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作者和讀者的新自由——慶祝謝寶瑜《玫瑰壩》在蘋果電子書店發行銷售

2013-06-03 22:16:10

三十秒鍾買書

在iPad（不是大多數人都有，但是很多人有）上，點擊“

蘋果商店”，輸入“玫瑰壩”三個字，馬上就可以看到這本書，再點擊購買鍵，這部長篇小說就會立即出現在眼前。

——很簡單很容易。這是今天生活中平常的事情。

然而我知道這本書走過的漫長的路程。

六年前，我收到一個電子郵件，是一名在網上認識但未曾見過麵的讀者寫來的，問我是否願意讀一本題為《玫瑰壩》的長篇小說，非常長，寫的是農村的事情；作者叫謝寶瑜，住在加拿大；他自己出版了他的書。

我回信說，我願意讀。我自已剛出了一本書，知道其中的辛苦，

所以我請她把她已經看過的那本寄給我，我會看完後寄還給她。書很貴。假如一本書隻有一個人讀，太浪費。但是她沒有聽這個建議。很快，我收到了作者從加拿大寄來的書。書封麵是淺淺的藍灰色，印有黑色的書名、作者名字和出版社的名字“綠野”。全書919頁。

卷首有一頁“玫瑰壩方言”，解釋了書中一些特別的四川方言詞語。我能大致聽懂四川話，所以直接就開始看正文。一位擔任圖書館長的朋友告訴我，他多年不讀中國小說，因為多數當代中國小說把讀者當作弱智的傻瓜，看不下去。但是這本書我一口氣看了300頁。從這個虛擬的地名“玫瑰壩”的“鎮反”（鎮壓反革命）、“土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這都是真實的曆史事件）一直往下看去。中間我放下書去做那時必須要做的事，後來又找時間把全書看完，——看到“玫瑰壩”的文革，以及主要人物的死亡。

能很快讀完這本九百頁的小說，首先是因為這本書語言明白易懂，行文生動流暢。看了一部分之後，人物變得立體化和熟悉起來，閱讀和理解的速度也就快了。四川話本來就有趣。小說裏的人物如果個個都講標準普通話，一定會令人覺得是假模假式從官方報紙裏走出來的。

我也知道，這也是因為我想要讀到對鄉村生活的真實描寫。

在我小時候，能看到的長篇小說主要隻有兩種，一種寫怎麽通過革命奪取政權，另一種寫奪權後的農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後者中最出名的是《豔陽天》以及同一作者在文革中發表的《金光大道》（其中增加了大量“階級鬥爭”描寫）。盡管小孩子其實和成年人一樣經受了饑餓和匱乏，但是意識到正是這種小說裏鼓吹的農村政策和社會改造直接導致了人們的痛苦，是在下鄉當“知識青年”之後。即使已經不是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代初，我也看到了很多因營養不足而發育不良的農村孩子，以及因為營養不良而嚴重水腫的產婦。“知識青年”下去後想方設法回城，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想要吃到好一點的飯食。在城市裏，每月還有一張“肉票”（大概半斤。北京作為首都不需要），而生產食品的農民卻吃不到。

建構中國農村史

文革結束後，新的當局解散了“人民公社”。我到北京大學讀書時，中關村有了最早的“自由市場”（是指在毛時代後的北京。市場——當然是“自由”的才算“市場”，顯然已經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在中文裏有“市”這個字之前）。農民們來出售他們種植的蔬菜。大學生們則來買毛時代吃不到的花生和葵花瓜子。

很諷刺性的是，

應該說容易改變得多的文學和曆史寫作方麵卻遲遲不改變。有一天校中有個討論會，討論世上是否存在“人性”以及 “人性”是什麽。當時這算是一種“突破”，因為毛澤東說過沒有超越階級性的“人性”。主張有“人性”的學者的主要論據是馬克思說過“人性”一詞。但是對於馬克思的話還有怎麽解釋的問題，於是一位學者開始說明，德文（馬克思的母語）中這句話是什麽樣的，在俄文（俄國時第一個實踐了馬克思的理論建立了消滅私有製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國家）中是什麽樣的，在英文中……。在擁擠而空氣不流通的教室裏，我的眼前出現了因營養不良而雙眼浮腫成為一條細縫的產婦的臉（她姓萬，是我們生產隊裏的勞動好手）。像人要吃飯這樣一個“人性”和不讓人們吃飽飯是十足的“反人性”的問題，為什麽要用這樣奇怪的方式來討論呢？

