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成為大眾”與當代意識
當今中國的文藝，知識話語與“當代性”的落差到底在哪裏呢？或者說，文藝的“當代性”應落腳在哪裏？
如果“當代性”是體現了全球化時代資本市場的無限策劃，其相應的“文化適應”就是否暗含著一種從征服物（現代性）到征服人（當代性）的過程呢？如果說現代性是把“餡餅做大”的無限發展，那麽，當代性“征服人的心靈”就是另一個更重要的指向。人文思想從科學化到市場化，這樣的“當代性”是整個社會虛擬化的動力，也是那些關注社會現實的“敘事”被驅逐出場的原因。
當程序正義，契約正義讓“文化產業化”在中國一錘定音，當傳統價值和集體記憶被打成碎片，由“文化產業”建構的超現實夢囈，會給當代中國社會帶來什麽教益呢？
一直以來，文化是金字塔結構的頂端構成，它的意義在於體現“大寫他者”的主體性，然而，文化領域“同一性”建構的當代性，當文化名正言順的成為“主奴契約”的一部分。“智識成為勞動”就成為了一種曆史進程中的當代現象。
“文化產業化”在中國的塵埃落定，其中的“曆史性奧秘”就在於它直接地奠定了“智識勞動化”的社會普遍性建構。如果說，勞動成為商品，人的被“物化”過程體現了現代性；那麽，勞動跨越到文化層麵，“智識成為大眾”則是當代性的特征。
根據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某個層次，財富的生產將與社會的智識發生關聯。全球化過程中不斷擴展的高智識人群加速了這種關聯的實現，這個趨勢被稱為“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一般智力”概念意味著“勞動階級”成為了一個十分寬廣的範疇，就如毛澤東試圖將新中國的政治主體從產業工人擴展到其它勞動人口。這一曆史性的變化是源於資本消除地域界限的全球化“欲望”，全球化導致了勞動形式，和無產階級的普遍化，由生產和創造性群體複合的當代“大眾”共同構成了勞動者的主體。
當文化的“情感”（affective labor），或“智識”一樣被納入了勞動的範疇，藝術家和“裝修工”成為一體，這樣的“生命政治勞動”（biopolitical labor）模糊了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在傳統意義上的界限，這也意味著勞動進一步的抽象化和社會化。情感和智力“勞動”首先產生的是一種社會生產關係，它的人類學意義是替代了“物質和腦力勞動”的分工，在美學上的意義則是“論證了創造力怎樣成為一種社會過程”。
文藝作為勞動力商品在社會中的流通，“美”就不一定存在於“勞動”的對象中，但一定會展現在“活的勞動”過程中。文藝正是在與大眾的“共鳴”中獲得了美，這種美在於文藝作為大眾參與建構了社會的現實與理想，這樣的美就不再是“想象中的行動”，而是變成了“行動中的想象”。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就是大眾。
“文藝成為大眾”是當代立場。文藝的“大眾”身份，不是文化的“醒悟”，也不是文化對“大眾”的迎合，而是基於“智識成為大眾”的曆史性出世。
在這個意義上，《延安文藝》也就是讓“文藝成為大眾”。毛澤東是在文藝中看到了大眾，倡導的是文藝對“大眾苦難”的覺悟，讓文藝直麵大眾“兩手空空，在黑暗中行走的社會現實”，去體會“頓覺眼前生意滿，回首人間苦人多”的大眾悲喜。“延安文藝”的價值是在於它的社會性，和“現實性”，它所表達的是“當下”、“大眾”和“底層”。“底層”的大眾成為文藝主體，在整個世界文化史中絕無僅有，它既不同於傳統文化，也獨立於西方的任何文藝思潮。這也就是“延安文藝”所具有的“當代性”特征，它超前的“前衛”意識，和它的“非曆史”生命力。
《延安文藝》在世界文藝史上的地位，是基於一個實現了的社會現實，這與單純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質的不同。德國女作家安娜·西格斯（Seghers）在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德譯本寫的長篇序言中就指出，在歐洲文藝為這個主義，那個理論的長期爭論中，沒有出現任何的結果，倒不如都來學學毛澤東，他不是從定義，而是從實際出發，提出了文藝為誰服務（為大眾）和如何服務（普及和提高）。這兩個基本問題，這也正是文藝發展應循的原則。
“智識成為大眾” 是智識的悟道，但知識的“悟道”不是目的，也不是文藝的全部。它隻是起點。文藝比它在第一時間“再現”的遠為複雜，文化作為大眾的表達、啟智、普及、和覺解；代表的是一種能描述現實，願望，結構化，和抽象思想的驅動力。“藝術就是大眾”就不再是“政治美學的塗塗改改”，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從這紛雜的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的觀點。藝術從“大眾”中感覺到自己，意識到了自身的位置，從而進一步的認識了世界。這樣的文藝就不僅僅是文藝，而是藝術對當下社會真實的表達、反思或幹預。它為當代文化尋求判斷原則，它要確立的，既不是形式的，語言的，也不是觀念的文化，而是作為價值判斷的、真實的當代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文藝作為一種當代大眾的集體認知途徑，是在為“大眾”共同目標的形成創建基礎。
“大眾”若以“弱勢”自居，以在既定的秩序中訴求“平等待我”無疑是緣木求魚。延安文藝在事實上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政治”。“延安文藝”的“運動形式”是文藝史中的獨特現象，它的行動性與實踐性，社會性與現實性，類似於盧卡奇所說的“整體性”藝術。因為大眾跟隨的不是“文化”所給予的形式、語言、或觀念，他們遵循的是自己的運動方式，大眾的敘事是一種自發性的存在，它自會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表達。
“文藝是什麽”？當代文藝隻有解放了“文藝作為大眾”的思想，長久以來對於文化的“誤解”，那些隻是基於主體意識的，精英的，市場主義的感受而產生的誤解才會煙消雲散。
相對於社會的虛擬性，“大眾”是一個實在的領域；相對於“上層”的封閉性，“大眾”是開放的層麵。一個多樣的、流動的、從事物質，和知識生產的當代大眾，是窮人、邊緣人、有情感的人、也是智識的人。“大眾”是可塑性的主體，這種自我塑造就是文化。雖然，一直以來，“文化”總是被形式語言所掌控，或是被市場利益所侵蝕，這並不意味著大眾作為主體形象的“塑造”過程永遠的被廢除。誠如拉賓諾（Rabinow）所說：在文化領域層出不窮的“新異性”，導致了我們在文化上無所對策的窘境，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正確。背景現實，與“陳舊性”遭到遮掩，這才是文化的真正脈絡。
大眾作為主體是可塑的，他們所需要的就隻是表達他們“本來的”自身。隨著知識成為大眾，當一個裝修工擁有了藝術的技能，大眾的自身表達就越來越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這也許就是所謂的“文藝的當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