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你做學問，就該踏實考據。至少先把實踐論讀一遍，然後想一想

當年土共的抗大裏麵，有誰能捉刀代筆？

道聽途說，或者自己發明，都不是真正有風骨的讀書人所為。

 

我碰巧最近看了一段回憶錄，大概能解釋一下你的疑問，如果你的疑問是認真的，的話。

主席第一次來抗大講課是在下午。四大隊全體學員很早就整隊來到場院中央坐下，他們個個情緒飽滿，神態興奮。父親依舊有點緊張，手指反複揉搓口袋裏那幾根削尖的鉛筆。不一會兒，延安城裏城外的人三三兩兩地趕來，有人拿著自帶的馬紮當坐墊，有的就近拾撿些磚塊，石頭，或土坯塞在屁股下方，還有的幹脆就站在一邊。這時人越聚越多，七嘴八舌先是小聲嗡嗡，然後揉然夾錯，分貝逐漸升高，很快就聽到你來我去的大聲喧嘩，就像是趕春節廟會。四大隊當時已經有三百多人，然而周圍的人卻有上千。場院邊很快就人擠人，後麵的不住向前拱，不時拱倒幾個前排站著的人。摔倒的人跳起來，轉身嬉笑著和後麵的人打鬧。抗大校長，年輕英俊的林彪進來看見這個混亂場麵，臉一沉，低聲說：“整隊，集合。”全場頓時安靜下來。林彪親自指點安排座次，很快使場院顯得整整齊齊。之後，他不時向院門外探望，所有人也隨著他轉頭，就像林彪頭上裝著一台遙控器。最後，一位戰士進來報告：“主席來了。”果然看見門外兩個人下了馬，林彪親自迎上前，把主席領到木條桌邊。兩個警衛戰士站到了周圍的人群中。
毛澤東進門顯然有點意外，他的第一句話是：“那來這麽多人呐？”他的湖南腔把“來”字拉得很長，把“這”字繃得老高。林彪向他耳語了幾句，毛澤東指著外圍的人說：“原來你們是遊兵散勇呐。”說得滿場的人都笑了。毛澤東接著說了幾句開場白：“你們的教育長要讓我來講哲學。題目哪，大得嚇人，叫做辨證唯物論。我說你這是強人所難。我是山溝溝裏的馬克思主義者，莫有讀過幾麽子多馬列主義的書，實在是勉為其難呀。強人所難，勉為其難，強勉，勉強。我，不好推辭，就隻好勉強給大家講幾課了。講得不好呐，還請大家批評。這也是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嘛。”
接著毛澤東開始講課：“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曆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他態度從容，談吐隨意，語言平緩而風趣，人人凝神傾聽，全場靜悄悄的。父親後來回憶：“主席的聲音也不算大，可是，除了聽到有趣的地方，發出陣陣笑聲而外，從頭到尾都是靜悄悄的，一個字、一句話，都清清亮亮的傳到每一個人的耳朵裏，象是再現了老殘遊記中白妞說書的場景，不過，那裏是掉下一顆針都能聽到，這裏是鉛筆在紙上速寫的聲音。”
在父親的印象中，毛澤東不是想象中的叱吒風雲人物。他清瞿的麵孔，高瘦的身材掩蓋了天生的強健體魄，展示出一種文弱書生的風度。那天毛澤東穿著一件又舊又寬的蘭布棉大衣，下擺留著大片的油漬汙跡，但他炯炯有神的眼光卻讓人很難聯係到“邋遢”二字。父親感覺他講得內容起始淡泊，不怎麽吸引人。但越聽越有味道，仿佛是吃橄欖，剛放到嘴裏隔著一層皮，嚐不到味道，越嚼越覺得清香回味，越讓人不住地反複咀嚼。毛澤東善於運用一些具體事例來闡述深奧的哲理。他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中國革命的經驗，古今中外的典籍，“三國”“水滸”“紅樓”“西廂”的故事揉合在一起任意驅馳。他的推理如同剝筍，一層一層露出素潔白嫩的核心。他的比喻，幽默詼諧，寓哲理於談笑之中，引得聽眾不時地發出笑聲。如果你在大學中聽過一個高明的教授講課，你可以輕易想象到，一個長期在封閉環境中長大的青年在聽到下麵幾段話時會有什麽樣的感受。
“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曆史的時節－－自有曆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麵，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也許這時父親已經暈頭轉向，他的感覺隻能用博大精深，無與倫比來形容。他明白自己腦子裏的哲學觀念和毛澤東講得哲學完全是兩碼事。父親拚命記錄，如同饑餓的幼崽試圖吸幹每一滴乳汁。他覺得頭腦仿佛豁然開朗。毛澤東把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國際國內的鬥爭形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看似風馬牛不相及東西統統貫穿起來，然後高屋建瓴，舉重若輕的進行透徹剖析，諸多問題無不迎刃而解。父親感到辨證唯物論真是無所不包的智慧之神，無所不克的萬能之劍。既然共產黨擁有如此科學的武器，那麽自己的眼前還不是一片光明？
就是憑著這種貌似真理的模樣，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領袖們征服了無數像父親這樣的青年知識精英。抗大四大隊的學員們在聽完課後議論紛紛：“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豈止十年，簡直是此曲隻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偉大，偉大，共產黨有真理，有能人，不勝利就沒有天理了。”“世上竟有如此博學之人。高明，絕對的高明。”
毛主席的每次講課被父親他們速記下來，加以整理，然後刻在蠟紙上，油印成冊，以後經過修改，便是收入毛選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不過，講課時許多有風趣的實例，已經刪去了一些。經過多年之後，父親到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參觀，看見陳列品中有當時的一份油印底稿，麵上的一張竟是他刻的。自己的筆跡，就是相隔二三十年，也不陌生。它立刻把父親的記憶引回到當時的延安。父親站在那裏看得出了神，久久舍不得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