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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衛視9月20日《南粵紀事》以下為文字實錄：
他沒有文憑，卻被清華聘為導師；他著作寥寥，卻被學者一致推崇；他雙目失明，仍然教課寫書，成為萬世師表，陳寅恪，一個中國文化的傳奇。
楊舒：離六十周年的國慶越來越近了，最近我們也看到了不少關於六十年前那段神聖日子的回憶。然而在1949年建國的前前後後，中國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有不少政商界的名流和學界的泰鬥，麵臨是留在大陸還是避往台灣的抉擇。這裏麵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不得不提，他就是陳寅恪。在中國學術界公認是一代宗師，在國際上也被尊為隋唐史第一權威。有人當時預言，他的去留問題將影響一個國家的文化根基。
就在1949年底，毛澤東第一次去蘇聯為斯大林慶祝70大壽，斯大林忽然問起了陳寅恪，說讀過他的曆史著作。可是毛澤東當時並不知道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國後他專門查訪陳寅恪，才知道他拒絕前往台灣，已經舉家南下廣州。陳為何在輾轉各處後，於1949年選擇留在嶺南？他又將給新生的中國帶來怎樣的變化？今天就讓我們先回到1949年，在那個火熱的年代背景下，來探究陳寅恪這位國學大師的內心世界。
1949年11月11日，在北京的開國典禮舉行一個月後，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開進了廣州城，在這座南方重鎮舉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廣州解放為締造新中國的藍圖添上了重要一筆，而大部分廣州人卻並不知道，一個通曉中國五千年曆史的國學大師早已安靜的來到廣州，他就是陳寅恪。
早在1948年蔣介石開始考慮撤退時，沒有忘記搶運國寶。他一邊安排把國庫裏的黃金白銀和故宮的精品文物運往台灣，同時還有個搶救學人的計劃。首先接走的就是北大校長胡適，而與胡適同飛機南下的還有舉國聞名的曆史學者陳寅恪。
嘉賓：那麽像當時的話在1948、1949年之際，知識分子麵臨選擇的時候，可以說對舊王朝、舊政權不滿憤恨同時，也都多少有一點依戀不舍，對新政權有一點不了解，也有一些惴惴不安，這種心態可以說比較普遍存在。
當時的中國北方已經全部解放，陳寅恪與胡適等人先到了南京，隻停留了一個晚上隨後輾轉進入上海。在那裏他給嶺南大學寫信，表示願到廣州任教，而包括胡適在內的各路人士勸他撤往台灣，他都表示拒絕。
嘉賓：在胡適跟傅斯年看來，既然已經登機離開北平了，就應該按理成章的去台灣。
記者：起碼是跟著國民黨。
嘉賓：對，這個說法其實是把陳先生在1949年這個特殊年頭的選擇問題、去留問題給簡單化了。
沒有人知道陳寅恪在去留問題上，考慮和鬥爭了多久。但從1949年初來到廣州後，他在這裏任教20年直到逝世，連北平都再沒回去過。
楊舒：1958年郭沫若寫信給北京大學曆史係師生提出，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等方麵十五年內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麵我們要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即使在大躍進年代也要集舉國之力，才敢跟國學大師一人抗衡，可見陳寅恪的學問，連自負的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如臨大敵。
直到今天中國學術界還沒有人敢說超過陳寅恪，他通曉十幾種語言文字，有常用的英語、德語、法語、日語，還有梵文、西夏文、藏文、滿文、朝鮮文、巴厘文，等等十幾種中亞和東方古語言。據說蘇聯發現一塊突厥文字的古碑，全國專家教授無人能識，最後請陳寅恪才迎刃而解。同時他的國學基礎深厚起自家學淵源，從3歲啟蒙，精通經史子集，儒家經典《十三經》倒背如流，中國的曆史典籍、唐詩宋詞了然於胸。在晚年他雙目失明後，還能口述寫出近百萬字的史學著作，靠的就是他超人的記憶力和童年嚴格的訓練。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人頭落地，康有為、梁啟超被通緝。積極支持變法率先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兒子陳三立也被革職，永不敘用。不得不帶領全家離開了湖南，回到江西老家，陳寶箴的孫子陳寅恪這一年剛滿九歲，顯赫一時的義寧陳家就此走向衰落。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是光緒12年的進士，曾做到吏部主事，也是名揚海內外的詩人，世代簪纓的陳寅恪不但從小飽讀詩書，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功底，而且受到父祖憂國憂民家訓的熏陶。1902年，13歲的陳寅恪跟著哥哥東渡日本，踏上了海外求學的旅途。從13歲到35歲陳寅恪遊曆世界各地，先後在日本、法國、德國、瑞士、美國的多所大學學習，研究比較語言學、史學、佛學、西方政治經濟學等。
