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勾畫的華夏人基因圖

來源: 大坐家於 2013-07-25 12:46:53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871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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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讚賞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的觀點：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

1787年，在美國製定憲法的會議上，喬治亞州代表皮爾斯沒有為憲法提供多少有分量的建議，卻留下了《製憲會議代表性格描述》。從中我們可以驗證“性格決定命運”，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美國的命運就是由這樣一些具有相近的文化人格與不同的鮮明性格的人所決定的：華盛頓、弗蘭克林、漢密爾頓、、、、、、

由此，我對中國人的文化人格與性格產生了不可抑製的好奇心。

對人格和性格的重要性，人們可能看法不同，但是曆史學家和文學家肯定不會忽視。兼具雙重身份的司馬遷在他的著作《史記》中，對許多重要曆史人物的性格著墨頗多。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頭望去，他所描述的那些生動各異的性格，都與等級社會各階層關於富貴的夢想緊密相連。

李斯在下決心告別老師荀子時說：“故垢莫大於卑賤，而哀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托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說這話時，他絕想不到日後臨死前會痛哭流涕地說出另一番意思相反的遺言。）按他的意思，士的理想是不甘貧賤，努力出人頭地。這種情懷是有文化的“士”所獨有的嗎？當然不是！

麵對秦始皇出巡的盛大排場，貴族出身的項羽毫不掩飾地直言：“彼可取而代之！”

下層社會的混混劉邦隻有羨慕：“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出身更為低賤的陳勝，雖然無緣親睹始皇帝的威風，仍然止不住在田間地頭做著一朝暴發的白日夢，鄭重其事地叮囑同伴：“苟富貴，毋相忘。”以後在揭竿而起時，進一步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強烈質疑。三個階層的三個不同生活經曆的人，心存同一個夢想：都想過最好的日子，攀上最高的地位。這種夢想是自春秋戰國以來最具刺激性的華夏夢。其中包含著兩種傾向：一種說得好聽點反映了當時特別是戰國時日益敬仰的“大丈夫”文化人格，另一種說得難聽點則是撩撥並塑造了鋌而走險、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消滅對手的虎狼人格。大丈夫和虎狼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所以後世形成了“無毒不丈夫”的模式。也許有人說，上舉三人都是不讀書的“野孩子”，跟文化扯不上關係。那麽，李斯呢？這可是頂尖大師荀子親手調教出來的。如果再深究一下，中國文化內核飽含的功利性，無論“困而學”或“困而不學”，或高低貴賤，都會被熏得五髒不適，氣血不調，浮躁不寧，一遇機會，噴薄爆發，順理成章。

做夢的人很多，但大位有限，上升的途徑也過於狹窄，生命也過於短暫，如果不采取過激的手段，許多夢想根本無緣實現。甘冒風險的人畢竟不多，於是正視現實的人們便退而求其次，去追求次一等的榮華富貴。司馬遷把這種華夏夢集中寫進《貨殖列傳》，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普通華夏人精神和生活追求狀態的生動畫卷。他說，自有記載的曆史以來，眼見得全是貪圖瘋狂享樂安逸虛榮的習俗，不管用何種精妙的理論都不能化解。所以，幾千年的曆史，一句話可以概括：“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有了這個基本認識，司馬遷的介紹自然在客觀中帶有一定的傾向性，不全是熱情歌頌了。放到今天，難免被人扣上“漢奸”“誹謗”等罪名。他對漢王朝的實際控製範圍，西起隴西，東至大海，南達楚越，北抵燕趙，分區介紹了習俗性格。有些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今人獲得了不同程度的遺傳，如北方人“剽悍少慮（沒心機）”，南方人“易發怒”，河東山西“其俗纖儉習事（摳門計較）”等等。關於習俗性格的成因，司馬遷一般強調地域與物產的自然條件，有時也會顧及文化因素。按照他的觀察，凡是“地小人眾”或“地薄人眾”的地方，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就多。而地廣人稀，物產豐富的地方，人就缺少逐利的動力。靠近北部邊境的地方，人多剽悍。

