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歲這年，老作家梁山丁終於入黨了。
這年春節之前，他因嚴重的腦出血住進了醫院。人陷入昏迷，氣管也被切開，生命垂危。幾位子女相繼從外地趕到沈陽來。
在商量後事的時候，大兒子向梁山丁所在的遼寧省作協黨委提出，能否考慮一下父親的入黨申請。這是老人家大半生的願望。
每個黨員在入黨儀式上，都會站在黨旗前宣誓。誓言裏有這麽一句“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在老作家已經無力奮鬥的時候，組織上是否應該考慮一下他的請求了？
十萬火急。時間緊迫。
第二天，作協雷厲風行地開了會。領導指示：“不管山丁還有多少缺點，也不能再等待他去改正了，他也不能去改正了。山丁隻能做到這樣了。我們千萬不要為自己能做而不去做的事而愧悔。”
書記的意思是，一定要爭取在梁老被追認為共產黨員之前使其成為共產黨員。審批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了。春節過後，經機關黨委討論，梁山丁同誌被正式吸納為中共預備黨員。終於，“揮筆潑墨六十載，八秩夙願已實現。”同時，春風化雨，令人非常意外，高齡黨員梁山丁的重病竟也奇跡般地康複了。
梁山丁一直入不了黨的原因很簡單：曆史問題。
梁山丁原名梁夢庚，1914年出生於遼寧省開原縣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十七歲開始發表小說。此後的十幾年裏，他先後出版了小說集《山風》（獲《盛京日報》文藝賞）、《綠色的穀》、《鄉愁》、《豐年》以及詩集《季季草》，成為當時東北淪陷區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他文學生涯的黃金時代恰好與偽滿洲國的短暫曆史完全重合。
在一張陳年的黑白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眼神有些憂鬱，不知望向哪裏的東北青年。他梳著油亮的大背頭，穿著深色的西裝三件套，係斜紋領帶，上衣口袋裏別一隻鋼筆，雙手瀟灑地插進褲袋。在照片裏陷入沉思的梁山丁，大概不會想到，日後衡量他作品的主要標準，是看其是否具有“進步意義”。
盡管早在1945年底他就進入了解放區，並隨大部隊回東北展開文藝宣傳工作，但“偽滿作家”這頂不光彩的帽子始終戴在他頭上，使他未來的幾十年一直與噩運相伴。
先是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因為與胡風有過來往，他被隔離審查十個月。1957年，他又由於在遼寧省政協會議上所作的《搬倒教條主義大山》的發言以及在作協整風會議上提出“作家治會”，被打成右派。緊接著，1958年，他作為“漢奸文人”（“偽滿時期很紅”），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關進了監獄（遼寧人民出版社1958年3月出版的《反擊右派文選之二》收錄了“老延安”蔡天心撰寫的批判梁山丁的文章《徹底肅清反動的漢奸文藝思想》）。1968年梁山丁終於刑滿釋放，誰知恰好趕上文革，他被安排在沈陽市新生化工廠（第一勞改支隊）就業。直到1979年，他才被平反，回到省作協，結束了22年的勞改生活。這時，他已經六十五歲了。
在這二十二年裏，梁山丁除了失去自由，結束了政治生命，同時，他的家庭也分崩離析了。
妻子羅麥，沈陽人，曾經也是個文學青年，早年用“左蒂”的筆名發表過一些作品。年輕時候，兩個人同過甘苦，共過患難。解放後，羅麥先是在《好孩子》雜誌，後又被調到北京，在《中國少年報》做編輯工作。
羅麥是個要強的女人，無論在工作中還是生活上都拚盡全力，不甘人後。同事們說她“有執著的追求和理想”，總是“搶著挑重擔”，“是個事業心很強的女性”。得知梁山丁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她精神恍惚，有一次昏倒在了馬路上。
當親情和一個人堅定不移的信仰發生衝突時，要做出抉擇是艱難的，特別是當這份信仰被所有人一致認同時。每個人都害怕被社會孤立。看到梁山丁被置於“人民”的對立麵，羅麥便開始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她責怪自己目光不夠敏銳，覺悟低，認識水平不足。後來她想清楚了，她決定寧可犧牲家庭也要跟著黨走。很快，她就提出離婚，寫信給組織要求和梁山丁劃清界限。一旦明確方向，女人在行動上往往比男人表現得更加決絕，果斷。
接到羅麥離婚申請的那一天，一向樂觀的梁山丁在監獄裏失魂落魄，百感交集。一方麵，他安慰自己說，這不是她的真心，她一定是迫於某種壓力才這麽做的。另一方麵，他不得不承認，無論對方的出發點是什麽，一切都結束了，自己已經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回想起，他們一起經過的那些兵荒馬亂年代的艱難困苦。1943年他乘夜車離開偽滿洲國時，是羅麥為他的安全擔憂，設法幫他弄到了汪偽大使館的出國證。他回想起，1945年底他奔赴晉察冀解放區時，是羅麥連夜為他趕製出小販式樣的棉襖棉褲。他回想起，1951年他隨慰問團到朝鮮前線采訪時，被排到最後一批回國，羅麥由於擔心他已經犧牲而憔悴不堪的麵容。梁山丁在黑暗中吟誦起蘇東坡的“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這天晚上，他做了一個自己無法解釋的夢，他夢到了生長在家鄉開原大獅子溝山裏的金堇花。漫山遍野的紫色的金堇花。野生的，苦澀的金堇花開口對他說話。隻有這種無人理睬的植物能夠帶他回到那誰也奪不走的家鄉。
