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難者看反右和文革的關聯：以北京大學為例
·王友琴·
I．題目和方法
從“反右”到“文革”，從１９５７到１９６６，相隔九年。二者之間有什麽關聯呢？本文從受難者這個方麵來進行觀察和分析。（以下“反右”和“文革”這兩個詞都將不再帶引號。）
從北京大學發生的事實可以看出：一方麵，在反右中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作為一個群體，在文革中受到更為深重的迫害，被“鬥爭”和監禁，受到肉體和心理的戕害，有一批人被害死。另一方麵，在反右中擔任領導和積極分子角色的學校負責幹部作為群體，在文革中也淪入被“鬥爭”的地位上，其中有一批人也被迫害致死。
受難者的遭遇指示出一條明晰的軌跡：相隔九年的這兩場大規模“政治運動”（這是反右和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使用的稱謂），總的來說就是群體性迫害及其發展。這種發展，具體表現在一方麵是迫害手段的更加野蠻，特別是所謂“群眾專政”方法的普遍采用和校園暴力的大規模發展；另一方麵是迫害的對象進一步擴大，不但在人數上增加，而且被迫害的群體種類也越來越多。
從受難者的角度切入反右和文革曆史，不但出於對人的生命和權利的尊重的基本價值，也因為隻有了解受難者才能認識這兩個大事件，因為對人施行迫害是反右和文革過程的主要組成部分。
本文所用的材料，來自我在過去十多年中對文獻資料的廣泛搜集和仔細閱讀，也來自我對大量經曆者的調查采訪。關於這兩種資料來源，餘英時先生曾在給我的《文革後難者》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指出，孔子將其分別稱之為“文”和“獻”（“文獻”是後來才變成一個詞的）。在方法上，本文依然是對“文”與“獻”的探索的結合。由於大量受難者的資料從來沒有被記載或報道，兩種材料來源中，調查尋訪尤其重要。
對於接受筆者采訪的人，筆者深懷謝意。感謝他們為記錄曆史真相提供幫助。
II．“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受到更深迫害
據《北京大學紀事（１８９８－１９９７）》
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的記載，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運動”和延續到１９５８年１月底的三個月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有５８９名學生和１１０名教職員，一共６９９人，被劃成了“右派份子”。
在同書的１９８２年部分（那時“右派分子”回到學校辦理“改正”即撤銷原處分）說，北京大學反右 派時劃了７１６個右派份子（８９０頁）。兩個數字不同，是因為後來又“補劃”了１７人。因前一次的數字分別說明了學生和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人數，所以引用在這裏。另外，據文革結束後的《人民日報》：北大劃了７１５名“右派分子”，還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種處分的人８４２名。因為沒有公布所有被“劃”的人的名單，現在不清楚７１５和７１６之差別是如何產生的。
當時北京大學全校學生人數是８９８３人，教職員人數是１３９９人。北大總人數的７％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於學生，接近１０％。教授中的比例則更高。
１９５７年７月９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講話說：“右派隻有極少數，像剛才講的北京大學，隻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在文革後，這個講話印刷發表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題為《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比較毛澤東的講話和在北大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規模的“劃右派”的行動，是在毛澤東的具體指示下執行的。非常恐怖的是，他製訂百分比劃取右派分子。也就是說，不管如何，一定要從人口中抓出某個預先確定的數額的人來作為“階級敵人”打擊。而且，這百分比是他一個人相當隨意地決定的。
“反右派運動”在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懲戒機製。首先，是權力當局以發表言論為犯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帽子”並進行各種懲罰，盡管這些人並沒有違反法律也沒有危害他人。第二，本來學校能作的最高的處罰不過是開除學生學籍或者解雇教職員。學校的學生教員若有刑事犯罪，隻有司法係統可以審判。學校當局把七百多名教師學生劃為“階級敵人”，這是人類學校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權力。第三，不但實行懲罰，而且懲罰不設定限量。一批學生被學校直接送去“勞動教養”而不設結束的期限，以至他們失去人身自由達近二十年。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個壞身份。
