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人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對馬克思主義是信仰還是反對？——我的回答是：不信仰，也不反對！
理由是，我還沒有取得信仰或是反對的資格。
馬克思著作豐富，堪稱等身；而我很慚愧，隻讀過很少的部分，特別是他的主要著作，如《資本論》，我壓根兒沒有讀完；連流覽一遍都沒有做到，根本談不上精讀和精研。充其量，隻是讀過一點，知道一點。有什麽資格信仰，有什麽資格反對！我的小小的長處是，還保留著一點知羞恥的道德情懷，萬不敢大言不慚，摸到大象的尾巴，就聲稱已是深得“大象精髓”，可擔當“大象學導師”了。就是這“讀過一點，知道一點”的表白，我也深知並不完全靠譜，因為是否真知道了，還是個有待證實的問號。
要知道，我能有如今這點清醒和審慎，是付出大代價，吃了大苦頭換來的。
想當年，我，和整個民族的很多人那樣，捧著那本小紅書《毛主席語錄》，聽從“林副統帥”的那個著名的“教導”：學習《毛主席語錄》是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捷徑”；於是，讀語錄，呼“萬歲”，喊“打倒”；在“永遠忠於”、“毫不懷疑”的自以為有了“方向”的心潮中，去努力地“緊跟照辦”。所幸的是，還有一點傳統文化帶來的“心理障礙”，使自己成不了“積極分子”；譬如，需要“指鹿為馬”的時候，我開不了口；需要“對敵人的殘酷就是對人民的仁慈”的時候，我下不了手。而這，是“積極分子”必備的素質。但不管怎麽說，通過小紅書的“捷徑”獲得的“馬克思主義”，當時，我還是相信的。並且和很多人一樣，把馬、恩、列、斯、毛放在一起，作為心中供奉的真理的化身、革命的領袖、思想的導師；還養成了一個習慣，把馬、恩、列、斯、毛的每一句話，當作足以分清是非的根據，隻要拿出“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大家就認為獲得了終極的結論；還想窮根究底探尋什麽，那就是可怕的“大逆不道”；是應該以“狠鬥一閃念”的方式，加以消滅的。更何況當時還有《公安六條》在一旁伺候著呢！
直到“文革”後期，麵對愈來愈看不到希望的貧困，麵對愈來愈沙漠化的文化狀況，特別是麵對一大批親朋好友，包括我的父親，在冤假錯案中耗費生命、家破人亡、無地伸訴的殘酷，“大逆不道”的念頭才在腦子裏蠢蠢欲動了。特別是通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蠢蠢欲動化為了一係列的質疑：如，“革命導師”是人還是神？他們的言說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嗎？
我必須把小紅書放下，重新閱讀馬、恩的著作。由於還未全麵的研究，我隻能結合我所麵對的曆史實踐，一步一個腳印地逐漸地、從少到多、從淺往深地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目前形成的還隻能是初步的印象，遠不是深刻的認識，更不是全麵的把握。我的初步印象是：馬克思，連同恩格斯，已經身體力行，從理論到實踐，回答了上述的質疑。
馬克思、恩格斯，終其一生隻是個草根學者；沒有擔任過任何可以享有特權的領導職務，沒有戴上任何可以居高臨下的頭銜。在第一國際（全稱國際工人聯合會）馬克思隻是一個委員，雖然和恩格斯一起為這個組織起草宣言——《共產黨宣言》，卻從不是當然的領袖，更不是可以下命令，作批示，下指示的權威。第一國際決議的規定是，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名譽會員”，任何提議均需多數成員通過方能生效。
他們死後雖被譽為“革命導師”，與之後的幾位“革命導師”相比，沒有任何實際的特殊待遇。馬克思一直到死，窮困貧寒，靠恩格斯每月5到10英鎊的接濟度日；雖著作等身，卻無權下命令讓老百姓購書學習。很有意思的是，所有其他的“革命領袖”，都以他們作為旗幟，作為當然的繼承者，獲得了頌歌，如列寧有蘇聯阿塞拜疆作曲家的《第二交響曲——追憶列寧》，如斯大林有阿列山大洛夫的合唱曲《斯大林頌》，毛澤東有和《國際歌》放在一齊唱的《東方紅》，甚至匈牙利的拉科西有《拉科西頌》，朝鮮的金日成有《金日成將軍之歌》，他的兒子金正日的頌歌已是不止一首，但卻沒有一首頌歌是獻給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這些頌歌都是獻給“救世主”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有幸沒有被褻瀆為“救世主”，而保住了思想家的清白。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神。
而更重要的是，雖然當時馬克思的思想與理論已有很大的影響，馬克思本人的理念卻決定了他不把個人的思想成果當作他人必須接受的“放之於四海皆準”的指導思想。
1880年，馬克思斬釘截鐵宣布：“有一點可以肯定，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不是說他沒有自己的信念和理論，不是不願意看到自己的信念和理論為人所知並得到認同，而是不願意抬高為“主義”讓他人盲目聽從。
這一點在他的兩個嚴格區別的概念中可以看出。這就是“武器的批判”與“批判的武器”。所謂“武器的批判”，是指用暴力和以暴力為後盾的強製手段，摧毀或壓服對立的勢力和個人，包括對自己不能“說一不二”的思想和行為。所謂“批判的武器”，是指一種正確的思想要為他人接受，劃清真理和謬誤的界線，隻能論理和說服，這論理和說服就是“批判的武器”；這是不能用“武器的批判”來替代的。
而要使“批判的武器”不被“武器的批判”所替代，有兩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一個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客觀的條件，這就是製度化、法律化的言論自由。作為言論自由的載體，馬克思堅決反對書報檢查製度。《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指出：“整治書報檢查製度的真正的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製度。因為這種製度本身是惡劣的，可是各種製度都比人更有力量。”“沒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在馬克思看來，沒有這個條件，“批判的武器”，即論理和說服就沒有存在的空間。所以，他的語氣是斬釘截鐵的。
