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容芬
我和莫言有兩麵之交,不是交情,隻是兩個彼此都在的場合。他可能早忘了,我也是現在才想起來。
第一次是1989年5月16日,在天安門廣場。頭天傍晚,《讀書》雜誌的王焱上門通知我,學生在廣場絕食
了,我們要成立一個首都知識界支援學生絕食團,就是說陪著學生絕食。那些日子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首都知識界發公開信、組織遊行聲援學生反腐敗要改革的行動。我跟著簽過名、遊過行,因為認同這場運動
反腐敗促改革的主流思想。那天早上9點,我如約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絕食的組織者李陀和王焱以及
李陀夫人張暖忻已經先到了。陸陸續續由來了不少人,現在記得起來的隻剩張郎郎和莫言了,前者帶來一
幅橫標,到底是中央美院的,連本次絕食都做成了藝術品。至於後者,則是聽張暖沂說,莫言是總政的。好
嘛,現役軍人也入夥了,不過沒穿軍裝,也沒戴帽子,留個背頭,前麵頭發脫了不少,透著精明。民主討
論,多數人不看好絕食這招,最後一致決定務實,湊錢買尿桶,送到紀念 碑前,解決燃煤之急。
第二次見到莫言在2009年9月法蘭克福書展熱身會上,他是貴賓,我是聽眾。之前媒體報導,著名作家莫言
稱,如果法蘭克福書展邀請戴晴和貝嶺,他將不參加。熱身會在賽凡提斯會館,中國代表團坐在左邊,戴
晴他們坐在右邊。輪到戴晴發言,左邊的中國人呼啦拉起立,全走了;過了大約一刻鍾,又都回來了。帶隊
的梅兆榮說:“我們抗議你們邀請不受中國政府歡迎的人,所以退出會場;但我們又回來了,繼續參加討
論。”輪到莫言上台演講,我才知道他來了。感覺最大的變化 是他那怪異的發型,可能是為了護禿,頭發
從耳朵上麵分縫兒,極不合理地向左一邊倒,要多別扭有多別扭。莫言發言得體,不像前麵隊友那樣急赤白
臉,也沒被台下噓。他說,因為生病,本來沒打算來,可是夫人有指示,要他買一口德國出的高壓鍋,隻
好來了。總算完成了使命,他會帶回德國的優質高壓鍋,可是另一口德國媒體讓他背的黑鍋,他要留給德
國。最後他又講了中國人編的那個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兩個人一塊散步,過來皇家車隊,歌德站在路邊脫
帽鞠躬,貝多芬則傲視權貴。他認為,作貝多芬容易,作歌德難。我提了兩個問題,第一,他買的那口高
壓鍋是否是真是德國製造,別是Made in China,回家交不了差。莫言先生笑著說回答:“確實是德國製
造。”對第二個問題,那口黑鍋是否是Made in China,莫言先生沒回答,臉色很難看。其實是他讓德國媒
體背了黑鍋,媒體的消息確實來自中國。有人問他為什麽退場,答曰:“去廁所了。”時事滄桑,20年把
一個熱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頭。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網上到處是他的照片,那個一邊倒的大左頭又回到了八九年的背頭,雖然禿,可是
順眼多了。如今莫言有錢有名之外,更重要的是有 了中國人沒有的話語權,我真心希望廣場上的莫言回
來。他可以作貝多芬了,那一刻起,他說的應該都是他想的。他說不後悔抄了毛講話:“因為我認為這個
《講 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跟提高的關係,他說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還有《陽春白
雪》是吧,講這個民間藝術跟外來藝術的關係,講生活跟藝術的關係,他講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他講
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他忘
了,他抄的並不是這一段,而是關於黨員作家的立場和態度的兩段:“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
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 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
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誌常常失掉了自
己的正確的立場。態度問題。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采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
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重要。”
莫言就是莫言,既不是貝多芬也不是歌德,明明錯了,還要偷換概念為自己開脫,把退場說成去廁所;把與
異議人士不共戴天說成生病不想來,甚至栽贓德國媒體;把白紙黑字抄的共產黨員的立場和態度說成生活
與藝術。那麽,去重慶挺薄、寫打油詩歌頌唱紅打黑,“舉國翹首望重慶”,又做何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