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打殺幾批”，讓各地領導的思想跟不上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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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大張旗鼓”

進至1951年1月中旬以後，眼看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進展異常順利，國內民氣上揚，毛澤東明顯地開始對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現狀感到有些不滿足了。顯然，過分強調不要搞得太緊張、太急躁，不要逮捕過多、殺人過多，達不到毛澤東所期待的發動群眾的目的。

1月17日，毛澤東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27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匪首、惡霸、特務4600餘人，並且還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區區一個湘西，不僅遠離沿海前哨地帶，人口密度也遠小於河南與華東地區，就殺了4600人，而且還有許多反革命要殺，而河南一個省殺了3000就不敢再殺了，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才不過殺了2911人，相比之下，毛澤東立刻就發現了問題所在。他毫不猶豫地作出批示，強調湘西準備繼續再殺反革命“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由此聯係到華北以及華東、中南、西南、西北所有新區，他開始斷言：新區多數都是用比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惡霸特務殺得太少，至今這些地方的地主威風還有很多沒有打下來，一貫道等會道門甚為猖獗。“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他進而堅決地提出：在這些地區，“特別是那些土匪猖獗，惡霸甚多，特務集中的地方要大殺幾批”。殺得太多，會不會引起資產階級的不滿呢？毛澤東明確回答：“隻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因為，“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隻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

毛澤東的“大殺幾批”，到底是個什麽概念呢？比較毛澤東的這個新的計劃，各地領導人的思想明顯地跟不上趟了。為了使各地主要負責人切實了解他的想法，同時進一步督促和鼓動各地抓緊這千載一時之機，他不得不開始分別給各地具體下達處死反革命分子的指標了。1月21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麵，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1月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麵負責人稱：“你們已殺了3700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一步的鎮壓計劃。1月29日，見到公安部對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160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地實施逮捕，容易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與思想波動的報告時，毛澤東亦明確告誡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

2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500多人，並殺了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劃，一定求穩，批準殺人一律在省上”，毛澤東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準執行”即可。

由於各地高層領導人責任大、任務重，顧慮相對較多，毛澤東這時甚至還親自批示要求各地縣委書記都直接與他通信，匯報各縣市鎮反運動的開展情況。用這種方法，來推動各地領導人解放思想，切實跟上他的要求。

毛澤東的直接推動和部署，迅速引起了地方的反響。各地區及省、地、市領導人自然紛紛表態擁護，主動多報處死反革命分子計劃。但是，顯而易見，由於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方數字差異很大，而且多數實際仍舊達不到毛澤東的要求。

在平衡了各地方上報的處死反革命分子計劃之後，毛澤東很快就計算出了一個各地應處死反革命分子的比例數來了。按照他的設想，一般城市處死反革命分子至少應達到當地人口總數的0.5‰，敵情嚴重的地區，可以達到1‰，個別地區亦可突破，但不應超過1.5‰。據此，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麵的負責人說： “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一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這個數字是否適當，請你們加以斟酌。南京方麵，據2月3日柯慶施同誌給饒漱石同誌的電報，已殺 72人，擬再殺150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各地過去在處死反革命分子的問題上之所以手腳放不開，除了以往一些曆史教訓和進城以後過多地考慮到統戰需要以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了司法形式的束縛。中共進城之前，就公開宣告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體係。但進城之後，並未能馬上建立起自己的法律體係，甚至也沒有著手製訂適合於全國範圍的刑法。各地沿用的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根據地頒布實施的個別法律條文與行政法規等等，既未整合統一，也沒有明令宣布當以何者為準。再加上抗戰時期根據地的一些法律法規，其基本依據也或多或少地參考過“六法”，結果，雖然形式上廢除了“六法”，實際上人們在涉及到司法問題時，往往仍舊有意無意地沿襲著“六法”的思路考慮問題。特別是在定罪、量刑的問題上，幾乎無法不考慮舊的法律觀念上許多通行的標準。而正是因為受到這些通行的標準，諸如“已遂”、“未遂”之類的一些量刑尺度的束縛，各地領導人及其相關機構要想輕易定人死罪，就變得極為困難。