司馬遷固然提到了重農、節儉、敦厚、樸素、重儲蓄、戒作惡等傳統，然而都是一筆帶過，並沒有詳細描寫。他特別關注的是，從戰國以來，華夏地區較為普遍地出現了“多賈”“好賈”“事末（經商）”的現象。就連孔孟的老家本來“好儒”，愛講個禮數，拘謹放不開，節儉到吝嗇，害怕獲罪，看到壞事便躲得遠遠的，但戰國以來，人心大變，“好賈趨利”，比有名的周（洛陽）人還過分。因此，即使在秦漢強力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環境下，人們仍然認為：“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經商是最直接最快捷的致富之路。此外，“好氣任俠”“任俠為奸”也很常見。所以不僅北方農商不發達的地區，剽悍衝動，而且南方如西楚（今江蘇安徽一帶）也是“其俗剽輕，易發怒”，（在《淮南衡山列傳》中說“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這一點一直持續到近代）甚至中原的南陽都脫不掉“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的名聲。可以說，起碼在西漢初年，一個“好賈趨利”，一個“任俠為奸”，構成了華夏人的基本特征。這兩個特征不是互不相擾，而是由“利”為媒，交相纏繞，形成一種蔑視一切道德約束、法律製裁，沒有任何底線的求富逐利潮流。比如在今山西河北的中山國故地，人們浮躁性急，靠尋機會牟利為生，男人聚在一起不幹正事，不是遊玩“悲歌慷慨”，就是殺人越貨，挖墳詐騙，不在乎從事“倡優”這類職業。女人則學習音樂，穿時髦舞鞋，傍大官大款，最佳目標是“入後宮”。包括衡山、九江、長沙的南楚一帶，愛說漂亮話，不講信用。司馬遷感慨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這本來無可厚非，然而為了富貴，無所不用其極，就讓太史公憂心忡忡了。為了重賞，人們在戰場上可以玩命；為了錢財，可以搶劫、殺人、作奸犯科、盜墓、私鑄錢、以武力吞並別人財產、借他人勢力報仇，犯法便逃跑躲藏包庇，藐視法律；為了富貴，女子美容、學習音樂舞蹈取悅貴富之人，主動挑逗招引，不遠千裏，不擇老少；為了顯擺闊氣，富家子們裝飾帽子佩劍，組織車隊飆車；為了昧心錢，官吏文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

由此再看當今人們的所作所為，我們明白了，不是基因突變，而是傳承有序。司馬遷列舉的種種，早已沉澱為基因，滲透在華夏人的血液、骨髓中，生命力極強。

趨利，沒錯。不趨利，社會將失去活力。但是如果與“任俠為奸”結合起來，就會讓“趨利”加倍激變為貪婪、瘋狂與豪霸，並使貪婪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俠的特征主要有敢做敢為，不計利害。但是稍一放縱，就變成無所顧忌，“義”和“奸”、黑與白、俠客與流氓便分不清了。俠，在司馬遷的筆下不是一個單純褒貶詞，而是同時包含閃光點與陰暗麵的複合體。不過無論是行俠仗義，還是任俠為奸，都是靠拳頭和刀子說話，崇尚暴力，都甩不掉“以武犯禁”的影子。趨利並有任俠情結的人，都有極端傾向。獲利者為富不仁，專橫跋扈，成為惡霸劣紳；失利者揭竿而起，報複慘烈，暴民應運而生。華夏社會改朝換代的輪回中，二者的身影極為活躍。這裏順便指出，無論是商，還是俠，在內心的訴求上，都帶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這一點在中國曆史上曆代都是被嚴厲打擊的。

仿佛很遙遠了，華夏先祖中那些有著精神潔癖的人們：許由聽到有違行為尺度的話會去洗耳；伯夷、叔齊不願看到以暴易暴的世界，寧肯在深山中餓死；就連那些卑微的刺客、屢犯國法的黑社會老大也有精神上的亮點。俱往矣！俺不曉得數啥人物還看今朝。可以肯定地是，許由等人的基因活力較弱，幾千年來，具有精神潔癖的人始終是極為罕見的另類小眾。魏晉時一度回光返照，仍然不敵野蠻基因的強勢，非被殺戮即隱居，沒有適合生存的環境，為世所不容。

太史公語重心長地說，在一個地方住一年，那就種點莊稼；住十年，種些樹木；百歲，就要考慮用“德”來培養人。為此，他特意樹立了一些走致富正路的榜樣，稱他們是沒有官銜卻不輸官威的“素封”，希望借此影響後世，改變華夏惡習。他想得不錯，是個溫和的善良願望。但是幾千年過去，居住在華夏的人們還是缺德，仍然熱衷鑽營歪門邪道謀取暴利。可見教化的作用極其有限，無論是思想流派，還是宗教約戒、法律管製，或是文學、曆史家言，政治權謀者規，都沒有徹底鉗錮人們心中的魔鬼。司馬先生若知，將作何感想？是為他敏銳的觀察力和文章的生命力兩千年不衰而興奮，還是沮喪？後世子孫看到兩千年前的華夏基因圖，又會作何感想？是對人類精神進化的緩慢或者停滯繼續執迷不悟，還是痛改前非？

由此，我們再看文化塑造人格的關係，真是撲朔迷離。我沒有詆毀中國文化的意思，不會把國人缺德的狀態歸罪於文化，那樣對中國文化中的精華不公平。但是，大概誰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文化中的優秀部分感染力極低，毫無競爭力，不管你願意與否，最先被拋棄的就是這些；而糟粕則相反，不管你喜歡與否，更容易沉澱在血液中，融化在思想裏，和人的關係更為親密。就像學習外語，一般的詞匯昏背個十幾遍，張口猶結巴；而那些髒話，聽兩次就能脫口而出，還字正腔圓，仿佛早八輩子就吃進肚子裏了。所以，先人們總結無數經驗歸結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學壞容易學好難。頂多偶爾做好事，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為什麽會這樣？，是榮格的理論不準確，還是其他原因？

“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