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出其來的島嶼爭端令亞洲也是世界兩大經濟體中國、日本成為全球的焦點。雖然全球未必知道釣魚島的前世今生，但爭端卻意外的給了世界全麵審視中、日兩國——從製度到國民性——的機會。
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日本是一個島國，不同的生存環境也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由於地域廣大、特產豐富和有效的地理屏障（太平洋、喜馬拉雅山），使 得中國形成了包容、和平甚至中庸保守而又不易團結的民族特性。正如二戰時美國拍攝的《我們為誰而戰》紀錄片所聲稱的：中國曆史上就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其國家的象征長城意味著防守而不是擴張。在戰爭中，各個國家都有殘暴的舉動，唯獨中國例外。朝鮮戰爭，參戰的美國、韓國和朝鮮都曾被指責虐待和屠殺戰俘以 及平民，隻有中國是例外。美國戰俘在朝鮮手裏死亡曾高達三分之一，使得中國不得不接手。
日本民族則成長於地域狹小、資源匱乏的群島，環境的惡劣使得日本形成了團結、封閉、極端、擴張、殘暴的國民性。從曆史上看，日本稍有實力即開始向外 擴張。唐朝時，日本向中國發起挑戰，結果中國水軍以少勝多將之擊潰。明朝時，又侵略朝鮮試圖再征服中國，結果敗於中朝聯軍。十九世紀末，通過明治維新而迅 速崛起的日本再次把目標對準朝鮮和中國，並曆史上第一次贏得勝利。隨後日本便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擴張進程，向俄羅斯開戰，向德國開戰，向美國開戰，直至走 向自我毀滅。需要指出的是，近代日本無論和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戰爭均是不宣而戰采取偷襲方式。日本殘暴的國民性在二戰中展現的淋漓盡致。二戰時的德國就以殘 忍著稱，但德國的沒有底線是針對猶太人和東方戰線的蘇聯，但對西線還是基本遵守國際公約。日本和德國不同的是，他對任何對手都是殘忍以對：中國、美國、英 國、荷蘭……完全變成了野獸。
中日兩國製度不同，如果按照西方的“二元思維”劃分，日本是民主國家，中國是專製國家。但如果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出發，就會發現中國的專製遠遠勝於日本的民主。
二戰結束後，日本雖然炸成廢墟，但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仍在。隨後抓住冷戰的曆史機遇，在美國的一路嗬護下——大量軍事訂單、不對稱貿易原則（日本在保護自己市場的同時卻可以無限製向美國出口）、和平紅利（美國提供安全保障，大量軍費開支得以節省），迅速重新崛起。
中國則在二戰結束後即很快陷入長達三年的全麵內戰。隨後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屢屢受挫，更發生了長達十年的、號稱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真正進行發展正軌不過三十餘年的時間。
然而，盡管日本有這麽多的有利條件，而且也沒有中國如此多的彎路，二戰結束近七十年的今天，其綜合國力卻已被中國超載。中國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 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二大貿易國、全球五百強企業第二把交椅、太空第三大國、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以及第一大汽車生產國。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盡 管已經站到如此的高度，其發展勢頭仍然強悍，中日之間的差距正在加速擴大。反觀日本，經濟陷入停滯已經長達二十多年，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230%，高 居全球第一。中國自2007年起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到現在更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2011年中日貿易占日本對外貿易 總量20.6%，而對日貿易僅僅占中國外貿總量的不到10％。今年1到7月份，僅僅占8.8％。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可見一斑。
如果說經濟發展隻是製度優劣的一個標準（當然是最重要的標準），那麽中、日雙方在政治製度本身的對比，也同樣鮮明。
中國經過六十多年的內生性演變，形成了今天“定期的換人而不換黨、人才全國開放性選拔”的模式。這種模式既保證了人才輩出，也避免了個人專製的產生，更在能夠製訂長遠規劃的同時兼具靈活性。應該說，這是中國經濟表現如此亮麗和成功的根本性原因。
反觀日本，它這種議會民主製已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整個二十一世紀十二年不到的時間，出現八個首相，十一個內閣——這其中還有十次內閣改組。最短命 的小泉第三內閣僅維持了一個月零十天（另一個短命的森喜朗內閣僅持續了三個月）。上世紀九十年代則是七任首相、九個內閣——這其中還發生了六次內閣改組。 這期間最短命的羽田內閣僅存在了兩個月零兩天。