所以，我一直想要看到用自由意誌書寫的關於鄉村生活和曆史的書。雖然暴露改革前的農村問題可以明顯給“改革和開放”新政策加分，但是顯然也會引起人們質疑製度和權力的根基。所以，文革後當局並不願意完全指出並說明這一社會製度改變，不願意暴露和記錄黑暗的過去。

像今天的中國盛行各種笑話“段子”一樣，

蘇聯末年也有不少笑話出現。其中有一個是：一個人問：他們說共產主義是科學，是這樣嗎？另一人回答：一定不是。如果是科學，他們應該用小白鼠做試驗。這是挺幽默的。可是好幾年來多次聽到有學者在強調毛澤東進行偉大的烏托邦試驗，動機是真誠的。還看到美國人韓丁（寫過關於中國農村的《翻身》和《深翻》書並在文革期間多次訪問中國受到隆重招待）在1990年代寫文章說中國應該堅持毛澤東的農業政策堅持大寨道路，卻無人反駁，我不由得懷疑起這個笑話了。經曆過饑餓、

貧困和匱乏的幾億人，保持沉默，莫非真的變成了小白鼠？

《玫瑰壩》正是一部揭示真相的大書。閱讀這本書的時候，

我們回到了那個已經幾乎被忘卻的年代。我們在普通農民和鄉村“幹部”之間，目睹共產主義的社會改造怎樣開始和發展，以及伴隨著這場社會改造而發生的迫害、饑餓、貧困和死亡。《玫瑰壩》隻講了在當時來說普通而平常的故事，卻顯示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共產主義理論的荒謬和殘酷。例如，書中描述了在“吃飯不要錢”（表明了被毛澤東稱為“資產階級法權”之一的貨幣的廢除）的“公共大食堂”（表明了幾千年來全家人一起吃飯的傳統被打破而私有製的基礎之一家庭也因此被削弱）裏，“幹部”掌握了食物分配大權。大饑餓隨著公共食堂的建立而來，書裏的一個幹部拿兩個玉米饃，就足以誘惑和脅迫村裏的女人就範。小說也並不把事情簡單化。此人好色貪吃，卻在大饑餓最嚴重的時候抗拒上級指示，允許農民私自舉火煮點草根樹皮來吃，後來又不嚴格執行“政策”，允許老百姓偷偷種點私有的莊稼，讓人能有點活命的口糧。這些故事表明，壞的“政策”遠比壞的個人造成更大的災禍，而壞的理論又是壞的政策的來源。

《玫瑰壩》也寫出了“人民公社”製度的自身矛盾。公共食堂似乎是“一大二公”而“平等”，但是馬上建立了“大灶”“中灶”和“小灶”。領導幹部吃“小灶”，“突擊隊員”吃“中灶”，普通人吃“大灶”。很明顯，沒有這套等級獎懲，這個製度也難於維持。所以誰要指出這種自相矛盾，那麽隻有等著迫害落到頭上。他們的“理由”也很清楚，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領導幹部掌握分配權，決定他們自己“需要”更多。小說對這種“按需分配”作了有力的揭示和諷刺。

小說裏的人名地名都是虛構的，但是小說裏可以揭示人的心理變化過程，有普遍的現實意義。舉一個例子，《玫瑰壩》中寫到：按照傳統的規矩，當地的男人從不打女人；那裏的女人從不打人，因為打人的女人嫁不出去。是在1950年代初的“鬥爭會”上，“玫瑰壩”的小姑娘學會了打人，而且後來當上了幹部，也嫁給了大幹部。我自己寫文革曆史。我調查了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1966年夏天，十個學校中有三名校長（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北京第三女子中學、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和兩名教員（北京第四女子中學和第十女子中學）被女紅衛兵活活打死。最近幾年有幾個前紅衛兵起來否認暴行，那原因並不費解。但是也有年輕人覺得難以置信。要是他們讀《玫瑰壩》，會對這打死五名校長和教員的案例有所理解。

六個月以前我寫了《曆史寫作的力量》一文以慶祝楊繼繩先生《

墓碑》書的英譯本出版並試圖說明我對這本書的理解。那是“曆史書”，沒有絲毫虛構。作者用事實和統計數字來讓我們了解和認識毛澤東時代規模巨大延續持久的大饑餓，1959-1962那場饑荒導致了三千六百萬中國人餓死。在80萬字的最後部分，作者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極權主義統治是造成大饑荒的主要原因。《墓碑》去年同時翻譯成四種語言出版發行，也體現了這種偉大的“曆史寫作的力量”。實際上，《玫瑰壩》也有這樣的作用。小說能形象地細致地寫出那個時代的人物、風俗和世情，人們的心態和心理，在不同的層麵上建構曆史。《玫瑰壩》裏所寫，和《墓碑》所寫，可以互補。

