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識成為大眾”與當代建構
“認識你自己”，是刻在德爾斐阿波羅神廟的三句箴言之一。“智識”如何經驗那種能為自身所接受的東西？無論是儒家的“心性”，還是道家的“求道”，其實都是探討“自身”的命題。
當真理僅僅是作為一種想象的虛構而存在，當價值僅僅是作為一種製作的產品而存在，當代的文化個體麵對複雜的全球結構體係如何才能不迷失自身？馬克思說：“現實中的人是存在於一定的社會關係中，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的一係列語詞高頻率出現在人文領域：個體的、群體的、自我的人，被標示為國家的、種族的、性別的、文化的不同身份，與傳統、女權、後殖民主義、新曆史主義等等糾纏在一起，但被悄悄抹去的恰恰是“社會階級”認同。一個吊詭的現象是，當代思想理論“拒絕大敘述”、“否定整體觀”，都是以“階級”與“社會”的退隱為前提。想想在荒野裏的牛群，所謂“弱勢”總是與群體形影相隨。“集體社群意識”是弱勢群體的自然天性，但現代文化建構的個人主義原則在人類的視野中完全地清除了集體概念。在日益升高的社會兩極化趨勢中，最不可化約的差異他者，反而在當代思想理論中被稀釋，或是被視為大敘事的幽靈，被認為“庸俗”而被拒絕承認。
社會刻意在掩飾的，恰恰是最值得探討的，就是尼采也不得不承認，隻要是麵向大眾的，就是一種“末人”選擇，而這其實是謊言，讓民眾信仰的“真理”（謊言）都不過是哲人“權力意誌”的創造。列奧·施特勞斯（Strauss）說，柏拉圖主義（Platonism）將“謊言”設定為真理，而在背後隱含的恰恰是對等級秩序的捍衛。那些看來是大眾的、生命的、微觀的、形式的、身體的、自由的、個人主義的“真理”，所隱含的恰恰是現代主體的“建構”過程。
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配套”建構以共同維持統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觀察框架。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和西方之間真正的差異已不是文化，而是大眾所麵對的體製。在社會的“智識”層麵，“學而優則仕”與“賈而優則仕”是中西體製所帶來的選擇差別。中國的“智識”群體曆來更接近“權力”，中國文人自鳴清高的“雅俗之辨”明言了“智識”階層與大眾主動隔離的精英化傳統，就如有一種中國的藝術批評雜誌自鳴為《上層》，就是國務院也在展現《頂層設計》。就其在名謂上的“唯恐不上”而言，會讓人想到西方三千文人的“啟蒙”事業。中國的“智識”階層總是有意無意的以“上層”自居，文化精英對於大眾，曆來就是俯視，或是“視而不見”。無論是西方的“啟蒙”精神，還是東方的文化傳承，其知識話語中的“美學思辨” 都是隻有精英，而沒有大眾。
清末廢除科舉，終結了中國“智識”階層的“士大夫”之路；而近代中國的“大眾革命”則徹底的讓“文人”成為了大眾。“智識成為大眾”作為一種當代現象，在中國始於半個世紀之前的延安精神。這樣的“非曆史”超前意識，對於中國文人來說是“早來的不幸”。這也就可以理解，中國文人在回望“民國風範”時的垂涎三尺，或為尚未實現的“布爾喬亞”作痛心疾首狀。這也就可以解釋，在共和國的後30年曆史性回潮中，中國文人從大眾群體中迫不及待的“破繭而出”，在“革大眾命”的曆史運動中“衝鋒陷陣”。也許，智識覺悟到了“商與士異術而同心”，它向往的仍然是社會的“金字塔之頂”。
“大眾革命”在中國的成功，在新中國的前30年，“智識成為大眾”是其大眾主體建構的“先鋒性”。而後30年的曆史，“智識成為大眾”是文化臣服於資本霸權的“當代性”。“人算不如天算”，資本對“智識”並不存在特殊的誠慈。隨著“文化產業化”的塵埃落定，“智識成為大眾”重新占有了社會建構的普遍性意義。新中國前後30年的社會異動，對於大眾來說是“主體性易位”；而對於“智識”來說，無論是“大眾革命”的順勢而為，還是“資本霸權”的逆勢而動，“智識的勞動化”和“勞動的普遍化” 是人類曆史進程中的殊途同歸。“非曆史”被激化為曆史，“智識成為大眾”作為“當代性”特征，並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智識”因為“弱勢”而成為大眾，“99%”的當代概念表達的是在資本強力下生存的全球大眾，它讓“精英”形象在大眾的視野裏漸行漸遠。“弱勢群體”是五花八門的現代理論給予當代“大眾”的時尚名詞，但大眾不僅僅是現代文明所賜予的“弱勢”冠冕，它代表的是一種社會的普遍性建構。
隨著“智識”勞動的普遍化，大眾不得不走向了前台。當代性的意義，就在於“智識”在思想上的解放，越來越多的“智識”離開了“啟蒙”的台階，讓雙腳落在大地上行走。“智識”的目光從俯視轉而為平視，“智識”也就回歸了自身的位置。當大眾的“悟道”打破了現代闡釋係統的“封鎖線”，直入了“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民智就進入了廣闊的領域。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占領運動”，還是“重慶現象”，都具有無可避免的當代性，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也超越了地緣政治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