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土匪“盜亦有道”的故事:
1913年到1917年這段時間,民國才剛剛建立,四川廣漢這塊地麵很不素淨。川陝大道上,幾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設置關卡,攔路搶劫。一時間子彈橫飛,行旅惶然,紛紛逃命。很快,這條路上沒有人敢走了,貿易凋敝下來,土匪的財源也就斷了,整日裏端槍對著空無一人的道路發愁:從哪裏找回我的飯碗?為了克服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幾撥平日裏很少來往的土匪竟破天荒湊在一起,開了個“經濟工作聯席會議”。會上,通過對各種提案進行充分的討論協商,最後終於達成一個協議:把這條路大體平均地分成幾段,在每段的入口處各設一個“收費站”,向來往行人收取保險費,收入就歸占據這段道路的土匪。收費標準明文規定,一挑鹽收保險費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塊錢,布販、絲幫則看貨議費,多者百元,少者幾元、幾十元不等。行人商旅隻要按規定交了費,即可持他們發的路票通行,不受限製。土匪之間還約定,收費隻能進行一次,絕不可重複收費。收費之後,還要負責保護好該路段之內行人之安全,違者要接受處罰。
接下來,會議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貫徹執行,情況很快就開始發生變化:路上開始有了三三兩兩的行人,以後越來越多,川陝大道竟就恢複了往日的繁盛。這中間行旅和土匪雙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費,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馬亂的年代尤為可貴;土匪則坐地收錢,有了一筆穩定的收入來源。這種奇妙的格局在當地延續了很多年,據過來人說,比地方政府、縣太爺治理得還有效。”
關於權利與義務的平衡和對稱,上麵這個故事算不算個例子?當然,土匪搶錢的權利的合理性不在此討論之內,不過土匪把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如此結合起來,至少表明他們感覺到平衡和協同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