讀《墓碑》和《玫瑰壩》這兩部不同的作品（相同之處是他們都很長），也可以理解為何俄國大作家索爾仁尼琴在他的長篇巨著《紅輪》中采用了“實驗性”的寫法，把真實的曆史人物和事件，與虛構的人物和他們的成長同時寫在一起並行。這種手法可以幫助作者在更大的廣度和深度上重構俄國二十世紀曆史。感謝中國的幾十名俄文翻譯專家，把這部二十卷的巨作翻譯成了中文。我每次購買的時候（有幾次是為了送給朋友），都會想到這個翻譯者群體的用心之一是希望中國也有這樣的作品。

“超人”作者

我從未見過《玫瑰壩》的作者，隻是和他通過幾次電話和電郵，知道他生在1950年代中期。小時候父母離異，主要是因為所謂“政治問題”，在那一代人中這不是少見的例子。他隨祖父母在四川的一個小縣城長大，看到了聽到了並也經曆了那裏的各種故事，這就是《玫瑰壩》的資料來源。文革後重建高考製度，他考上了大學並讀了英美文學碩士，後來到了加拿大，讀了經濟和管理的學位，現在是會計師。他在加拿大結婚，有了兩個孩子。他寫了這本書。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就自己注冊了一個出版社，名為“綠野出版社”。他花了一萬多塊錢（加幣），印了一千本。我收到的，就是那一千冊中的一本。

聽說在中國一個書號（ISBN）可以賣兩萬塊錢（中國錢）。

現在中國可以允許私人企業，從小飯館到大煤礦。但是私人媒體和出版社，卻是絕不允許的。所以書號可以私下賣到這個價錢。在中國之外，任何人可以到網站上注冊出版社和申請書號。例如，注冊“綠野出版社”隻用了75塊錢。因為用信用卡付款，那也就是說，隻要幾分鍾，你就可以“搞定”你的出版社和馬上出版你的書了。我懷疑這裏是否要用“搞定”這個比較新的漢語說法，因為這個過程實際上容易而迅捷，而漢語裏的“搞”似乎是指一些不簡單而且曖昧不清的行動，比如以前常說的“搞階級鬥爭”。

這一簡單易行的建立出版社的方法，顯然是“出版自由”的具體體現之一。謝寶瑜用了這個自由。綠野出版社現在隻出版了一本書，他歡迎別的朋友來使用他已經獲得的ISBN書號。而他最近在網友們幫助下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在“蘋果商店”出版和發行《玫瑰壩》電子書。我在本文標題中稱之為“作者和讀者的新自由”：對作者來說，他不需要再付一萬塊錢來印書，而且，他時刻知道在哪裏有人買了他的書，總共賣出多少本。對讀者如我來說，我花了三十秒鍾和六塊錢，就得到了這本書。在網址http://rmeiguiba.wix.com/greenwildspress#!how/c23ar上，他詳細教給大家怎樣做電子書出版，不用花任何錢。當然，這裏的“機會成本”很高（經濟學上把如果你不做這個工作而用這時間和精力做其他工作能賺的錢也列為一種“成本”，是很有道理的說法。而那些為從前做了壞事的人辯護者說那些人是為了理想沒有得到物質好處的時候，也忘卻了那時候社會不給人別的出路，所以那些人的“機會成本”是零，而得到的權力大大。）

電子書上網出售以後，謝寶瑜來過一個電郵，

說他在某章某節又發現了兩個錯字，字裏行間透出懊惱的意思。我回信說，本來，除了作者，還應該有一個叫做“編輯”的人，參與成書的過程。這個職務存在很久了，孔夫子就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偉大編輯，他編輯的書籍成為經典。你現在不但是作者，而且是編輯，還是出版人。過去，你上班掙錢來付款印書，現在，你自己設計和製作電子書。身兼數職，足夠偉大，不必自責。

然後我又添了一句：你已經成為“超人作者”。

我們當然知道，誰也不是電影裏的“超人”，有特異於常人的神通。我用這個說法，隻是指以異乎常人的努力來工作並且很有效率的人。此外，我在標題中說的“新自由”，和所有的“自由” 一樣，隻是給了我們選擇的機會，而不是確保我們的成功。甚至在這種意義上，社會條件和高技術給我們的“自由”是一種壓力：當你絕不會因為被搜抄走的手稿進監獄的時候，你會不會來寫一本書呢？當你有一萬塊錢可以自由支配的時候，你會不會用來自己出版印刷一本書呢？當你有了時髦的iPad，你會購買一本什麽書來閱讀從而也是支持那位作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