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戲就是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在高雄辦的“世界人權日”遊行活動，結果發生大規模警民衝突，事後黨國以“叛亂罪”鎮壓收場。
當晚，這種場麵出現：
其實開始遊行走好好的，兩個四路縱隊並行：
事情已是曆史，事件本身到底是遊行民眾先打警察還是警察先攻擊民眾引起的，多年來在同胞那兒爭個不休。其實從反思的角度看，根本不重要。因為那個衝突是必然的。12月10日不出事兒，下一年1月10日也要出事兒；高雄不出事兒，台中、台北、嘉義也會出事兒。黨外要組織，這本身是違反“戒嚴法”的；黨國要維護“戒嚴法”的權威與黨國的“尊嚴”，隻能撞車。事後有許多人指責施明德辦遊行激進亂衝，其實是見木不見林。
是，那個遊行組織的很扯淡。因為黨國壓製一切組織，所以黨外的組織高手施明德的“組織”很業餘，請看當天遊行時施大俠的器材：
前導車兼指揮車上的施明德、周平德與姚嘉文（舉火把者）。
就是這輛車，上萬人的集會，就一個挎肩上的擴音喇叭發令，指揮員基本跟打醬油的差不多。
這是“演講車”，站車前麵的是呂秀蓮。別總看不起呂女士，當年是正經的勇者。呂其實是黨外運動的溫和派，出刊物搞選舉的路線，但是既然開始遊行，呂全力投入，一路演講，因此後來成了事件的“主犯”之一。
黃大佬在演講車上號令三軍。您沒看錯，車上掛著國父像，“黨外”當然不買三民主義的賬 ， 那個照片是用來避邪的門神。
從“美麗島”開張後的幾個月，“黨外”與黨國搓火已經幾個月了。9月8日的開張酒會，就有“愛國人士”去鬧事，喊出“打死黃信介”等口號。11月、12月，美麗島高雄服務處兩次被砸，屏東服務處也被砸，甚至連台北黃信介的家都被砸。事件前兩天，黨外人士堵到幾個跟蹤的特務，將其一頓臭揍。事件前一天，美麗島高雄服務處的姚國建與邱勝雄被警察抓走打的遍體鱗傷。到了12月10日這天，演講越來越冒火花，一會兒就把憤怒調了出來。黃信介大概看苗頭不對，就在演講車上用話筒宣布“活動結束”，從車上下來就被情緒激動的民眾在後麵踢了兩腳。現場亂套了。
亂套其實是必然。遊行、集會的領導結構本身就是鬆散的；指令係統根本不存在；沒有糾察體係；遊行的目的從來就沒說清楚。施大俠的“組織”都幹什麽了？把人叫來，事先將火把買好並運到地方，向高雄警察局申請了集會許可（被拒絕了）。簡單說就是把許多對黨國不滿的民眾給湊到高雄的大街上。憤怒、人潮、大街，這是後來眾人（包括許多與施一同坐牢的黨外同誌）說施激進亂來的的根據。
與當時黨外的混亂相反，黨國可是有備而來。裝備精良，組織完好，國家機器不是開玩笑的。下麵是黨國派往現場的“鎮暴車”。車前麵是持盾的警察。
遠看，車的威力不清楚，來一張現代版的詳解，就知道鎮暴車的厲害了：
活動周邊有幾十輛鎮暴車。
一邊是憤怒無序的民眾，一邊是準備好的國家機器，“高雄事件”的警民衝突是在數難逃。唯一慶幸的，事件中沒死人。小蔣大人事先有令，軍警憲特當天一律不許帶槍（小蔣大人對民主的貢獻，許多細微之處見真章）。
是不是有組織不失序的遊行更好？當然了。問題是黨國有戒嚴法，不可能給你一個有序組織的空間。戒嚴法不許組織，沒組織“黨外”一團亂麻，一團亂無法向戒嚴法挑戰。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怪圈，碰上施明德的神勇就不是哲學問題了。沒有施大俠這種“第一次”的碰撞，同胞們可能現在還在宋楚瑜總統與馬英九副總統的領導下幢憬幾年後台灣頭一次總統直選的美圖。除非一路跟著黨國走，隻要是碰撞，高雄事件的衝突可能是最小的社會代價。不能拿2006年的施明德返回去要求1979年的施明德。2006年的倒扁紅杉軍是在民主環境內考驗民主的力道，1979年是在與黨國爭民主最小的空間。1979年的施明德就是有2006年施明德的全部智慧，那個衝突也無可避免。
事發後，黨國把事件定位為暴徒叛亂。為什麽要有“報禁”？因為黨國要控製“真理”。這是事後剪報：
1979年12月13日開始大規模抓人。前後一共抓了150多人。其中還有個驚險片的刺激情節。13日清晨抓“要犯”。正好林義雄夫婦、施明德夫婦房子租在一起，施樓上，林樓下。前一晚陳菊與呂秀蓮也借宿在施家。原本黨國可以把四個要犯一網打盡。結果施明德居然在特務的重重包圍之下“從後山跳懸崖險路脫身”（真是從二樓平台跳下去跑的）。證明關鍵時刻還是軍人給力（施曾是國軍少尉）。施這一跑讓黨國顏麵盡失，於是發動了全台灣最大規模的搜捕行動。最後施成也江湖敗也江湖，被自己自認的密友、曾經的“獄友”出賣而被捕。這是26天之後的次年1月8日了。
捉到主犯中的主犯施明德，黨國誌得意滿，準備開庭判案，一舉把黨外這些反叛給打回石器時代去。就有了美麗島大審判。黨國沒想到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