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嗎？

2013年5月16日，易中天先生在“北大百年講堂”作了題為“文明的意誌與中華的位置”的演講，為其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揭開了“總序”。易先生以民國時期一個過路費的潛規則故事 為開頭，說明了“文明來自野蠻”。

易先生是這麽總結的：“原始時代我們都是土匪，但是土匪們最後發現這種野蠻的行徑其實是對自己是不利的。相反通過利人來利己，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於是他們放下屠刀，拿起算 盤，變成了企業家和銀行家。企業家和銀行家就是從良的土匪。沒做得了企業家和銀行家的到各大院校和管理學院教MBA。所以文明就是對野蠻的否定和改造。那麽人類為什麽要對野蠻進行否 定和改造呢？很簡單，為了更好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是文明的意誌。”

1、“強龍”和“地頭蛇”

《易中天中華史·總序 》的中心命題是“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可我們在這個“民國土匪收過路費”的故事裏，看到的恰恰就是“中國人的信仰與核心價值”。易先生似乎 把中國文明的多層性與故事的內部邏輯都簡單化了，因為，中國社會其實有“強龍”和“地頭蛇”兩個層次，收費土匪隻是“地頭蛇”，背景中還有民國政府這個“強龍”。而且，民國時期 不是原始時代，這個“文明來自野蠻”的“類比思維”，損失了太多的邏輯細節，它隻能表明民國時期還非常野蠻。

易先生所遺漏的關鍵點是：在什麽情況下，“地頭蛇”才有可能搞成收過路費的合作？在什麽情況下“強龍”會出現失控，以至於全國性的政府成立時，地方上卻依然不太平，並出現“地頭 蛇”收過路費的“潛規則”？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意味著“民國土匪收過路費”的故事，不僅不能說明“文明來自野蠻”，反而隻能說明，在土匪統一收費之前的“文明還非常野蠻”（各路 土匪無序亂搶），在統一收費之後則是“非暴力野蠻”取代“暴力野蠻”（各路土匪合作分利）。

在易先生眼裏，非政府的土匪，掠奪式地收取過路費已經不算野蠻，這本身非常有意思。按道理，在已經存在民國政府的情況下，居然還有土匪敢通過打劫收過路費，這當然不是文明，而是 一種野蠻。易先生的類比不僅時間錯位，邏輯也有錯位。打劫收過路費是政府“明規則”之外的“潛規則”，“潛規則”表麵上是互利的，可當事者各方的地位是否平等，決定了具體的“潛 規則”是否野蠻。收取過路費顯然是一種當事者各方地位不平等的野蠻規則，易先生之所以把它看成“文明”，那是因為民國時期政府層次的秩序更亂，而且統一收費之前的野蠻程度更高。 但是，理解中國文明的要害是：“強龍”和“地頭蛇”如何在同一層次上內鬥外搶、如何在上下層次上互相滅殺，將決定具體事件的相對文明或野蠻程度。

問題出在，易先生可能太急切於“要對野蠻進行否定和改造”，太急切於把“文明的意誌”歸結為“通過利人來利己”，結果有意無意地忽漏了民國土匪背後那個更大背景的含義。那個更大 背景的含義是：民國政府也隻是一幫更大的土匪，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說明的是我們的“文明還非常野蠻”，也正是由於軍閥混戰，才沒人去剿滅土匪，土匪也才泛濫成災。

這裏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是“單一權威是否出現”。各路土匪合作分利決不可能是自動產生的，實際上，各路土匪的“組織協調費用”、“偏好協調費用”和“協議落實費用”非常高，如 果不存在一個有威望的“黑社會老大”，合作分利的“文明”決不可能出現。在“地頭蛇”的層次是這樣，在“強龍”的層次也是這樣。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表明大土匪們誰也不服誰，在 蔣介石立起來之前，“強龍”層次的潛在“黑社會老大”都鎮不住局麵。