文革中，北大的新權力當局“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具有了比原來的中共北大黨委更進一層的權力，他們在校園裏就建立了龐大的“勞改隊”，強迫所謂“牛鬼蛇神”在學校裏“勞改”，而且把他們剃了頭發，對其中的女性則剃去半邊頭發，有專用名詞稱為“陰陽頭”，命令他們在胸前懸掛寫有罪名和他們自己的畫上紅叉子的牌子。後來，又在校園裏建立了關有數百人的監獄，也就是被俗稱為“牛棚”的地方，因為那裏被關的人被稱之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被關押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常遭到毆打和侮辱，以及心理上的虐待。在北大文革造成的６３名受難者中，有四人是被紅衛兵學生用棍棒和銅頭皮帶活活打死的，連“揭發”“批鬥”“定性”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有過，殘忍野蠻，達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分子”在文革前已經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結束後又過了兩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長達２１年。在筆者的采訪中，有一名受訪者，自己並非“右派分子”但同情“右派分子”，使用了一個說法，叫做“右派表情”，意思是當過“右派分子”的人臉上有一種特別的表情，是長期受到迫害和壓抑後形成的，明顯到使人能覺察得到，連摘掉帽子或者“改正”以後都依然還在。
這種“右派麵孔”表情，是長達２１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後形成的。這種表情可能因人們對苦難的司空見慣態度而被忽略，而大量的迫害事實也一直被排除在官方準許的發表物之外。下文是對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進行具體的描述。
１、被判死刑
在北大的７１６名“右派分子”中，就筆者了解到的，有五名在文革中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在反右時就有一名“右派分子”黃宗奇（哲學係學生）因與看押他的北大學生發生身體衝突而被判處了死刑（因事實上並無傷害人身事發生文革後平反了）。一共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判處死刑，占全部７１６人的近百分之一。也就是說，幾乎每一百人中有一人。這個死刑人數，不但對北大“右派分子”群體是非常高的比例，對北京大學一個學校來說也是非常高的比例。
五名在文革中被判處死刑的人是：中文係學生林昭（１９５４年入學），１９６８年被處死；數學力學係教師任大熊（１９５５年在北大畢業留校任助教），１９７０被處死；西語係學生顧文選（１９５６年入學），１９７０年被處死；曆史係學生沈元（１９５５年入學），１９７０年被處死；化學係學生張錫錕（１９５４年入校），１９７６年被處死。其中林昭為女性。五人中三人在１９７０年被處死，是在文革的“打擊反革命”運動高潮中。
林昭在上海被判處死刑，時間是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９日。那是“五一節”前，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對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執行”（見《解放日報》報道語。）。這是文革的慶祝節日的方式。
顧文選和沈元都在北京被判處死刑。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１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製委員會”發出一份材料，把“顧文選等５５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要“革命群眾”“提出處理意見”。沈元也在這份材料中。（可見於筆者收集的這一材料照片。）５５人中北大“右派分子”占了二人。這種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老百姓中製造更大恐怖，如古語所說的殺一儆百。這份材料發出僅僅兩個星期後，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他們被處死。
