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幸詩家幸，寄語莫言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始工”。這是我鬥膽為莫言老師擬的講演題目。作為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答謝詞。
在頒獎典禮上，老莫除了感謝諾委會以外，還應該感謝誰呢?
首先， 老莫應該感謝苦難深重的吾國吾民，沒有他們的血淚和辛酸，沒有他們忍受的令人發指的饑荒和貧困，沒有他們麵臨的殘酷階級鬥爭和殺戮，沒有他們遭遇的淩辱虐待和不公，沒有他們由此而生的愚昧和智慧，野蠻和勇敢，齷齪和純潔，卑劣和高尚，怎能有老莫筆下一篇篇的觸目驚心和波瀾壯闊。沒有靖康恥，何來滿江紅。正所謂，國難多豪傑，憤怒出詩人。
這番感謝一出，必令瑞典人動容，肅然起立，熱烈鼓掌，而中南海那廂，則定當別有一番五味雜陳在心頭。
最後，老莫還應該感謝解放軍叔叔。是解放軍讓他平生第一次一口氣吃了十八個饅頭，還給了他學習和創作的機會。這番感謝，老莫過去曾經說過。中南海聽著肯定受用，而瑞典人聽著肯定別扭。
看來，以老莫高密農民的智慧和狡黠，他是不會按我擬的提綱發言了。
莫言的主要作品，我大多看過。也大都喜歡。以其藝術成就和對中國文壇的貢獻，絕對值得諾貝爾獎。雖然，和老莫水平相當的中國作家，還有一把。我這裏無意進行比較。藝術作品從來都是各花入各眼。作為讀者，還是應該盡量全方位欣賞各種風格和內容。不論紅牙白板還是鐵板銅琶，皆為所好，就最理想了。與眾不同的是，老莫的筆頭詭譎狠辣，敢於挑戰讀者的閱讀心理極限，一個故事，常常講得鮮血與皮肉齊飛，臭屎共臊尿一色。非神經粗壯者，難以忍受也。
常言道，一流作品寫人物，二流作品寫故事。老莫的故事寫得好。所以其作品常被影視導演們拿來糟蹋。老莫對人性的發掘也不可謂不深刻，不可謂不獨到。但奇怪的是，莫言作品似乎還沒有留下一位婦孺皆曉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當人們談起老沈，會想到翠翠，談起老舍，想起駱駝祥子，談起老陳，想起白嘉軒鹿子霖，沒準兒還有那個田小娥(thanks for 王導演)，就算談起一嘴痞話沒正形兒的王朔和當年在炕頭上餓的半死還惦記著女人那一半兒的張賢亮，人們也會想到其所有作品都是這兩個流氓的自畫像。可是當人們談起諾貝爾獎得主莫言來，能想起什麽人物呢? ----- 壞了，想起劉曉波來了！！！
不知道老莫得獎後，有沒有“既生亮何生瑜”之歎。兩年前，老劉被刑部收押判刑。因禍得福，諾貝爾獎從天而降。眼看百萬美元十年後才能消受，這可怎生是好。人們不禁不平，不禁要問，問誰? 同朝的新科狀元是當然的詰問對象：“老莫，你說老劉冤不冤?”。 這不是讓老莫做蠟嗎? 沒有高中這個破獎，這該死的問題也許還不會公開地落到自己頭上。如今老莫更加國際化了，這個問題自然成了記者會的頭條兒。令人慶幸的是，莫言這時候終於言了：“希望老劉早點兒出來”。其言晚乎哉? 不晚也。令人捏把汗的是，這麽一言，中南海肯定是不受用了。其果危乎哉? 未可知也。
人們可能還會想起另一個人來，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有點常識的人都心知肚明，老索所處的朝代和所見的苦難，與老莫的所曆所見，何其相似乃爾。他們也同樣用自己的筆墨，書寫著類似的話題。但是，與老莫相比，老索完全豁出去了，敢怒敢言。老莫還沒有這麽傻。為什麽非要把肉身弄進勞改農場，才算證明了自己呢。
老莫沒有必要學去學老索。沒有必要上街喊口號，更沒有必要為任何政治行動和宣言背書。這一點，對於任何有點兒頭腦的中外人士和老莫本人來說，都是常識。沒什麽好爭辯的，因為那是老莫的權力。但是，老莫必須在瑞典對“忘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壞記者們的一個陰險問題作出回答。這個問題就是：一個筆下寫盡人間疾苦和人性善惡的作家，能對就在身邊發生的不公疾苦邪惡而裝聾作啞，而“莫言”嗎? 是否埋頭寫自己的小說就可以了呢?即便這篇小說“言”的就是你身邊發生的不公疾苦和邪惡。我想老莫不會僅簡單地回答一個“YES”，就算了結了吧。
文學不應與政治掛鉤。這是一句非常堂皇的話。有不少人想用這句話來堵那些對老莫說三道四的人嘴。什麽是政治，自有其定義。但是，當一個人說了幾句反對政府的話，無涉暴力，卻被政府投入監獄。那麽，所有目睹者所麵臨的，就不是政治問題，而是道德法律問題，是社會良知問題。