可以說日本的政治已到了“不能視事”的程度。所以日本的內政和外交經常發生大幅度反方向搖擺。既有樂不此彼挑釁中國和韓國的小泉，也有希望中日友好 的安倍、福田，更有疏美親中的鳩山，也有選舉需要而對中國強硬的菅直人（罕見扣押中國艦長和漁船）、野田佳彥（國有化釣魚島）。2011年日本發生百年一 遇地震和海嘯，時任首相的菅直人雖然無能還親自指揮，結果導致核電站爆炸而在下台後被檢方起訴！災難過去幾個月了，災民還得不到安置，處於生活無著的狀 態。
世界上許多國家采用議會民主製度，但像日本這樣的，還是相當少見。可資類比的大概隻有法國。法蘭西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一、第二共和是早期的嚐 試，可忽略不講）共同的特點就是政府如同走馬燈一般更替。第三共和最短命的政府僅分別隻存在了兩天、三天、四天和五天！壽命最長的政府也不過執政兩三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它已經產生了五十屆政府，平均每年一屆。一戰之後，政府更迭的速度將加快一倍，內閣的平均壽命為六個月（所以二戰時敗給德國並不 奇怪）。第四共和幾乎是混亂的第三共和的翻版或者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十二年間更換了二十二屆政府，有兩屆政府僅維持了兩天。第四共和最後淪落到完全靠借外 債度日，政治人物麵對軍事政變和民眾抗議一籌莫展。好在法國還算幸運，憑借戴高樂的智慧，改革了過去失敗的議會製，建立了“半總統製”或者“雙首長製”。
法國之所以能夠改變，有四個原因。一是它是完整的主權國家。二是危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程度。三是有戴高樂這樣即有崇高威望又有高超政治技巧的政治人物。四 是法國已經沒有了王室——各歐洲王國，國王是國家的代表。但在共和製國家，總統是國家的代表。不管總統是否擁有實權。比如德國、以色列都是如此。
日本顯然以上四個條件都不具備：它在美國的軍事占領下，仍然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在改變政體方麵顯然沒有決策權。目前的日本雖然危機重重，但還沒有 達到維係不下去的程度，整個日本也缺乏相應的動力進行政治改革。另外由於政權的封閉性和權力的世襲特色，也導致日本後繼乏人。最後，日本二戰後沒有廢除天 皇，假如要效仿法國模式，將無法解決誰代表國家的難題。
這裏，關於日本的世襲，有必要多說幾句。按照西方灌輸的理論常識，民主是和世襲是絲毫沒有幹係的。但日本卻是一個反例。這既有傳統因素，也有選舉製度本身的原因。
今天的日本，強烈的家族觀念，依然是其社會關係基礎。長子繼承，門第觀念在現代社會依然有強大的生命力。更何況搞政治必須有人脈、錢脈，還必須有一定的經驗，因此政治人物先讓子女擔任自己的秘書，讓他們熟悉自己的地盤、開闊眼界，從而累積起政治生活經驗。
小泉純一郎從政之初，雖然有父親的遺蔭，也有固定的地盤，卻因為其父死得突然，使他必須匆匆從英國趕回來繼承，缺乏黨政治秘書的階段，結果第一次參 選竟敗下陣來。後來，有幸自民黨大老福田赳夫拉他一把，讓他當自己的秘書，悉心栽培，三年後終於如願以償。小泉從此跟福田派、安倍派、森派結下不解之緣。
日本的選舉製度和選區規劃，也有利於世襲政治的發展。日本實行小選區製，加上穩定選區劃分，這讓傳統政客可以在地方上長期經營其勢力範圍，將地方黨支部變成其個人的後援會。
田中角榮當首相期間，他利用國庫為地方大興土木，甚至修建鐵路新幹線從東京直通其偏遠的家鄉，鄉民不僅感恩，還變家鄉為鐵票區。不僅如此，其女兒田中真紀子還不費吹灰之力繼承了這份豐厚的政治資產。
然而權力的世襲堵塞了有抱負者的進入，無法形成有效的人才更替機製，最終導致今天日本政治的腦衰甚至腦死亡狀態。我們還記得戰後最年青的首相安倍晉 三竟然由於無法承受工作壓力而不得不辭職，完全一個公子哥的品性。而安倍的家族譜係如下：前日本首相、自民黨高層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的母親是岸洋 子），前任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的次子；其外叔公佐藤榮作亦曾任首相。小泉之所以下台前支持安倍晉三擔任首相，則是對安倍家的報答。小泉就是安倍外祖父岸信 介所在的自民黨岸信介派係繼承者，父親安倍晉太郎更是小泉初踏政壇時的政治恩師。正是安倍晉太郎在竹下登首相改組內閣時的大力推薦，小泉才能出任厚生大 臣，嶄露頭角。
當然日本和中國相比也有四個優勢。
第一，它已經進入發達階段，而中國剛進入中等收入行列。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其國力擺設在那邊，自然有向外叫囂的底氣——當然，我們也有反擊的底氣。
第二，日本的國際環境要好於中國。盡管在東亞地區，日本由於到處惹是生非引發眾怒，但是日本由於有美國重返亞太計劃的撐腰，所以當中國對日本進行正常反擊的時候，中國竟然被指責為反應過度。
第三，日本民眾被現代化規訓的程度較高，民眾情緒較為克製。在日本國內，由於現代化的滲透，用極端暴力打砸搶來體現自己的民族情感的事情幾乎沒有發生，最極端的遊行也就是日本70個人組成的小團體，喊一些類似於“幹掉中國”、“幹掉韓國”的口號。
第四，日本媒體在信息發布的上也更為及時。比如九月十二日中國宣布兩艘海監船赴釣魚島。但日本媒體派直升機空中追蹤後，宣布不見中國船隻蹤影。而中 國則缺乏相關報道。直到9月14日，六艘海監船進入釣魚島領域。此外，在風波中任命的新駐華大使，卻突然錯倒在街頭，幾天後死亡。顯然，這和兩國衝突帶來 的壓力有關，甚至會被解讀為日本外交人員承受不住壓力而崩潰，但日本仍然做了透明的報道。
中日對比，相對而言，中國的劣勢大都和發展階段有關，而且是可解的，逐步改善的。照這樣的趨勢發展，中國在不遠的未來，將在各個方麵占據優勢，必將重新全麵掌握亞洲乃至世界的主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