任大熊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８日在山西省大同市被判處死刑。１９５７年他把北大圖書館英文《工人日報》上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大清洗”殺害無數俄國人的報告，翻譯了一些段落手抄後貼在學校閱報欄上供觀看。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後又被判刑，在文革中再被判處死刑。從筆者收集到的判決書上可以看到（見照片），判處任大熊等１３人死刑，沒有援引法律依據，隻寫著：
為了全麵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妻子批示“照辦”的“一三一”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加強戰備，保衛祖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根據黨的政策和廣大革命群眾要求，報請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核準，特依法判決如下：
所謂“一三一”指示，指毛澤東批準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中發〔１９７０〕３號文件。毛澤東在此文件上批的“照辦”二字就是判處死刑的依據。這是人類法製史上前所未有的死刑判決書格式。同時，判決者判處他們死刑，甚至未聲稱他們有何反抗革命的行動。僅僅因為他們的“右派”言論或者思想，就可以把他們判處死刑。
由於未能對全部７１６名“右派分子”的下落作追蹤調查，筆者對他們中在反右後離開北大的人的文革遭遇缺乏全麵了解，特別抱憾的是至今仍不了解他們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下文記述的是留在北大校中的“右派分子”的遭遇。
２、在北大被迫害致死
筆者寫有《６３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６３人是北大總人數的百分之零點五，即每二百人中害死一人。６３名受難者中有四人，英語教授吳興華、曆史教授向達、中國革命史教師許世華和圖書館學教授王重民，都曾在反右中被劃為“右派分子”，遭到降薪降職處分。
吳興華和向達都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揪出來”進了“牛棚”和“勞改隊”。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吳興華在北大西門內辦公樓前“勞改”時，被強迫喝了水溝中從附近化工廠流出的汙水中毒昏倒。紅衛兵斥責其為“裝死”。當天夜間吳興華死亡，時年４３歲。死後還被剖屍，不是為了醫學目的，是紅衛兵要證明他“對抗文革自殺”以罪加一等。
向達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遭到殘酷“鬥爭”，曾在毒日頭下跪在係辦公室二樓陽台欄杆外狹窄的平台上被鬥，幸好沒有從上麵摔下來。９月底他和曆史係其他“牛鬼蛇神”被押到昌平縣太平莊勞動，晚上他們的寢室的門被反鎖，連夜間出門上廁所都不準。向達有腎病，排不出尿，全身浮腫，卻不準送醫院救治。他在１１月１０日去世。
他們是名教授，反右時受到的懲罰是吳興華從三級教授降為五級，向達從一級教授降為二級。他們在文革前夕的處境，比起其他“右派分子”來算是有很大特權的，但文革一開始，他們首當其衝，被革命的鐵輪無情地輾碎了。
許世華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殺，王重民在頤和園後山上吊自殺。他們的死其實不能被理解為通常意義上的“自殺”。他們是在遭到長期的迫害、遭受了肉體和精神的重大創傷之後自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上文寫到的顧文選，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主要原因是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５日在北大辦公樓禮堂講述了他在１９５５年的“肅反運動”中被冤枉監禁的遭遇。那天還有西語係學生周鐸講了他看到的公安局刑訊逼供的事情。結果二人都成為“右派分子”。周鐸１９５７年被送去農村勞動，１９６１年才被準許回校上課，１９６２年畢業後在北大工廠勞動。文革開始後周鐸一直在學校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裏，袖子上戴了一個黑袖套，上麵寫有白字“右派周鐸”。１９６８年，周鐸被關進了北大“監改大院”，最大的校園“牛棚”，位於現在的塞克勒考古博物館的位置上。
同關“牛棚”的一位教授說，周鐸挨打最多，褲子上總是沾滿鮮血。紅衛兵看守經常用竹片子打他，竹片子打人最疼。他們還常拿周鐸尋開心，沒事就大叫“周鐸，過來。”然後用棍子打他的腳。他們打一棍，周鐸的腳縮一下，他們又打一下，周又縮一下。
有一次騾車拉東西來。飲騾子的時候，紅衛兵命令周鐸和一個法律係的教授像騾子一樣套上車拉著在院子裏來回跑，他們看得哈哈大笑。周鐸看起來像魯迅寫的“狂人”，樣子可憐極了。
周鐸後來轉入西語係的“牛棚”。
一個管牛棚的紅衛兵學生每天踢開門進來（從不用手推門），全體“牛鬼蛇神”起立，這個人每次進門以後，首先就轉向周鐸，甩開膀子狠打周鐸幾個耳光。周鐸在１９６９年被放出了“牛棚”，和他同住在那一間“牛棚”西語係教授說，聽說他不久後就死了，但是不知道確切地點和時間。
