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聲說，“我想講兩點，一點是堅定的問題，一點是忠誠的問題。”
他說，“現在有的媒體宣傳的一種觀點，認為五四運動以後，北洋軍閥喪失一點控製，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好時機。很可惜的是，救亡圖存的思想，使中國喪失了一個資本主義民主發展的機遇，從而陷入了革命的漩渦。”
俞正聲說，“報紙上當然沒點共產黨，但是說救亡圖存的思想下，民主共和發展的大好局麵被破壞了。”俞正聲說，“我是在哪兒看到這種言論的?是在我們上海的報紙上，而且是轉載的北京的報紙。”
對於這個問題，俞正聲舉了自己4月在《新華文摘》看到的一篇文章為例。該文談到，1920年，死亡人數超過20萬人的寧夏海原大地震，地震後一個月當地政府才向北洋政府上報了求救信息，得到的捐款也極有限。“我到上海以後，感覺很多人對上海的 (上個世紀)30年代很留戀。30年代上海是金融中心，全國的文化中心;另一方麵，上海是沙漠中的綠洲。20年代上海已經發展了，上海為海原大地震做了什麽?上海的富商們為海原大地震貢獻了什麽?”
在俞正聲看來：“五四時代就是一個救亡圖存的時代……不能僅僅看到大學裏的一些景象就做出一個對社會的判斷。”俞正聲強調，在這種時代特點下，中共誕生，就是要為勞苦大眾打天下，就是不能讓社會、官僚們熟視無睹群眾死活的狀況在中國繼續下去，所以才產生了共產黨。
他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怎麽看待“新中國的建立”。
“有人說解放戰爭的勝利是軍事的勝利，中國共產黨軍事上比國民黨高，我覺得是不對的，根本上是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俞正聲隨後談到農民參加土改。
“有的同誌說，土改就是農村裏的痞子，把地主的財產分了，亂打亂殺，這個現在很多文章裏麵講過的，有沒有這種情況?有!但是，我們黨的曆史上在土改中亂打亂殺的結果，必然導致這個地區群眾的反水，這不是沒有發生過的，抗戰時期也發生了。但是為什麽那麽多群眾擁護解放軍和擁護共產黨呢?從根本上說，土改運動是得人心的，是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的。”
第三是怎麽看待“社會主義建設艱難的探索”。
俞正聲坦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這不光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也是黨的錯誤。
他回憶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我母親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監獄，1975年回來，出來之後我就感覺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覺。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絕做任何體檢。我的妹妹，“文革”開始時一個高中生，在學校裏被批鬥，後來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殺了。我們親屬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注：範瑾，曾長期從事新聞及宣傳工作，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丈夫是曾出任建國後第一任天津市市長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的黃敬)
“那麽為什麽我對毛主席還基本上是一個正麵的肯定態度?他有很嚴重的錯誤，為什麽?我個人認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響了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對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雖然他犯了這麽大的錯誤。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計地詆毀他，甚至說，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喬木寫的，胡說八道，胡喬木寫不出這種文章來。第二個，我認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我們國家不能簡單地發展生產，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防止工人農民重新淪為社會的底層，他的動機是無可厚非的。”俞正聲說，“但是他尋找的道路是錯的……現在的很多事情也證明他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但是，不能因為這種擔心而尋找一種錯誤的道路。”
