔下，震蕩了腦部，且腿落下了殘疾，她想到兒子還沒結婚，治病需要花太多錢，且兒子會因為給她治病花錢而結不起婚，因此，她喝農藥自殺死亡，以免拖累兒子。
由此看來，也許侯的親家母杜榮所做的解釋有些道理。然而，諸如建房、養子、教育、結婚等一類高消費作為重擔壓在普通農民身上時，作為市場社會中的弱者，他們亦有可能迫不得已地將之轉嫁給更弱者，如他們業已失能且無法創造經濟利益的年邁父母，對於最底層的失能老人來說，他們唯有以自殺來承接子代轉嫁給他們的社會壓力。
即將離開C村時，我在一位八十高齡老人的陪同下，來到他的一名隨林彪部隊南下戰鬥犧牲的烈士哥哥墳前祭奠。因與他談起死亡，就順便問他是否相信鬼神。
他說，他是個唯物主義者，隻信科學。
這又讓我想起在江漢平原調查老人自殺時的遭遇。一位老年婦女對我們的調查者說，如果真有鬼神存在，她要化成厲鬼，把她媳婦搞死，然而，她不相信有鬼神存在。就在接受我們的調查員訪談三天後，她在家裏喝藥自殺身亡。
幕落
調查結束，離開C村時，我再次仰頭望了一眼遠處的野長城。
烽火台的斑駁古跡，依稀可見，連綿起伏，亙古未變。
長城腳下的C村，人心浮動。
人心，既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大的社會。
（出於學術倫理，文中人名、地名均做了技術處理。）
[①] 規範意義上的粗自殺率是指未經標化處理的自殺率，但本文所加引號的“粗自殺率”並非此義，而是指作為計算自殺率的人口數據這一分母，因難以收集到所有年份的人口數，因此，在研究條件所限下，不得已僅以2009年所收集到的人口數據為分母進行處理，同時，為盡量減少誤差，我們選擇“年均”的辦法，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進行了標化處理，實際上是更近似於標化自殺率的自殺率，當然，此處所說的自殺率均是指自殺死亡率。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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