３、被判刑
北大數學力學係王信中、程慶明、劉品馨是１９４９年入學的同班同學，畢業後都留校任教。
１９５７年中共北大黨委號召群眾“幫助黨整風”，王信中寫大字報批評當時人整人的風氣。他因此被定為“極右派”，送勞改農場。
程慶明當時是該係的中共總支委員和共青團書記，在劃定“右派分子”的會議上不同意把兩個學生劃上，被指控為“包庇右派分子”，以此為由把他“補劃”為“右派分子”，開除共產黨籍，降職降級降薪。
文革中程慶明因和朋友私下議論文革被指控為“現行反革命”。他曾經被綁在學生宿舍的一個雙層床上，雙腳離地，遭到毒打。１９６９年，他被作為“拒不坦白”“抗拒從嚴”的典型，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的“鬥爭會”上被逮捕入獄，一年多後判刑１２年，送到山西監獄服刑。毛澤東死亡兩年後，１９７８年底他在刑期快滿時被釋放。
劉品馨（１９３１－１９９６）對兩名同班同學被劃為“右派分子”心存疑問，她沒有敢公開說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寫在了日記中。文革中日記就可以成為定罪的根據（在這方麵，請參看我的《摧毀日記的革命》）。劉品馨遭到長期“鬥爭”，不但在打人鬥人的高潮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被“鬥爭”，而且在１９７３年“反回潮”中還被揪上台“鬥爭”。她曾經被揪住頭發打耳光（這樣的暴行當時可以在北大當眾發生不被製止）。遭到這樣的殘酷折磨後，劉品馨精神失常。１９７８年底程慶明出獄後去看望，她已經喪失記憶不認識程了。她從未恢複健康，在６５歲時去世。
僅僅由於在日記上對“右派分子”表示同情，文革讓劉品馨付出了致命的代價。在北大，很多根本不認識她的人都聽說了數學係的一名女教師因日記獲罪。劉品馨的悲慘遭遇成為強有力的警告，文革中幾乎所有的北大人都停止了寫日記，而文革前在北大寫日記的人相當多。
４、“中右”也變成“牛鬼蛇神”
除了被劃為“右派分子”，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學還有未戴“帽子”而受各種處分的人８４２人。在文革中，這些人很多“升級”成為“牛鬼蛇神”遭到“鬥爭”和“專政”。
化學係教授傅鷹（１９０２－１９７９），１９５２年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曾在全校的會上作為正麵典型發言，１９５７年被劃為“中右”（即比他右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文革中成為“牛鬼蛇神”。顯然，劃分“階級敵人”的標杆在不斷左移，越來越多的人被圈進去了。傅鷹遭到長期監禁和“鬥爭”。他先被關在化學係男生宿舍。白天由該係女生看管在校園裏“勞改”，晚上由該係男生看管。連他因年老夜間多次上廁所也遭學生斥罵。後來他被關入學校“監改大院”裏。那裏一個當看守的女學生有個棒子。“監改大院”每天“晚點名”以後，這個女學生就在院子中間用她的棒子打東方語言係的副主任岑殿華，逼其承認曾經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岑殿華不承認。傅鷹看到這個情景說，按照劃定“曆史反革命”的“標準”，即使參加過“三青團”也隻是“一般曆史問題”，現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認，大概不會是。傅鷹教授的邏輯推理很是清晰。但他說的這些話被報告上去，結果為此他也挨打。
傅鷹僥幸活過了文革，但是文革中北大的教授被害死的有百分之十。
５、高比例死亡率
盡管還未能了解所有七百多名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的下落，但是可以肯定，他們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亡的比例非常高。
１９５２年燕京大學外文係有五名英文教授，除巫寧坤外，另外四名在“院係調整”中並入北大。其中兩名男教授胡稼胎和吳興華，都在北大被劃為“右派分子”。兩名女教授俞大因和趙蘿蕤，自己沒有被劃成“右派分子”，但是她們的丈夫，俞大因的丈夫曾昭掄及趙蘿蕤的丈夫陳夢家，都被劃成了“右派分子”巫寧坤那時在北京外交學院任教，也被劃為“右派分子”並被送去“勞改農場”，受迫害最重。
如果說在１９５７這個燕京大學英文教授群體是“一網劃盡”，那麽文革就真成了俗語所說的“一網打盡”。上文已經寫到其中之一吳興華教授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３號被強迫喝髒水而死。三個星期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西語係紅衛兵在４０樓前召開“鬥爭會”，俞大因教授被強迫跪在台上挨鬥並被抄家。她當晚在燕東園家中服毒自殺。她的丈夫曾昭掄（１９５７後被派往武漢工作）在武漢大學遭到長期“鬥爭”，在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９日死亡。趙蘿蕤教授的丈夫、考古學家陳夢家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上吊自殺身亡。趙蘿蕤被“鬥爭”，還遭到毆打，連文革前不久畢業留校的女助教都動手打她。她一度精神失常，後需長期服藥控製。