俞正聲說，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人民群眾之所以仍然相信共產黨，“就是因為知道，黨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的艱難的、沒有實踐經驗的探索，而且黨也不回避自己的問題和失誤”。
“30年來國家有很大進步，但現在也麵臨著很多新的問題。”俞正聲一一數道。比較突出的，一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現在銀行高管一年薪水幾百萬，有的銀行，老總一年可以幾千萬，“而上海的最低工資線是一個月一千兩三百塊，這可是幾百上千倍的差距”。
“還有黨內的腐敗現象，我看沒有從根本上進行遏製，最近報的鐵道部部長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錢財，成億成億地索取，若幹億的回扣，生活糜爛啊。”
此外，俞正聲還談到了當前社會矛盾不斷地湧現。他說，“有一些社會矛盾是屬於幹部處理經驗不足，沒有在早發階段趕緊處置;有一些社會矛盾是越渲染越大，本來沒那麽大。”
對於這些現實問題，俞正聲也曆數了他所認為的原因。
一是經濟快速發展階段，難以避免階段性的混亂。而這種快速發展、分配上的變化、財產價格的急劇變化帶來了人們謀取利益的衝動。
“這是正常的。”俞正聲說，共產黨是幹什麽的?共產黨無外乎是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團結而起的奮鬥，共產黨就是幹這個的。革命為什麽勝利?就是人民群眾覺得我的利益在這兒，才團結在黨周圍。新世紀利益多元多變，是一個階段性的特征，這是任何國家快速發展的階段都難以避免的。
還有就是經濟的全球化帶來產業分工變化，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增大。他還強調，這不光發生在中國。
“第三，還有我們工作的不足和體製的缺陷。”俞以分配問題為例，他說，鄧小平1993年就講過，分配問題可能比解決發展的問題還難，應該在本世紀末、下世紀初把這個問題尖銳地提出來，鼓勵用各種方法去進行探索。“我想我們對小平方針的認識和實踐上做得不夠。”
“此外，幹部的監管使用上還有製度性的缺陷。”俞正聲頓了一下說，“這個我就不多講了。”不過俞正聲告訴聽眾，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員標準，他每個月工資一萬一，“不算高也不算低”，比上海市市長韓正低一些。“抽煙是自己買，衣服也是按照市場價格買。”
俞正聲也提醒說，(解決當前問題)不能急於求成，不能采取“文革”的辦法來解決幹部的腐敗問題。“我們建國以來的教訓是什麽，是急於求成，以前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是GDP賽跑，所以才有那麽大的投資、那麽大的貨幣量。”
“我們總要找到新的途徑和辦法，就是靠各方監督的辦法。”他甚至舉了個自己的例子，他去年10月去崇明檢查工作，結束後隨行人員邀請他去看看當地一個湖。當時，大量遊客在那，俞正聲一行至少有四五輛車就開上去了，然後上了船。
俞說，從船上下來，遊客就跟他打招呼。“第一句是，俞書記好;第二句就是，你買票了沒有?我趕緊讓秘書把票補了。”這段自嘲，也引得學生一陣大笑。
因此，“還是要擴大公開，置於群眾與社會的監督之下，這方麵我們總要找一種製度性突破，擴大群眾和社會的監督”。
談到當下，對於一些政治領域的敏感話題，俞正聲也不避諱地向學生們主動說起。
“有的同誌說，黨是不是代表了某些利益階層，就要維護這個階層的利益，換句話說，當官的要維護當官的利益。”俞正聲說，“黨必須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黨不是利益群體。共產黨不是一個利益集團，它是能夠反映各種意見的，社會各階層意見的一個組織者。我參加政治局會議，我們很多問題都是敞開討論的，經常開會，它反映了各種利益。”
“有的同誌問，我們現在的很多問題根本解決要靠多黨製，多黨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他說，看台灣就可以想到，中國大陸複雜情況遠比台灣多得多，中國大陸要是多黨，可能就會把中國大陸變成了政客權謀的競技場，個人野心的博弈機和民族分裂的樣板田。
“如果陷入政客權謀鬥爭，那誰去管經濟的發展?誰去解決重大的民生問題啊?然後再加上各省之間互相鬥，這個國家還有未來嗎?那不回到了北洋軍閥的時代了嗎?”俞正聲拋出一串反問。