這個事實，就把我們帶入了更重要的第二點：“文明的意誌”重點不是易先生說的“通過利人來利己”。易先生強調國家政權的出現是文明的起點，但是，國家政權的出現本身，卻不是“通 過利人來利己”，而是“通過更好地利己來利人”。民國軍閥混戰時，馮玉祥既當“流寇”也當“坐寇”，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從馮玉祥的故事裏，提煉出了一個“坐寇國家理論”。這個“ 坐寇論”跟土匪合作分利是一個道理，“流寇”搶一把就跑，“坐寇”則發現坐下來經營能搶得更多，國家政權就是從“坐下經營”產生的。

也就是說，“坐寇”不是“通過利人來利己”，“坐寇”的重點是“更好的利己”而不是“通過利人”，整個邏輯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如果不是為了搶更多和自己更威風，“ 坐寇”是決不會在乎別人的利益的。如果在乎別人的利益，“坐寇”從一開始就不會選擇搶了。土匪合作收過路費的故事也一樣，重點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重點不是“通過利 人來利己”，因為事情必須這麽看：如果有“害人更利己”的方法，土匪們肯定不怕“讓子彈飛”。

可見，“文明的意誌”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不是“通過利人來利己”，市場中的互利也是建立在政權暴力秩序的基礎上的，況且市場也很難避免損人利己的欺詐。“通過 利人來利己”多少還是一種不能勇敢地麵對現實的漂亮話，現實是，人隻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不得不利他，即便是純粹的利他行為也飽含著“精神上利己”的成分。這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把 野蠻或暴力看成文明的普遍常態，文明可能用“非暴力野蠻”取代“暴力野蠻”，但“暴力野蠻”仍然可能被使用，至少是威脅著說要使用。這當然不是在宣揚“利己”和“暴力”，而是在 分析冷酷的現實。

“民國土匪收過路費”的故事裏包含著“強龍”和“地頭蛇”的邏輯，“強龍”和“地頭蛇”的邏輯裏包含著“中國人的信仰與核心價值”，那麽，這其中的具體內容到底是什麽？為什麽易 先生會說“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2、信仰與核心價值

易先生在講中國文明時不僅用了“類比思維”，還用了“象征思維”。他是這麽說的：“商周時期，我們是用眼睛看世界的，因此商周文化的特點是絢爛多彩。春秋戰國我們是用腦袋 看世界的，因此有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漢唐兩代，我們民族是用心胸看世界的，因此有漢的強悍，唐的廣闊。……然後到了明代，時代精神就在擴張了，代表作是《金瓶梅》，朝野關注的 就是床上那點事。清代更糟糕，時代精神到膝蓋了，最會做的事情就是下跪。”這些“修辭思維”會妨礙易先生分析“中國人的信仰”問題嗎？

易先生認為，伊斯蘭文明先立教後建國，成功的關鍵是信仰，隻有伊斯蘭文明才可以用宗教來命名。西方文明有宗教，但信仰自由比宗教信仰更重要。“人權和法治是觀念，共和和憲製是製 度，民主既是觀念也是製度，不是憲製。核心價值就是獨立、自由、平等。……在西方文明那裏，觀念體現價值，製度保障觀念。這才有他們的崛起，這才有他們的經濟發達和科技進步。… …伊斯蘭文明是由信仰產生了精神，西方現代文明是信仰的背後體現了價值。

中華文明最明顯的特點是什麽呢？沒有宗教，沒有信仰。……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堅定不移的相信，這個就叫做信仰。……因為它超自然，你不能用科學實驗來證明，因為它超世俗，你 不能用日常經驗來證明，……這樣的東西我們文明從來就沒有。中國人信不信什麽？信。中國人有信的對象，但是信而不仰，仰而不信。……所以中國人如果有信仰的話，這個信仰的對象是 沒有定準的。…… 統統都信其實就是統統都不信。……這樣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這樣一種實用主義的文明，怎麽可能產生宗教和信仰呢，不可能的。所以中華文明的特點是什麽？叫有崇 拜無信仰，有敬畏無宗教。……利在於沒有信仰就可以容得下一切信仰。……猶太教像油，伊斯蘭教像奶，基督教像酒。……中華文明像水，……壞處在於核心價值觀不能恒定。……我個人 的建議是找到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獨立、自由、平等，都是人類的共同價值。……共同追求，各自實現，文明求同，文化存異。