胡稼胎的二兒子胡功管（北京青年藝術劇院編導）和三兒子胡功範（四川峨嵋銀行職員）也被劃為“右派分子”，二兒子並被送到北大荒勞動。
他自已成為“右派分子”後從二級教授降為六級，不準上課，先在校園作體力勞動，後到北大哲學係翻譯資料。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後，他被“抄家”、“遊街”和“鬥爭”。因為他早已是“右派分子”，而不是新的革命對象，所以“鬥爭會”上他總是“陪鬥”（當時“鬥爭會”頻繁，所以專門術語也發展繁多）。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他突然癱瘓。妻子把他送去北醫三院。醫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哲學係給醫院的公函上寫的是：該人是我係右派分子，請給予一般治療。他沒有能得到什麽治療就出了醫院，１９６８年１月去世。
就這樣，燕京大學留在北大的四名英語教授，文革中被迫害死亡三人，唯一幸存者的丈夫也被迫害致死。
III．反右領導幹部在文革中被“鬥爭”而死
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文革中不但“右派分子”首當其衝慘遭迫害，在北大領導了反右的負責幹部也遭迫害，有的被害死。
１９５７年領導北大反右的，先是中共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和副校長江隆基（１９０５－１９６６）。他在１９５９年被調往蘭州大學任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文革中成為最早的受難者之一。中共甘肅省委在發動文革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通知》發出後，把江隆基作為該省的重點對象。６月１７日，他遭到“鬥爭”，跪在高台桌子上，頭上戴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６月２２日，他再次被“鬥爭”時下跪、戴高帽子、被拳打腳踢和“遊街”。６月２５日，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他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身亡，時年６１歲。
江隆基１９２７年就參加了共產黨，對“革命”和“鬥爭”經驗豐富。他在１９５６年被定為“高校行政一級”，是當時中國高校中級別最高的人之一。他顯然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他被“鬥爭”後，沒有申訴也沒有等待，很快就自殺，顯然他理解革命的本性更為透徹。他是一個被“打倒”的群體中的一個，就像“土地改革”中的地主一樣，沒有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如果不想繼續被打被侮辱，隻有自殺。學校領導人是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群體之一，無一例外被“鬥爭”。他們遭到學生紅衛兵的毆打折磨，有一批校長被活活打死。（請參看筆者《１９６６：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江隆基被認為在北大反右不力，國務院於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派陸平（１９１４－２００２）到北大取代江隆基當第一書記。陸平在江隆基已經劃了五百名“右派分子”的基礎上，進行“反右補課”增劃了二百名。（“補課”本是一個學校的專門用語，卻被用到了反右大迫害上。人類的學校史上，哪裏有過這樣大規模的迫害課程？）這樣，北大的“右派分子”就從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此後到文革前，陸平一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第一書記兩個職務。（江隆基隻任副校長。）大學校長從教員中產生的傳統也就此被徹底打破。文革開始，毛澤東親自下令向全國廣播北大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並把北大稱為“反動堡壘”。陸平成為全國聞名的“黑幫”，遭到長期的“鬥爭”和關押。他曾經被吊起來拷打。北大學生還用高瓦數電燈強光照射他的眼睛不準其睡著，說這樣可以擾亂他的神經，迫使他“坦白交代”。
中共北大黨委副書記、教務長崔雄昆，也是“反右派”的領導人之一。文革開始後，由於他曾經在１９６４年反對陸平，他成為“左派”並進入新的北大權力機構核心，而沒有像其他北大領導幹部那樣被指控為“黑幫分子”。但是他最終也沒有逃脫被整肅。在“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和“黨的核心小組”中擔任領導人兩年多後他也被整肅，結果，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他在校內紅湖投水自殺。