胡守為（中山大學教授）：他寫信跟他妹妹講，他說我所注意一是曆史，二是佛經。他讀語言為了要讀通佛經，原文的佛經，讀佛經是為了更好的了解中國的曆史。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寅恪從報紙上得知了這個消息，為了了解馬克思主義學說，專門到圖書館研讀了德文原版的《資本論》，是中國人閱讀德文原版馬克思著作的第一人。1925年陳寅恪歸國的時候，他已經在文化圈中享有了全中國最博學的人的美譽。
楊舒：在陳寅恪出國遊學的年代，多數留學生都讀工程、醫學、農學甚至軍事、法律、政治等等，經世濟民的熱門理工及實用科目。但是陳寅恪偏偏選學了及其冷門的佛學、史學和語言學，目的是由研究曆史傳承中國傳統文化，探索古今中外曆史發展的規律。他遊走各國的特點是每一門學問都找當時權威的老師。
比如說在法國就找到20世紀歐洲最著名的東方學家伯希和。這個人從敦煌莫高窟搬走五千卷佛經，在法蘭西學院開設專門講授敦煌佛經的課程。陳寅恪學成歸國創立敦煌學，就受到伯希和很大的影響。他讀書不追求文憑，自己認為學夠了就走，所以陳寅恪在歐洲著名學府遊走十幾年，既然沒拿任何學位和文憑，也沒有發表過一篇著作。但是他一回國就被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聘為導師，在文憑熱的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事，也被學術界傳為不唯文憑論的佳話。
陳寅恪隻是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但在學術地位上，他早就被公認為教授的教授。馮友蘭教授說寅恪先生是中國史學的創始人；季羨林教授說先生治學之廣，是非常驚人的；周一良教授說，先生在司馬光之後，把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推進到新的階段。以上三位教授都是各學科的一代領軍人，他們代表文化人對陳寅恪的推崇，是因為不論在國難當頭的歲月，還是在政治動蕩、打壓知識和知識份子的年代，陳寅恪都堅持務實求真地研究學問，為中華文化的五千年傳承奉獻畢生精力。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繼鴉片和槍炮之後，西方文化也在強烈衝擊著幾千年的中華古國，中國傳統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中國知識份子中掀起了疑古和複古的激烈對抗。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試行用近現代的科學思想、觀點和方法重新解釋傳統文本，省察曆史，回應當世。一批曾在海外留學的國學大師被請來擔任導師，此時陳寅恪正在德國遊學，他接到了一封來自清華國學院的聘書。
胡守為：主要推薦誰，吳宓，是吳宓推薦的，吳宓跟他在哈佛是同學，同在哈佛，非常了解他那個學問。
吳宓著名西洋文學家，時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任，在哈佛大學留學時，就對陳寅恪的學問極其佩服。當時已經在清華大學擔任導師的梁啟超，也極力推薦陳寅恪。
胡守為：你又沒有學位又沒有著作，如何來當研究院的導師呢？當時梁啟超說，他說陳寅恪的著作幾百字，比我著作等身加起來還高，那個意思是這樣了。
1926年35歲的陳寅恪正式登上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講堂，他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並稱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當時清華大學的國文係主任朱自清，研究院主任吳宓等著名教授都常常來聽他的講課。陳寅恪由此又被學生稱為太老師，是名副其實的教授的教授。
胡守為：正在嶺南大學講課的時候，有些教授還是去聽，聽他的課。比方曆史係的連方仲教授，有名的經濟學家聽了他的課。我們有一位教世界史的蔣尚哲教授，他在美國博士論文寫中國近代史的。回來以後他教世界史，他也去聽他的課。
劉誌偉（中山大學教授）：他是大部分人讀不懂，但是真正內行的人讀了又拍案叫絕的。
在清華園的12年裏，陳寅恪作了大量研究，發表了五十多篇學術論文，奠定了他作為國際權威漢學家的地位。
劉誌偉：這句話最簡練，你看“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當然這個是很簡練的了，他的討論要比這個複雜，但這個就很清楚的講到，我剛才講的他的觀點，很簡練。