中華民族到了最關鍵的時刻。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作為無信仰的文明，有責任為全球文明的對話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這叫擔負起天下興亡；另一方麵，由於我們無信仰，所以我們沒有恒 定的價值觀，我們應該找到全人類的核心價值觀，找到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找到我們文明自己的實現方式。”

易先生的“修辭分析”非常生動，但中國人怎麽就是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了呢？

易先生把信仰定義為“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堅信”，他發表在《南方周末》（2013.5.17）的書麵版本的“總序”裏還另外提出：“人類為什麽要有宗教呢？是因為要有信仰。為什麽要 有信仰呢？是因為要有核心價值。有價值和價值觀，才會有精神和方式。由此創立的文明，也才可持續發展。可見信仰也隻是手段和載體，核心價值才是關鍵”。

易先生的自相矛盾是明顯的。他一方麵認為“由於我們無信仰，所以我們沒有恒定的價值觀”；另一方麵又認為“信仰也隻是手段和載體，核心價值才是關鍵”。這裏的矛盾是：如果 核心價值生出信仰，中國人怎麽會“無信仰所以沒有恒定的價值觀”呢？如果“核心價值才是關鍵”，那中國人應該是“沒有恒定的價值觀所以無信仰”才對啊。就算是口誤（書麵版本沒有 這個提法），可接下來，易先生一方麵認為“有宗教因為要有信仰”，另一方麵又用宗教去定義信仰，這才最終導致了“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的失誤。

怎麽講？難道信仰不是的“對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堅信”嗎？當然不是，這個定義說的是宗教，而且是“超自然神的宗教”，最多隻能說是“超自然神的信仰”，不是信仰的全部。中國 本土確實沒有土生土長的超自然神宗教，道教、儒教都不具備這些特征，但中國人有自己的信仰及核心價值。

其實，信仰本質上是人對無法確定、無法追問或神奇之物的一種信服和尊崇，信仰本質上是人類在不確定中追求確定的一種精神設定，而根本不管這個設定是否具有“超自然、超世俗 ”的特征。人類在艱難困苦的原始條件下產生了很多設定和神化，包括對自己祖先的神化、對天和各種自然物的神化、對其他想象物（如鬼和魂）的神化、對超自然的上帝的神化，等等。

所以，信仰是否超自然、超世俗，這一定程度上是一個文化傳統問題。西方人和伊斯蘭人的信仰偏向“一神”和“精神超越”，而中國人的信仰偏向“多神”和“世俗實利” 。西方和伊斯蘭信仰看不起“偶像崇拜”，崇敬的是唯一的“上帝神”；而中國人對自然世俗性質的“多神”有本能的偏愛，因為多神的“偶像崇拜”更加親近實惠。當然，崇拜未必是信仰 ，隻有消除人生焦慮、追求人生確定性的崇拜才是信仰。

宗教是製度化、儀式化的信仰。西方人是“政治多神、宗教一神”，伊斯蘭人是“政教合一”，中國人是“政治一神、宗教多神”。所以，不能說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人隻是沒有西方人和 伊斯蘭人那種“超自然”和“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中國人的信仰主要圍繞著“敬天法祖”，在“敬天法祖”中追求確定性，這種確定性的產生帶有明顯的世俗權力和實際利益的特征 ，而這又與中國農耕社會靠天吃飯、與中國人靠祖蔭祈福的祖先崇拜有關。