由於文革把整個教育係統指為“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結果，那些在１９５７年領導了“反右鬥爭”並在此後執掌北大的幹部，除了極個別人，都被“打倒”了，有的也被迫害致死，他們的遭遇就像九年前由他們經手“劃”的“右派分子”。
他們當然不是受到了“右派分子”的報複，因為文革中“右派分子”處於比他們更惡劣的處境中。也不能說他們是受到了“惡有惡報”的“報應”，因為還有大量和他們一樣在領導反右的人沒有受到絲毫損害。他們被迫害，就是因為毛澤東發動和規劃了文革，把他們這一個群體列為文革的打擊對象。
他們先揚後抑的經曆，甚至形成了一種有強烈反諷意味的戲劇性效果，不過並非出現在舞台上。遺憾的是，他們中幾乎沒有人分析他們的遭遇並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包括他們中最有學識和寫作能力的人。
翦伯讚（１８９８－１９６８）是這樣的人之一。他在１９３７年加入共產黨，曆史學教授，１９５２年起任北大曆史係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時他相當積極。筆者檢索《人民日報》發現，在反右高潮中，從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５日到１０月１９日，四個月中該報有九篇報道，述及翦伯讚在曆史學界、社會科學界、文物界的一係列反右會議上用嚴厲口氣“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該報上還有他寫的兩篇反右文章，一篇題為《馬克思主義者研究曆史是為了革命》（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３日），另一篇是《右派在曆史學方麵的反社會主義活動》（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兩篇文章攻擊曆史學界的兩位重要教授雷海宗和向達。二人後來都被劃為“右派分子”。雷海宗１９６２年去世，時年５５歲。向達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可見上文。
１９６５和１９６６年，毛澤東在高層會議上多次點了翦伯讚的名字，把他作為學術界文革的重點對象。指控翦伯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一篇文章題為《為革命研究曆史》，竟與上述他１９５７年指控右派的文章標題同出一轍。罪名很快升級，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５日《人民日報》發表長文題為《反共知識分子翦伯讚的真麵目》。從１９６６年６月開始，他在各種規模的“鬥爭會”上被“鬥爭”，最多時多達一天被“鬥爭”六場，“鬥爭”方式是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即身體被強製成雙臂後舉大彎腰。他被“遊街”、抄家及驅逐出原住房。分給他和妻子的一間小黑屋（在蔣家胡同三號院內），是在兩排房子接縫處加出的，原來用於堆放煤塊等，麵積極小，到處漏風。他們在門口放一煤爐做飯熬藥，附近的孩子常來往他們的鍋裏吐吐沫和丟髒東西。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在正式宣布劉少奇的罪名並將其開除出黨的中共中央全會上，毛澤東說，要把翦伯讚等作為“反麵教員”“養”起來。他被從“牛棚”中釋放，被分配到條件較好的住房。一個月後翦伯讚和妻子戴淑婉一起服安眠藥自殺。翦伯讚夫婦死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高潮時期。這個“清理階級隊伍”在全國造成的死亡人數，據計算比官方公布的反右劃取了“右派分子”５５萬人還多。
應該說，翦伯讚的死實際上包含有抗議的意味。但是在他簡短的遺書中，他沒有抗議他所受的迫害，相反，他寫的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對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他死時文革已經開始兩年），對１９５７年被他指控為“右派分子”的向達之死（他死時向達已經被害死兩年多），對他當了積極分子的反右和當了打擊對象的文革，對於發生在他周圍的迫害和死亡，他作為曆史學教授卻沒有寫下片言隻語。是他不敢寫，還是他不曾思考？或者，是因為在他看來太難說清楚？
也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活過了文革的和翦伯讚身份地位相仿的人，也沒有能提供他們的內心經曆和對這一段曆史作出必要的解釋。他們對曆史的記載、解釋和評判的缺乏，隻能使他們的後人意識到反右和文革的強大效果：不但摧殘了一批人的生命，而且摧毀了他們原本應產生的思想。他們沒有寫出什麽這個事實本身也令人震動和悲哀。
IV．分析和解釋
１、北大案例的高度代表性。
北京大學反右劃了７１６名右派分子，北大文革造成了６３人死亡 。其他高校也相仿。清華大學反右劃了５７１名“右派分子”，清華文革造成了５８人死亡。清華５８名文革受難者中，至少有二人是“右派分子”。北京農業大學反右劃了１４３名右派分子，全校有１３。４％的教授、副教授，４。７％的大學生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北農大有３０人被害死。