他強調說，中國社會的複雜性也決定了必須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來統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
俞正聲還談到另一個熱門話題——最近在網上熱議的“獨立候選人”問題。
有意思的是，曾經在湖北擔任省委書記的俞正聲，與來自湖北潛江的自薦競選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之間，還有一段交集。
俞正聲回憶道：“我在湖北時，潛江的書記說，我們有一個群眾推薦的候選人選上了，經常怎麽怎麽樣。我說，你要區分情況，群眾推薦不能認為是不正常的現象，要分析四種情況：第一種是有的人是真正希望參與對黨和政府的監督，這個是要支持的;第二種是他想參與監督但沒有經驗，有時候說話偏激，這個也要支持，不要在乎;第三種可能是為了個人出風頭，我看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而第四種可能就是出於想推翻現有製度，追求西方製度。”
俞正聲問這位書記，姚立法處於哪種狀態?他說，還沒有到第四種。俞說，你還是要幫助爭取，不管是處於哪一種，隻要他講得對，你們都要改正你們的工作缺點，即使是不對，你也得改正你的缺點。“後來縣裏說，美國國務院請姚立法去考察美國民主製度，問怎麽辦?我說，讓他去呀，這是他的權利，但是你要告訴他，你這麽走下去，性質是要變化的。”
俞正聲說，處理這種問題的界限，就是是否讚成憲法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而不在於他給你提多少意見。
這位黨的高級幹部說：“中國的現實，如果離開了黨，國家至少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走上非常危險的境地，這種危險是存在的。我今年都66歲了，幹不了幾年了，你們都是年輕黨員，未來怎麽走，不是我們決定的，是你們決定的。希望你們把握好未來的政治方向。”
“如果黨本身是軟弱無力的，這個黨不會有希望。”
俞正聲還向學生談起“忠誠”的話題。“我說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對人民的忠誠，不是一句空話，體現在很多的思想裏。”
“在座的有不少上海人，上海現在常住人口將近1/3是外地人，要不要取得上海戶籍?要不要享受跟上海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俞正聲說，“同學們是心裏讚成還是表麵讚成啊?這勢必會涉及到一些利益。我們現在的高中不允許他們上，勢必有一天，高中要給他們開口的，高中要開口子，等於大學也要開口子，大學開口子，等於原上海籍的高中生考大學就有競爭了，上海戶籍的同學，你們讚成還是反對啊?”說到這裏，他批評說，上海戶籍製度改革進展太慢，有關部門的同誌思想局限太重。
他停了一下，說道，“作為黨員，就應該讚成。這句話不是一句空話，當然這也不敢貿然地進行，上海老百姓很有意見。慢慢地循序漸進，但是這個方向應該是明確的。”
他隨後提到，忠誠也要“勇於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
他舉例說自己在山東任職時，有一年山東的走私很厲害，大量走私汽車。“我當時在青島擔任市委書記，青島刹住車了，威海、煙台都瘋了。正好到北京開會，江主席叫我去他家談事，問你們山東有沒有走私啊?我說有。濟南軍區有沒有走私啊?我說有，通過青島的軍港。你說我這個黨員對中央不講老實話行嗎?講了老實話勢必得罪我的上司。要敢於講真話，你敢不敢於在領導麵前發表你的看法?”
他隨後還舉了一個有關朱鎔基的例子：“朱總理是好領導，你不跟他講真話，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講真話，他反而相信你。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有一個朋友跟我說，你要想說服朱總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對朱總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他鼓勵你講真話。”
在這堂黨課結束前的提問環節，一位學生在遞上來的紙條上，寫下了這樣的問題：“對黨的未來怎麽看?”在學生的歡笑和掌聲中，俞正聲抬頭緩緩說道：“黨的未來取決於黨本身，而不是取決於他人。我們黨本身如果能夠堅強，能夠克服自身的弊端，黨的未來是光明的;如果黨本身是軟弱無力的，這個黨是沒有希望的。”
（本文摘自2011年6月24日南方周末，原題：聽俞正聲上黨課——“執政者的聲音”，新標題為編者所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