而羅麥，經此事變，也從一個“跟人談話時總是麵帶笑容，用商量的口吻”，“有著一雙美麗的大眼睛”的年輕編輯，變成了沉默寡言，隻知道拚命工作的人。她生活負擔沉重，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但出差、加班，她從來都不肯落後。她咬緊牙關，她想，自己絕不能讓人看輕。
她的小兒子梁大昕在回憶文章裏寫道“在我少年的印象中，母親不愛笑，即使我們子女團聚，也難得見到她的笑容。從前並不是這樣，記得童年時的照片上，我偎依在母親身邊，她端莊、嫻靜，一雙俊美的眼睛流溢光彩，嘴角微微開啟，兩個淺淺的靨窩，笑得真美。”
當一個人失去了笑的能力，我們總想問問她，你到底把它藏在哪了？
然後有一天，笑容又突然回到了這位母親的臉上，雖然隻是短暫的一天。這天，“她興衝衝地推開家門，兩頰微紅”，她告訴三個孩子，她入黨了。“母親是那樣興奮，入夜了，還在和姐姐們談修養，談理想，談工作。從那以後，我們更難見到她了。她總是很晚回家，很早離家，有時半夜我睡醒了，她還在燈下學習”。她“好像要用雙倍的勞動贖回什麽”。當物質世界已是一無所有，你會寄望於在精神世界裏找到一個著落。
多年以前，羅麥和梁山丁——兩個要求進步的青年，曾經打過賭，看誰先入黨。現在，羅麥贏了。雖然代價沉重，但是她贏了。
不過，嚴於律己的共產黨員羅麥還是無法逃脫變幻無常的時代驚濤。文革中，她被定為“特務”、“反動文人”、“反黨分子”，也被關進勞改隊，並於1972年被開除黨籍。
她苦苦追尋的那個“著落”，得而複失。
第二年，當小兒子從雲南農場回京探親時，他吃驚地見到了一個頭發灰白，前額爬滿皺紋，眼睛失去光澤，兩頰凹陷的母親。有一次，他因為在農場受到的種種歧視、打擊，而埋怨母親說“都怪你”時，羅麥“沉默不語，斜倚著床欄，頭扭向牆壁，像座木雕”。“好一會兒，母親抬起頭，訥訥地說：‘隻要我活著，一定盡力減少你的痛苦。’”
她覺得自己的身上又多了一重罪孽。從此，身體虛弱的羅麥就為了小兒子的事情，無數次地在農場和知青辦之間奔走，忍受著兩方麵的刁難、拖延和踢皮球似的推脫。
當時間的指針滑到1976年，偉大的毛主席去世了。對很多人來說，這等於是天塌下來了。這年的9月20號，電視上播出了毛主席的追悼會。羅麥像所有人一樣，虔誠地在電視機前低頭默哀。這是一次無比悲痛的默哀，長達三十分鍾。但羅麥疏忽了一點，長時間的低頭使她已有的腦溢血發作了。僅僅一天之後，她就告別了人世。她把最後三十分鍾的清醒獻給了毛主席。
羅麥死後，她的孩子們在清理遺物時，發現褥子底下整整齊齊地放著一遝人民幣，全是一元麵值的。一共五十三張。這是從被開除黨籍直到羅麥臨死前應交的黨費，一共五十三個月，每月一元。就和我們在電影裏常常看到的動人場景一模一樣。
這五十三張一元的紙幣，嶄新得能劃傷手指。黨會含著眼淚把它收下嗎？
後來，梁山丁一直也沒想清楚，失去音信二十多年的前妻算不算死於愚忠，算不算死於迷信。但是他記得，當他得知羅麥的死訊，向勞改隊的管教幹部匯報時，管教幹部“始而驚異，繼而微笑”，這位本本分分的幹部對梁山丁說：“她死的日子很值得紀念，她是為毛主席殉葬而死，死得光榮！”
（此文原載天涯閑閑書話）
人物介紹：
梁山丁(1914—1997)，原名梁夢庚，又名鄧立，筆名山丁、小倩。民族：漢。 遼寧開原人。中共黨員。1930年後曾任《公民日報》學生版、《紅蓼》周刊編輯，《詩報》主編，1945年後曆任北平國立藝術專業學校教師、圖收館主任， 《草原》編輯，《生活報》文藝副刊編輯、記者，《東北青年報》、《好孩子》雜誌編輯，東北人民出版社文藝組長，中國作家協會沈陽分會《文學月刊》編輯室副 主任。哈爾濱文學院 梁山丁 董事、教授。1931年開始發表作品。195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青年時代在哈爾濱接受蘇俄文學的影響開始創 作，曾以鄧立、小倩筆名在《國際協報》文藝副刊和《國際公園》上發表詩歌《五月》、《新鮮的悲哀》、《一雙幽默的眼睛》和《來一杯香檳》，小說《銀色的故 事》、《北極圈》，散文《山溝》。在《大北新報》副刊《大北文藝》上發表小說《梅花嶺》等。1945年後，著有長篇小說《綠色的穀》，散文集《東邊道紀 行》，詩集《季季草》、《梁山丁詩選》，中短篇小說集《伸向天邊去的大地》，短篇小說集《山風》、《鄉愁》、《豐年》，中篇小說《蘆葦》，專著《染山丁研 究資料》，劇本《沙河橋邊的喜事》、《營業員孫芳芝》(合作)，論文《東北作家史話》、《東北作家群像》、《文壇交遊錄》等30餘篇。主編《東北淪陷時期 作品選》、《長夜螢火》、《燭心集》、《蕭軍紀念集》、《東北文學研究》叢刊(7集)、《東北文學研究史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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