各大學受迫害人數呈現明顯的均勻現象，顯然是因為反右和文革都是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而北大因其“最高學府”的特別地位，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充當了雙重角色：一方麵是打擊對象，有大批師生員工遭到殘酷迫害，另一方麵又是迫害樣板，中共中央多次發出內部文件或者通過公開報刊，把北大的做法介紹給全國效仿。這種情況使得北大作為一個案例極具代表性，因而也更值得分析和解釋。
２、反右和文革是大規模群體性迫害
在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反右和文革，都造成了一個數字巨大的受難者群體。也就是說，二者都是大規模的群體性的迫害。在筆者看來，這是二者主要的也是共同的特性。
反右和文革都不是針對個別人的。“右派分子”後來和別的“敵人”範疇並列為“地富反壞右”，又稱“五類分子”。這是一個“類”，而不是個別人。這個“類”人數眾多，可以百萬計數，到了文革，在已有的“五類分子”之外，又加出了多個種類。例如，１９６９年的北大一份題為《關於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情況報告》說，該年７月上旬到９月２日，在北大的教職員工中，清理出了“叛徒”“特務”“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地富壞分子”共１０２人。這份報告由毛澤東批示“照辦”後發給全國學習，編號為“中發〔１９７０〕１７號。也就是說，在全國各地都要抓出這些“類”的“階級敵人”來。在北大，三個月“清理”出的“階級敵人”數字占教職員工的百分之二還多，在全國顯然會製造出一個極大的絕對數字。
除了立“類”之外，還製定百分比，以確保每一類都能填夠配額。北大的“反右”，先是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劃的。“上麵”嫌百分之五不夠，北大就進行“補課”，增加到了百分之七。
在蘇聯檔案中存有一些關於殺人和關人的命令。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０日的一份，列出各個加盟共和國要殺的人數從１００到２，０００，同時還另外列出了數倍於此的要逮捕入獄的人數。
這樣的命令非常恐怖：不但在於數字大，還在於其隨意選定“敵人”的數字。同樣，毛澤東以百分比來劃“右派分子”，也是同樣恐怖。
３、文革是反右迫害的升級與擴大
上文已經描述，１９５７年反右的受害者，在文革的火坑中被推到更深處，在１９５７年還未成被“戴帽子”的人，文革也被關進了“牛棚”，甚至連反右的積極分子也被置於死地而喪生。一方麵，反右和文革都是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另一方麵，後者比前者更為嚴重。
不僅事實表明如此，從兩次“運動”的發動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的理論中上，也可以明顯看出。１９５７年，他創立了所謂“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他把公民分為兩種，“人民”和“敵人”，至於誰是“敵人”一類，則是由他規定的，比如“右派分子”。按照當時的憲法，公民享有“言論自由”，但是毛澤東說他們是“敵我矛盾”，他們就成了“敵我矛盾”。文革中知識分子被指控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是毛澤東一個人規定的。在文革中，毛澤東進而提出了“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就是說，要把原來的革命更推進一層。在不斷疊加的革命中，受難者越來越多越來越苦。
本文第三節敘述了反右積極分子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甚至北迫害致死。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但是對此事實的解釋，卻並不一致。有的人以此證明文革的“荒唐”，非邏輯，打擊了不該打擊的人。這一說法似是而非，首先因為這多少等於肯定了反右。另外，看施害一方，他們的革命就是迫害，他們在邏輯上和行動上相當整合，在基本方麵並不自相矛盾。
從理論到實踐，文革領導人的改變意向是清楚的。江隆基和陸平這些領導了１９５７反右的人，即文革前的大學的領導人們，在文革中全數都被“打倒”。如筆者在《文革受難者》書中寫到２０名大學領導人之死時指出，這些人從未擔任大學教員，由他們擔任大學最高領導，已經改變了曆來由教授學者中產生校長的傳統。但是江隆基和陸平自己上過大學。文革開始，毛澤東就指控學校係統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接著他派送了他的警衛部隊中的遲群、謝靜宜等沒有受完中學教育的人擔任清華和北大的負責人，直到他死亡。在這種暴力迫害的同時，毛澤東一步一步改變了教育體製。
