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革命的真正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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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的真正敵人

來源:《共鳴》
導讀: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汙；第五大敵是擾亂。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第一大敵是貧窮；第二大敵是疾病；第三大敵是愚昧；第四大敵是貪汙；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
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哪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製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為什麽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為什麽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為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嗎?故即為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鏟除這五大敵人。
貧窮
餘天休先生曾說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貧窮線以下。近來所得社會調查的結果，離餘天休先生的估計不遠了。這是我們的第一大敵。
疾病
疾病是我們種弱的大原因。瘟疫的殺人，肺結核、花柳病的殺人滅族，這都是看得見的。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勢力可以毀滅全村、可以衰弱全種的疾病，如瘧疾便是最危險又最普遍的一種。近年有科學家說希臘之亡是由於瘧疾，羅馬的衰亡也由於瘧疾。這話我們聽了也許不相信。但我們在中國內地眼見整個的村莊漸漸被瘧疾毀為荊棘地，眼見害瘧疾的人家人丁絕滅，眼見有些地方競認瘧疾為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病痛。(我們徽州人叫它做“胎瘧”，說人人都得害一次的)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可怕。張振之先生在他的中國社會的病態裏，引了一些最近的各地統計，無一處不是死亡率超過出生率的。例如：
廣州市十七年五月到八月每周死亡超過出生平均為六十人。
廣州市十七年八月到十一月每周死亡超過出生平均六十七人。
南京市十七年一月到十一月平均每月多死二百七十一人，每周平均多死六十二人。
不但城市如此，內地人口減少的速度也很可怕。疾病瘟疫橫行無忌，醫藥不講究，公共衛生不講究，哪有死亡不超過出生的道理?這是我們的第二大敵。
愚昧
我們號稱五千年的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三十年的大學。在今日的世界，哪有一個沒有大學的國家可以競爭生存的?至於每日費一百萬元養兵的國家，而沒有錢辦普及教育，這更是國家的自殺了。因為愚昧，故生產力低微，故政治力薄弱，故知識不夠救貧救災救荒救病，故缺乏專家，故至今日國家的統治還在沒有知識的軍人政客手裏。這是我們的第三大敵。
貪汙
貪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特色，已成了社會的普遍習慣。正如亨丁頓說的：“中國人生活裏有一件最惹厭的事，就是有一種特殊的貪小利行為。上而至於軍官的克扣軍糧，地方官吏的刮地皮，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揩油’，都是同性質的行為。”這是我們的第四大敵。
擾亂
太平天國之亂毀壞了南方的精華區域，六七十年不能恢複。近二十年中，紛亂不絕，整個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毀了，東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殘破之區、土匪世界。美國生物學者卓爾登曾說，日本所以能革新強盛，全靠維新以前有了二百五十年不斷的和平，積養了民族的精力，才能夠發憤振作。我們眼見這二十年內戰的結果，貧窮是更甚了，疾病死亡是更多了，教育是更破產了，租稅是預征到民國一百多年的了，貪汙是更明目張膽的了。然而還有無數人天天努力製造內亂!這是我們的第五大仇敵。
我們要建立的是什麽
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長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衛生行政。“普遍繁榮的”包括安定的生活，發達的工商業，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經濟製度，公共的救濟事業。“文明的”包括普遍的義務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學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麵的提高與普及。“現代的”總括一切適應現代環境需要的政治製度，司法製度，經濟製度，教育製度，衛生行政，學術研究，文化設備等等。
這是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深信：決沒有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而不能在國際不享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
“反革命”
我們都是不滿意於現狀的人，我們都反對那懶惰的“聽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們仔細觀察中國的實際需要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我們也不能不反對現在所謂“革命”的方法。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製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象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在這一點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種革命都隻能浪費精力，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種下相殘害相屠殺的根苗，而對於我們的真正敵人，反讓他們逍遙目在，氣焰更凶，而對於我們所應該建立的國家，反越走越遠。
我們的真正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汙、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而他們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隻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一步一步地作自覺的改革。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達到之時。
這個根本態度和方法。不是懶惰的自然演進，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號標語式的革命，隻是用自覺的努力作不斷的改革。
這個方法是很艱難的，但是我們不承認別有簡單容易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很迂緩的，但是我們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喊口號貼標語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機關槍對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們知道，暴動與屠殺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們又知道，用自覺的努力來指導改革，來促進變化，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
(摘編自《胡適文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