這就是說，我們中國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是根深蒂固的（關於中國特色權力信仰我在別的場合有過分析，這裏從略），它並不會因為你拒絕對實利或權力使用信仰這個詞 而有絲毫改變，問題的本質仍然是人類對確定性的不同追求。易先生可以認為我們中國人的信仰太低俗，但不能說我們這個低俗的信仰不是信仰。信仰是否低俗是價值取向問題，信仰是否存 在是認知判斷問題。否定中國人有信仰，更重要的還是在於不能看到“追求確定性”這個人類信仰本質。隻要是人，隻要他有抽象思維，隻要他能通過抽象思維去尋求確定性，他就必然有信 仰。

“民國土匪收過路費”和“強龍”與“地頭蛇”的邏輯裏，包含的正是中國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你確實可以說，與“精神超越”的“上帝信仰”比這算什麽信仰，但再低俗它也 是中國人的信仰，自我貶低無法實現自我否認，存在的東西再否認也存在。更關鍵的問題是，易先生似乎沒能看到，正是由於我們中國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根深蒂固，西方文明“獨立、 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才一直無法成為中國人的核心價值。

3、普世價值與文明對話

否認中國人有信仰與核心價值是一個常識性失誤，但易先生如何產生這個失誤才是更有意思的。他在書麵版本的“總序”裏說：人類文明有三代，“代表第一代的是中華文明，代表第 二代的是伊斯蘭文明，代表第三代的是西方現代文明”。所以，他把“獨立、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核心價值，看成“都是人類的共同價值”。

也就是說，易先生的整個邏輯是倒過來的：他先把“獨立、自由、平等”設定為全人類的共同核心價值，而這些核心價值碰巧是他認為的西方核心價值，所以，西方現代文明代表了人 類最新近的第三代文明，而中國文明裏沒有“獨立、自由、平等”，中國文明還碰巧沒有一神宗教，所以中國文明就被他斷定為“無信仰，所以我們沒有恒定的價值觀”。

以上我已經分析，這種邏輯倒推，導致了易先生的五個認知失誤：一是“價值決定信仰”與“無信仰所以沒有恒定的價值觀”的自相矛盾，二是否認中國人有信仰與核心價值，三是混 淆信仰與宗教的關係，四是認為“文明的意誌”是“通過利人來利己”而不是“為了更好地利己而被迫利人”，五是因簡單看待“文明來自野蠻”而邏輯上忽視了 “非暴力野蠻”和“文明依 然野蠻”。

歸根到底，問題還是出在易先生太急切於用“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對野蠻進行否定和改造”。我不反對把“獨立、自由、平等”看成是全人類的核心價值，也不反對用“ 獨立、自由、平等”的核心價值“對野蠻進行否定和改造”，但是，我反對帶著這種“價值衝動”來分析中國文明的信仰和價值，因為，過分的“價值衝動”，必然會導致“價值理性”壓倒 “認知理性”，從而導致不應有的邏輯扭曲和認知失誤。

實際上，以上的五個認知失誤還不是最要緊的。最要緊的問題是，說“中國人沒有信仰與核心價值”，道理上似乎一張白紙更有利於順利地采納“獨立、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可 一旦發現，中國人其實有著極其頑固的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我們還會以原來的方式，去分析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采納的原因麽？如果我們原來隻看到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采納的“意識層麵 ”的原因，那麽，現在我們是否應該深入到“信仰層麵”或“本能層麵”去分析呢？另外，我們原來以為，一個“無信仰的文明”能夠“為全球文明的對話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現在，帶 著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的我們還有這種自信麽？

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導致中國人的核心價值特別物質化、道德化和差序化，不象西方那樣精神化、規則化和平等化。而這恰恰是我們中國人欲求“獨立、自由、平等”而不得的原因，這是 個意識上追求、本能上拒絕的“先天信仰”問題。如此，“為全球文明的對話提供一個開放的平台”，決不可能是想象中的那麽理所當然。一個沒有普世情懷的文化為普世的衝突搭台，這本 身就有幻想的成分，這種幻想至少從湯恩比那裏就開始膨脹了。實際上，中國的天下主義不是普世情懷，朝貢思維不是契約思維。