還有一種解釋離開事實更遠，即文革前受迫害的人在文革中“造反”，反對迫害過他們的人。實際上，文革領導人對鎮壓右派分子頒布了一係列明確規定的有一係列明令規定。從北大案例可以清楚看出，文革中“右派分子”是受苦最多的群體之一。至於反右積極分子被“鬥爭”，決非出自“右派分子”的報複，而是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指揮。
４、這是一種什麽犯罪？
殺一個人，就是犯罪。殺害了數字如此巨大的人，侵犯了如此多的人的自由、人權，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殘酷懲罰了那麽多人，當然更是犯罪。
但是對於同一曆史事實，記述和判斷卻有很大不同。在反右和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那一邊，他們稱之為“偉大的革命”。直至今天，在反右和文革的同情者眼中，注意的是當時作為驅動力量一方的“理想主義”和高昂歡樂的情緒，他們回避提及受害者一方的苦難，更不承認這是一樁罪惡。
在毛澤東死亡兩年以後，鄧小平和胡耀邦為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平反”，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平反”，在人道方麵的功勞應該被記入史冊，當然也是因為發生過的迫害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他們為這個龐大的受害者群體的悲慘生存狀況作出了一些實際性的改善。但是，在說法上，他們僅僅稱此行動為“平反冤假錯案”，似乎這些都是個別性的案例。這個說法顯然不符合事實，而且他們自己也並不真如此認為，否則不會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反右和文革的受害者一起都平了反，而不是隻給其中的一部分人甄別。
對於反右和文革的反對者來說，有一個問題是，應該把它們稱為什麽樣的罪惡？顯然這是一種巨大的罪惡，然而既有的關於罪惡的名稱，謀殺，盜竊，投毒，誹謗等等，卻難以被用來指稱這樣的罪惡。反右和文革罪惡包含傳統意義上的這些罪惡，但是這些名稱隻有很小程度上的適合，因為這些罪惡殺害和迫害的人數，都不可能與反右和文革相比。普通的罪犯，即使是慣犯或係列殺手，也不可能危及如此巨大數目的受害者。隻有戰爭會危害如此多的人口，但是戰爭主要由軍隊持武器進行，而且戰爭是兩軍對壘的衝突，相當不同。
在現實中，沒有名稱的罪惡就可能不被認為是罪惡。反右和文革的的罪行不但需要得到記錄，而且需要命名。
在抵抗和清算希特勒納粹的漫長過程中，一位名叫Raphael Lemkin的學者，用其畢生精力創造並推廣了一個關於罪惡的新詞genocide。在Lemkin和其它人的長期努力之後，“群體滅絕罪”成為在國際上被接受的罪名。“群體滅絕罪”是指蓄意全部或者部分消滅某一群體，包括殺害該群體的成員，造成該群體成員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遭受嚴重傷害，故意使該群體處於某種生活狀況下，毀滅其全部或部分的生命，強迫這一群體的兒童離開他們等等。這種群體，是基於政治、種族、民族、文化、宗教、等理由劃分的。
希特勒殺害猶太人的行動，就屬於典型的群體滅絕。在那裏，被迫害、監禁、罰作苦役以至被殺害，最重要的“理由”（加上引號，因為這僅是作惡者一方如此認為的）是該人屬於“猶太人”這個按照民族劃分的群體。
這個模式是否適合反右和文革？在人數上，顯然是的，在群體性方麵，顯然是的。不同的是用來劃分這些群體的“理由”和名稱。
５、曆史的審判
在反右５０年後和文革４０年後，在書寫和傳播技術如此便利的電腦網絡時代，已經有條件來做曆史的審判，也就是通過曆史寫作來審判罪惡。
這種曆史的審判是有意義的嗎？
文革後期，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在北大校園建立了一個“梁效”寫作班子，發表了大批文章，主要內容是批判孔子和鼓吹秦始皇。例如，其中一篇文章題為“略論秦始皇暴力”（《人民日報》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１日），對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受到譴責的秦始皇大加讚美，並把秦始皇“焚書坑儒”和文革“鎮壓反革命”直接等同，也就是說，要從曆史的高度來肯定和合理化文革的群體性迫害與殺戮。
現在回頭看這個曾經不可一世影響很大的“梁效”，也讓人思考另一個問題：在中國曆史上，能和秦始皇一樣大規模“焚書坑儒”的統治者，畢竟秦始皇以後的兩千多年裏也隻出現過一個。是什麽力量起了阻擋作用呢？應該說，在秦始皇後兩千年來人們把“焚書坑儒”當作罪惡來記載和譴責，這些曆史評判盡管以現代標準來說還不夠深刻，卻多多少少起了作用。
這個曆史的縱向觀察告訴我們，通過曆史寫作對罪惡做出審判，在文字上、學術上對曆史事實進行描述和分析，雖然不能像在司法係統中審判罪惡一樣有力，但是並不完全無用。所以，對反右和文革做出曆史的審判，仍然是重要的和有意義的。
寫於２００７年２－３月，芝加哥
□ 原載《觀察》網站
刊登在 2007 華夏文摘增刊 zk0709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