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過去與未來
在70年代初的美國，適時中國的文革高潮之後，文化革命的影響也逐漸滲入美國的社區生活，一些以要求文化認同，代表大眾麵目出現的，涵括了種族、族群、女權主義、同性戀及環境保護的社會運動，各有訴求，又互相聯絡，可謂局麵的百花齊放。其產生的最直接影響是在教育界的變革。文化批評家以及曆史學者處於前線，為了跟上不斷更新的文化認同而一次次的修改各類教科書，文化走在了“體製內長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結果是大大翻修了構成國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準則。
同性戀群體也因此處於曆史上最寬鬆的時期，同性戀和異性戀和睦相處，日益開放且毫無愧疚的同性戀文化，催生了一種無論是文化上，還是法律上的普遍解禁。
所有這些，導致了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恐慌，以至在80年代晚期發動了“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矛頭最初針對的是教科書改革，很快地擴展到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個角落，衝突從文化政治問題，逐漸擴展到文化正義 (Cultural Justice)。
隨即出現的是一種新的，更嚴厲的同性戀恐懼症。借助於艾滋病的出現，右翼理論領袖丹尼梅爾出版了《大地上的陰影：美國的同性戀》，其中有一句令人震驚的話語：“現在我們的國家分裂了”。對丹尼梅爾來說，分裂存在於同性戀支持者和秉承基督教價值觀的道德市民之間，而整治分裂的唯一方法就是“恢複禁止同性戀的傳統，重建我們的規範。”更恐怖的是，同性戀被宣傳為艾滋病的傳播體，對權利的壓製變成了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並催生了嚴厲的政策。l989年赫爾姆斯修訂的聯邦政府艾滋病議案，宣布任何有助於“提升、鼓勵或者寬容同性戀性行為”的教育材料都是不合法的。
在80年代的大環境下，同性戀藝術家和評論家們隻有把自己的意識形態，低調地偽裝而不是直率的自我暴露。但是正如ACT UP的一句名言：“沉默等於死亡”。正是文化戰爭使多年來被規訓的同性戀藝術乃至他們的生活從沉默中蘇醒，於是，話語權成為80年代同性戀藝術的核心。
就如大衛·沃基納羅維茲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說：“我是一個16英尺高548磅重的男人，卻生活在6英尺高的身體裏，我所感到的一切就是壓力，我所感到的一切就是我要釋放。”
在l989年，在飽受爭議的展覽《艾滋病：藝術家的回應》的圖錄中，開篇就有粗體字寫道：“縱使有47524個亡靈，藝術也還是不夠。我們的文化特許藝術家們去揭露壓迫，去接納排除在外的受壓迫的人。許許多多的人需要這樣的權利來拯救他們的生活。” 這是藝術震蕩的一部分，它足以使所有純粹範疇變得不純粹。藝術不斷地從平麵直立起來，與形式語言的鑒賞家們日漸的疏遠。藝術在不斷的叛離，走向了陌生的領土，隻留下陳舊的準則在統治一個被純化的曠野。”
與此對立的，正是赫爾姆斯在反複宣稱的話語：“藝術如果等同於同性戀，和得了艾滋病的同性戀，那麽藝術世界和同性戀們就必然會聯合起來對抗他們共同的敵人。”80年代末的美國右翼政治，對藝術的功能有一種複雜的情緒，他們即希望利用它來建立所謂的一統文化，又對藝術充滿了恐懼。藝術如果是在體現和人格化社會中存在的差異和分歧，這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被“政治化的藝術”終於進入了黑名單，在所謂的“淡紫色恐慌”中對同性戀進行了合擊，這一切都成為麥卡錫主義的新內容，並導致他們打響了文化戰爭的第一槍。
關於如何來定義文化戰爭的成敗與否？我們現在真的處於一個更好的位置嗎？在20年後我們學到了什麽？卡倫·芬利（Karen Finlay）問道： 如果我們看2009年11月，美國基督教三大傳統的150位頭麵宗教領袖聯合發表的《曼哈頓宣言》，“要確保將同性戀推回到壁櫥裏、要將女人送回到小巷墮胎。”這不僅僅是另一個“文化戰爭”的宣言，而且是一個當代文化標誌。就如人權運動（HRC）的回應：“這個宣言隻是延續了謬論，所謂平等和宗教自由是不相容的，對女人和同性戀的公平是他們的沉重負擔”。這份文件讓耶穌基督成為曆史上最偏袒的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