一個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主觀條件，即依賴科學而不是權勢。你要說服人嗎，在馬克思看來，那就得依靠理論的“徹底”，這裏有一段，是那些“權力至上”而又自稱是馬克思主義“信徒”的人物，最忌諱的名言：“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也會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頁）這些“信徒”最習慣的就是使用“隻有如何如何，才能如何如何”、“絕不如何如何”、“必須理直氣壯”等等宣判式的語詞壓人，而最不習慣的是，以平等的態度交流思想，以科學的精神論說觀點，堅守自己自由表達的權利，也尊重他人自由表達的權利，包括自由表達和自己相左的意見，根本原因是有權而無理，求權而不求理，缺少的恰是馬克思所強調的具有說服功能的理論的徹底的科學性。這就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嘴大就是理大。他們是靠權勢的“嘴大”來壓人的；可惜的是還有一條規律：壓而不服。這是他們聲嘶力竭、氣急敗壞的失態的根本原因。作為一個追求徹底科學性的學者，自己的信念和理念是否代表正確，是不能自封的。而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在這一點上，上至國家首腦，下至平頭百姓，一律平等。
因此在實踐的過程中，必須尊重和保護每一個人的發言權。馬克思大概萬萬沒有想到，會有這麽幾個“領袖”“導師”用“武器的批判”，即動用強製的方式，甚至直接動用槍杆子來推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用“公安”手段來對付置疑者，異議者。曆史已經一再證明，用暴力為後盾推行的“真理”，一定不是真理，它隻能給一個民族帶來災難和浩劫。
馬克思不是一位以權勢壓人的權貴，他不在以“主義”包裝的等級製的權力體製之中，他不需要一個神秘的光環來維持“永遠正確”的權威；他以科學探求的精神尋找“解放全人類”的道路；這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提高、不斷修正原有認識的開天辟地的過程。他和以他的名義追求權力的“革命家”們完全不同；對他和恩格斯來說，“修正”不是“背叛”，而恰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學者的人格的堅守。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個年份：1848年和1895年。
1848年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這代表了馬、恩早期的認識。1895年發表了恩格斯的《導言》；這代表了《資本論》第三卷以來，馬、恩對早期認識的修正。令人感動的是，他們沒有“洞察一切”、“絕對正確”、“放之於四海而皆準”的思想包袱，隻有追求真理的執著和堅定；對的堅持，錯了就改，恩格斯坦誠地表白：“曆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隻是一個幻想。”這才是一個科學思想家的品格。與那些“權大即理大”、“權大於理”，用權力甚至暴力來推行他們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偉大發展”的“真理”的代表者，實際上已從根底上與馬克思毫無關係。曆史已經證明，凡是依仗強權和暴力來推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讓人類付出了空前的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之後，一一宣告失敗和破產。人們看清，神化馬、恩，把“導師”之名強加於馬、恩，是神化他們自己以實施獨裁的手段。
我們的任務是重新認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人其作。有意思的是，值得深思的是，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那些曾經被宣判為“反共”的“帝國主義”國家，有馬克思的故居、紀念館，有馬克思的青銅像，而並不諱忌他的名字，把他當作“洪水猛獸”；據說有兩次重要的民意測試，馬克思當選為“世界第一學人”、“最偉大的思想家”。
看來，大家都需要馬克思，但“需要”什麽，卻是各有所需。有的需要他是“革命導師”，有的需要他是“偉大學人”；有的需要他的“暴力革命”，有的需要他的“和平過渡”；而不考察和真信馬克思歸根到底追求的是什麽。
是的，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目標是真實還是幻想，人們可以各抒己見，大概我們的有生之年難見共同的結論；但有一些具體的合理的目標，各國卻有遠近之分；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如“整治書報檢查製度的真正的根本的辦法，就是廢除書報檢查製度”；如三大差別（城鄉、工農、體腦）縮小和消滅，在當代的國家之間有的距離太遠，有的相對靠近，這是已經可以用數量來標明的事實。令我們感到驚詫的是，那個已經崩潰的“社會主義陣營”竟比我們曾經認真批判的“資本主義陣營”要遙遠得很多很多；我們現代很多社會學家已經承認，在歐美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存在著社會主義的因素。“誰更加靠近馬、恩提出的目標”，已經成為我們不能不麵對的事實，不能不重新思考的問題。誰更靠近馬、恩，不再是一句口號，一幅標語，一次宣誓，甚或是寫進了黨章、憲法的大段文字，而是或長或短的一段曆史實踐的結果；這個結果也不單表現為經濟指標的高低，即既要有馬、恩所說的“經濟基礎”，還要有他們所說的“上層建築”。可見，馬、恩被認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屬於“社會主義陣營”；而更重要的是，作為探尋人類社會進步的學者，屬於全人類。他們沒有他們自己也不承認的被確定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義”，但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探討，他們提出的很多社會進步的具體指標，他們經曆的曲折的思想過程，都是人類共有的價值極高的精神財富。稱之為“世界第一學人”、“最偉大的思想家”，是當之無愧的。
這就是我心中的馬克思，和他的好友恩格斯！
來源: 財經網2013-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