胡守為：一個英國教授叫崔瑞德，英文名字叫Churchill，他的中文名叫崔瑞德。這位學者西方都認為他是唐史的一流專家，是成就最高的一流專家。他負責編《劍橋中國史》唐史那部分，他在序言裏就講了，他說我們這本唐史裏麵的，原文我記不大清楚了，所有章節，都得益於陳寅恪教授的論點。
楊舒：1927年6月2日，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發生了對中國文化界影響深遠的事件，國學大師王國維在頤和園昆明湖沉潭自盡。王國維是清末中國知識份子的旗幟，他擔任過光緒皇帝的老師。1925年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一導師，王國維為什麽自盡，後人一直有爭論。王把他的後事遺囑托給陳寅恪，可見王國維視他為知己。而陳寅恪寫的悼念王國維的悼詞以及紀念碑文，不僅被公認為對王國維最精確的評價，而且提出的精神被後人奉為學術研究的最高理想。
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陳寅恪的父親被稱為最後的傳統詩人的陳三立絕食五天，在北平逝世。1937年到1949年，陳寅恪在戰亂中輾轉北平、重慶、昆明、香港、英國導致雙目失明，一腿殘廢。1949年，陳寅恪帶著家人來到嶺南大學，在這裏度過了生命的最後二十年。
程煥文（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這是非常有名的東南區1號，就是陳寅恪先生的故居。
記者：這個房子是在他來之前就有的？
程煥文：這是老嶺南大學的房子。老嶺南大學以前就有，就安排他在這裏住，你看這條路，就是我們看到的，這條水泥路上麵刷了白色的水泥。因為陳寅恪先生失明以後，他還是能看到一點點光的，所以為了能讓他，每天晚上黃昏和夫人一起散布的時候，讓他便於看到這個路，所以學校當時就把路上刷了白色的石灰。
五十年代陳寅恪得到了很好的照顧，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專門指示為他配備了三個保姆。在中山大學裏，陳寅恪繼續盡其所能地傳業授課，出版著作。
胡守為：我去上課的時候一個人，我一個人去上課，到門口了，那個助手告訴他，學生來了，他聽見說來了，他已經在那裏工作了。夏天，他本來穿著唐裝，那種兩件的唐裝，他上去換了一個紗布長袍下來上課。這一點，我是印象非常深。那麽認真，所以他把課堂當成了很神聖的地方。這些就是我記的，哪一天他進我記的，年月日寫在那裏，以後便於查。
記者：這是哪一年的講義了？
胡守為：這是，應該是1950年吧。
胡守為還保留著當年陳寅恪上課的講義，聽過陳寅恪講課的人不多，中山大學教授胡守為是其中之一。
胡守為：你聽他的課隻能夠聽到他的一些觀點，他要講些什麽觀點，但是這些觀點跟過去的人所說的，有多大的差別，深度如何，我們就不那麽容易領會了。我們當時其實是還不夠格，聽他的課還不夠格。
在中山大學的時候，陳寅恪已經雙目失明，他隻能在家裏給學生上課，臥室外麵的走廊就是教室。
程煥文：他在這裏的學生就沿著這一邊，就坐在這裏聽課，所以他所有的上課，基本上就是在這個陽台上完成的。因為他眼睛失明，所以他也不能走，那麽學生們基本就在這裏，每次就是十幾二十個學生。這個黑板是助手有時候幫他，在上麵寫一些東西。
胡守為：我上的時候人更少了，有一個學期就我一個，所以後來我們那個文化廳長杜國祥來我們學校，就向著我講，你最值錢了，一個最高工資的教授和一個助手教你一個人。
陳寅恪在中山大學教書，隻有短短八年，然而直到今天中大的曆史教學和研究，仍然深深地打著他的印記。
劉誌偉：1978年，我們恢複研究生招生，當時所有大學的指定參考書都是教材。《中國通史》、《世界通史》，隻中山大學曆史係，78年那時改革開放還沒真正開始，我們指定的考試參考書，就是他的兩本書。
胡守為：到1957年學術大批判，有學生就貼了一張大字報，說他是誤人子弟。陳先生看了以後就非常不高興，他說，既然說我誤人子弟，那我就不教書了。
陳寅恪還在雙目失明，不能行走的情況下，花了十年時間，完成了最後一本著作《柳如是別傳》。
楊舒：從幾年前開始，中國內地風行的國學熱又爆出新花樣，一個是從新學期開始，教育部在十省市中小學試開京劇課，將來要推廣到全國；第二是有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在小學教繁體字。在這種國學風的推動下，如今無論在香港，還是內地的書店，都可以看到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和傳記。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學術專著有時甚至是擺在暢銷書榜上。雖然能看懂的人相信是萬中無一。這一方麵說明國學熱已經受到舉國的重視；另一方麵，大概也能證明國學大師中的頂峰，毫無疑問仍然是教授的教授陳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