先把對話平台的問題放一邊去，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采納的原因”。如果仔細分析，一個文明的核心價值，其實應該包括“規範的或書麵的”核心價值以及“實證 的或實際的”核心價值。可以說，西方的“書麵核心價值”與“實際核心價值”比較接近，分離度比較低，所以“獨立、自由、平等”實現得比較好。當然，這種情況不是從來如此，而是近 現代才開始這樣的。但是，中國的“書麵核心價值”與“實際核心價值”幾乎一直是分離的雙軌價值。

有人認為，中國的傳統核心價值包括“敬、恕、和、仁、孝、忠、信、恥”。實際上，這些隻是中國人的“書麵核心價值”，中國人的“實際核心價值”是完全不同的另外8個字：“ 天、權、錢、臉、家、統、吃、活”。易先生說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不恒定，其實，作為“實際核心價值”，我們的實利與權力觀恰恰特別恒定，以至於我們的“書麵核心價值”都一直無法 與之統一。我們的核心價值的恒定，還特別體現在“差序格局”的意義上，它是一種“內外有別”的恒定，敬和忠等等並不完全停留在書麵上，但它們肯定是親疏有別的。

我們一直以為，“普世價值不被中國人采納的原因”在於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其實這不全麵，這隻是意識層次的原因，被我們忽視掉的還有本能方麵的原因。本能方麵的原因說的是，即便是 認識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礙推行普世價值的人，他自己也會在實際行動中本能地抵製普世價值，而這正是實利信仰和權力信仰的頑固之處。

易先生在演講中提到自己在北京台說過的那句名言：“這年頭不弱智那就不能當領導”。很對，但很不夠。我要加上的一句話是：“這年頭不弱智那就不能當啟蒙思想家”。為什麽？ 原因很簡單，中國人的問題不是“認識到政治既得利益阻礙推行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問題是“認識到問題所在的啟蒙思想家，自己也會在實際行動中情不自禁地抵製普世價值”。中國需要 的是“啟行家”，不是“啟蒙家”；啟蒙家以為問題是“蒙”，其實問題是“行”；啟蒙家以為問題是“意識”，其實問題是“本能”；啟蒙家以為問題是別人不“行”，其實問題是連自己 也不“行”。

自由不是反抗主子，自由是趕走主子之後自己既不再是奴，也不再是主。中國人的自由，恰恰是以自己成為新主子為本能目標，而且，這不是個人的選擇問題，而是博弈環境的結構必然；你 不這麽做，別人也會這麽做，從而逼你隻能這麽做。情況可以用七個字來概括：認識到但被決定。這可不是宿命論，這是博弈結構論。每每價值與真相衝突，我們總是讓真相讓步，但這個真 相在每個人的心裏，這個真相無法讓步。

中國人的問題是自己本來的信仰及核心價值太強大而無法改變，至少我們沒有看到改變的跡象，而這正是中國社會深陷“囚徒困境”的原因。我在《中國不一樣》一書裏分析的就是這個問題 。大樹不可能倒，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抱著大樹喊坎樹”。“文明求同，文化存異”說起來生動，但文化一存異，一些重要的文明方麵，就往往無法求同。其實，也正因為如此 ，世界才有文明的衝突。

4、結語：“價值理性”與“認知理性”

每個研究中國曆史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國三千七百年的命運和選擇”重講一遍，但要害的問題是理論視角，是奧爾森式的“坐寇國家論”般的邏輯力量，不是缺乏“曆史解釋學 ”思維的“修辭分析”，更不是“價值衝動”壓倒“本質認識”的曆史通鑒。

易先生老當益壯，36卷本的《易中天中華史》雄心勃勃，作為讀者，我們隻能希望《易中天中華史》在保持自己的“價值理性”和“修辭思維”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認知理性”和“邏輯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