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非改革開放後編造。
| 我為“遵義事件”計算死亡人數 |
| 王錄生 (作者為貴州省政協原副主席) |
| 2011年第5期 炎黃春秋雜誌0 |
1959～1961年的大饑荒，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悲慘的一頁，我們經曆過這場災難的人足刻骨銘心的，是再也不會忘記的。“飽飽地吃上一頓白米飯”，這是當時我在那幾年裏的最大願望。現在看來好像很可笑，但那是真實的。
《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曾刊登當年貴州省糧食廳廳長王民三同誌的《1959～1960年貴州糧政日記》，其中寫到1959年12月19日“黨中央召 開緊急救災電話會，彭真主持……彭講話態度嚴肅，語氣很重，說省裏死了人是一個省的問題，北京死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求顧全大局保北京……”當 然，省裏要保省會，地區要保地區首府。筆者當年在貴州省遵義專員公署計委工作，靠了這一條，我雖然也餓得患了“浮腫病”，但總算撿了一條命。可憐的是廣大 農村的農民。
貴州省也是重“災”區。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曹樹基教授的一項研究，以1050種地方誌中關於人口的統計數字為基礎，認為21個省(按照清代的政區)的“非 正常死亡人口”為3245.8萬人(見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原因》，刊於《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詳見附表)。其 中，貴州全省死亡174.6萬人；死亡率10.23％，位列全國第三。筆者所在的遵義地區是重中之重。已經記入曆史的、被稱為“遵義事件”的死亡人數就是 由筆者計算的。
我是1958年中南財院畢業，10月中旬分配工作的(原留校，因大躍進，貴州去要人，我是被補分配到遵義)，21日報到時正值大躍進高潮。參加了幾天大煉 鋼鐵。我參加勞動的土高爐就建在剛成立不久的地區物資局的院子裏(現遵義會議廣場)，後被叫回機關。那時計委的工作也十分緊張，天天要加班(編計劃)。開 始，機關食堂的夥食很好，四菜一湯，白米飯盡吃。後來辦公共食堂，8人一桌，圍著吃。先是一個大木桶裝飯，大家隨意打。後來不行了，改吃“大頭稀飯”(幹 稀飯)，還是敞開吃。再後來，變成稀飯。因為大家搶，有時把稀飯灑在人的身上、頭上，就改為吃罐罐飯，按人定量。機關幹部的糧食定量也逐漸減少到每人每月 21斤。因為定量太少，又長期沒有肉、油吃，肚子很快就餓了。上級要求食堂設法“多出飯”。機關幹部輪流監廚，看著炊事員分米裝罐。又要求“生產自救”。 因為是地委、專署的機關食堂，安排了用大米加工糖稀的任務，留下糖糟加到麵粉中做饅頭(機關幹部輪流當工人，我也去做了一個月的糖廠工人)。還做過“連泡 黴”，在水裏養“連泡黴”菌，將其摻到饅頭中。有一次，遵義市的趙一曼飯店“發明”了一種增加糧食的辦法，我隨領導去驗收，才知道是在麵粉中加進磨細了的 穀糠粉，做饅頭。推廣了一陣，後因解大便困難才停止。那時，因為饑餓，我和很多機關幹部一樣都得了浮腫“病”。1959年秋冬，農村吃樹皮、死人、甚至人 吃人的消息已開始悄悄傳播。
後來，上級要求機關工作盡量減少，以“保命”為主。我就利用這段空閑時間將前一段工作中積累的數字，編成《遵義地區國民經濟統計資料匯編(1949～1957年)》(後內部出版)。
有一天，計委副主任吳山同誌把我叫到辦公室，單獨交待任務，非常嚴肅地對我說：“王錄生，現在組織上交給你一個政治任務，你到遵義賓館去，那裏正在開‘縣 書’(縣委書記)會議，他們都帶來了現有的人口數，你去計算一下各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多少。這件事不得告訴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做完以後就把它忘掉。 有沒有什麽困難?如果沒有，你馬上去。”我邊聽邊盤算，接受了這一任務。
在那本《資料匯編》中，已經收集了各縣分年的年初人口、年末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等，並計算了各地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等。應該說 1957年以前的各種統計數(包括人口數)是比較準確的，根據這些資料，可以用1952～1957年正常年度平均的出生率、死亡率，計算出正常情況下，現 在應有的人口，再與縣委書記們帶來的實際人口數相減，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了。那時人口遷移是非常少的，大躍進中從各地農村抽調去“大辦鋼鐵”、“大辦水 利”等的勞動力已先後回到了原地。人口的機械變動可以忽略不計。出生率，由於饑餓，也是要下降的。1960年為零，不予計算，1959年和1961年隻計 正常出生率的三分之一。我按以上辦法計算的餓死人數，可以說是基本準確的。
我把各縣的餓死人數計算出來後，立即送給領導，連一張紙都沒有留。我怕泄密，數字也不敢往腦子裏進。隻是當我將遵義地區各縣的現有人口加起來，隻有310多萬人時，大吃一驚，因為1957年末人數是370多萬人，這個數字我是經常用的，所以印象非常深，想忘也忘不了。
這件事，一方麵我覺得是領導對我的信任，另一方麵，又怕因泄密，犯錯誤，成為我此後的一個心理負擔。
直到“文革”開始，有一天，有同事從街上回來，說地委造反派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李蘇波(“遵義事件”前的地委書記)罪行，公布了從檔案中找到的“遵義 事件”餓死的人數。我立即趕去看，看到的就是我計算的那組數字，才鬆了一口氣。因為，此後我不再有犯泄密錯誤的可能了。但是李蘇波這個“死老虎”，並不能 引起造反派的興趣。他們要打倒的是正在走的“走資派”。新的大字報很快就把這組大字報覆蓋掉了。
“遵義事件”後，撤銷了李蘇波的地委書記職務，槍斃了湄潭縣(遵義地區死人最多的縣)的一個縣長。(湄潭縣的事，見《炎黃春秋》2007年第11期《貴州 湄潭事件》一文)。“遵義事件”的後果是很嚴重的。記得第二年春耕時，抽調地專機關的幹部去農村幫助插秧。我參加了去遵義縣新上區一個生產隊的插秧。該隊 90多個人，餓死了一半，隻剩下2個大男人(一個生產隊隊長，一個生產隊會計)。就由他們兩人犁田，我們機關幹部幫助插秧(當地婦女不下田)，可見農村餓 死人的慘狀。
半個世紀以前的大饑荒，雖然已經過去，但是隻要一提起，往事仍然曆曆在目，記憶猶新。這一段慘絕人寰的曆史，不應被後人忘記。
(作者為貴州省政協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