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我沒什麽另類高見。僅援引一段老莫自己說的話吧：“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這是老莫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胡編的斯大林語錄。(BTW，我個人認為這部作品是他寫的最差的一部，也許就是因為它太應景了。簡直就是篇報告文學。而報告文學從來就不是什麽東西，既不報告也不文學。純粹是文壇上的怪胎。) 。
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卻在時刻關心著你。眼前就有一例，你老莫被邀請去抄寫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幹什麽? 這是要你獻上投名狀啊。當然，這個投名狀不在江湖之上，而是廟堂之中。江湖上的投名狀，不過為害個把人。廟堂裏用的同名狀，則是為害一方。
這個“講話”是個什麽東西，作為文人，老莫你應該最有體會。它是扼殺文藝創作的絞索，是黨文化的衝鋒號，是當代文字獄的法典。多少人深受其害，乃至家破人亡。老莫你是可以不去的。沒人強迫你。你還是去了，也許你對老毛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始終心有餘悸，所以獻上投名狀，意思一下，你仍是個良民。和你同行的，還有百十個大概與你抱有同樣心態的作家。但是還有更多的作家沒有與你為伍。比如油子劉震雲，比如小資王安憶，比如流氓王朔，比如頹廢牙醫餘華，比如張煒閻連科格非張承誌畢宇飛，等等等等。
有人可能會舉例說李杜蘇東坡當年馬屁文章一大堆，仍無損其文壇泰鬥之地位。現代某些泰鬥也曾是獨裁者們的入幕嘉賓，所以對老莫也不能要求太高。朋友，你若以這些人做參照物，並以為慰。雖然可以理解，卻反映了你人文意識的時光倒退，是令人悲哀思維方式，再說，作為入幕嘉賓本人，就不怕其後脊梁被多少白眼珠瞪著嗎?
自古以來，中國書生的最高追求是，立言立德立功。如今莫言以其作品，在世界文壇叫響了名號。立言已成。怎能譴責和回避更多的人們對他寄予更多的期望，盼他百尺杆頭更進一步，立德，立功呢。
抄“講話”本屬不智，再要辯解，就是犯傻了。老莫你說這個講話對當時推翻腐朽政府起到了積極作用，所以抄之無妨。這就大謬了。先不說政府腐朽了就該推翻現在聽起來有點反諷，有點滑稽。就算是當時有益，現在明明是有害，你還應該為之背書嗎? 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當年在也對凝聚民心，令德國一戰後的撅起起了積極作用，可以想象現在會有百多個德國作家排著隊抄這個元首的書嗎?
文藝該為什麽人服務，本身就是個偽命題。想著造出個作品為什麽人服務的，本身就不配稱為藝術家。因為藝術家創造的，是“美”，而真正的“美”是沒有功利性的。反之，造出個產品來為什麽人服務的，是商人，是匠人。工農兵更喜歡紅樓夢還是AV，不是藝術家的關心事兒，那是上帝關心的事兒。
老莫你是個有正義感的作家。這毋庸質疑。你的藝術功利，也是出類拔萃的。這些都已經反映在你的作品裏了。所謂文如其人，雖然說的有些霸道，雖然狡猾者如錢鍾書相信“巨奸能為憂國之語，熱中人可作冰雪文章”。但是，老莫你不是這類人。你憂國憂民，這兩天已經有目共睹了。隻是，你以後說話，要更加小心，更加聰明一些。
你上次在德國說的話，就不是很妥當。你為了表示自己是體製中人，所以為了留得青山在，屋簷之下要暫低頭。你編了個德國故事忽悠記者們。說歌德和貝多芬一塊散步時，過來了皇家車隊，貝多芬傲然挺立，作藐視皇權狀。而歌德站在路邊脫帽鞠躬。你認為，當貝多芬容易，當歌德難。言外之意，後者有大智慧。我把你這個例子翻來覆去想半天，也沒想出為什麽你斷定歌德此舉說明他有大智慧。忽然我腦筋急轉彎，原來你老莫舉錯例子了。刹那間我想起了一個埃塞俄比亞農民的諺語，用在你這個高密農民身上正合適。我說出來，你聽聽是否可以作為你的座右銘：
“當偉大的統治者經過的時候，明智的農民會深深地鞠躬，並默默地放屁”。
希望老莫照此行事，祝你“好屁”連連。我們不指望你放響的，蔫的也可以，有“味兒”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