要便利各地放開手腳處死反革命分子，必須另定一套統一的標準。“雙十”指示雖然明確提出了要以政務院頒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為依據，但製定這樣一套標準仍舊頗費周折。直到毛澤東提出了新的處死反革命分子計劃之後，政務院才於1951年2月2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為了使地方上能夠放開手腳，有意對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相當寬泛，所規定的處刑標準掌握起來更是有相當的自由度。《條例》根本上否定了“已遂”、“未遂”的概念，規定：隻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布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至於該殺不該殺，則主要取決於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節嚴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但什麽叫“勾結帝國主義”，什麽叫“以反革命為目的”，什麽叫“情節嚴重”，等等，《條例》卻並無具體的解釋。

《條例》甫一頒布，毛澤東即發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緊實施鎮壓。其電報稱：“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說來，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主要巢穴，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這時之所以敢於一反其開始時小心謹慎的態度，采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推動鎮反，前提自然也還是建立在其再三強調的“隻要我們不殺錯”的基礎上的。依照毛澤東內定的原則：首先是“對全區性、全縣性的惡霸必須全部殺掉，全鄉性的惡霸必須一部或大部殺掉，不這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些惡霸必須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隻是，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一旦走上了以鼓動和宣傳群眾為目的，僅僅著眼於打擊特務、間諜和《條例》所列舉的那些已遂或未遂的“現行”分子，就明顯地不夠了。因為，鼓動和宣傳群眾，必須以群眾的直接利益為著眼點。一般的特務、間諜和《條例》所列舉的多數罪行，與群眾的利害關係往往並不直接，結果也就很難達到鼓動和宣傳群眾的目的。因此，鎮壓反革命作為一種群眾運動被掀動起來，從一開始就不能不著眼於打殺那些直接與普通民眾有著切身利害關係，即是有較大民憤的惡霸分子和有血債的曆史反革命。也就是說，要著重打殺那些讓群眾痛恨或恐懼的分子。

但是，什麽人可以算是惡霸呢？民憤大小又以什麽為標準呢？十分明顯，離開了具體的法律標準，單純靠各級幹部憑借主觀判斷來具體落實，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些地區就反映說：他們那裏很少有很大民憤的所謂惡霸分子，相反， “群眾對於直接對他們的利益有妨礙的小偷、流氓、二流子一類人的憤慨倒比較普遍。”而且，罪多少為“大”，惡多大為“極”，多少“民”有“憤”即可算“很大”，實在難有確切的尺度來衡量。包括血債問題，一些地方找不到多少曆史上殺害共產黨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過去有過人命官司的，統統視同“血債”，結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偽軍，殺死偽軍數名”，“因與人通奸致使其妻氣憤投河自盡”之類，也都被當作反革命血債看待了。不難想像，在這種情況下，還在運動開始之際，一些地區很早就出現了殺人由心的情況。根據一些地方報告，

隻因為要完成鎮反任務，不少被定性為惡霸者，連具體罪行都羅列不出，隻因有人指認，便被草率殺掉。較典型的河南陝州，完全由縣鄉兩級幹部說了算，不到一個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個月就殺掉了七八百人。

毛澤東並非不了解農村的情況，因此，他並沒有忘記提醒那些在殺、關、管的計劃上胃口顯得特別大，或處死反革命分子的比例已經很大的農村地區，不要草率從事。3月初，他對山東省就有電報強調：“草率從事錯捕錯殺了人，則影響很壞。請你們對鎮反工作，實行嚴格控製，務必謹慎從事，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的偏向。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在那些已經實現了徹底鎮壓方針的地方，則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殺了。”但與此同時，毛澤東也並不真的想要限製各地處死反革命分子的比例，比如他就不認為1‰是一個絕對不可逾越的底線。對那些強調情況特殊，申請超出比例者，他也都表示讚同，隻是會強調說：“別地自不應援例也殺這樣多，但有些情況相似者，亦可仿照辦理。”

與農村的情況相比較，毛澤東顯然更重視城市中鎮反的規模和群眾動員的情況。他始終認為城市的鎮反規模和對民眾的發動與教育還差得很遠。公安部長羅瑞卿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去各地考察之後提交的報告，印證了毛澤東的這種擔心，因而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報告指出：“第一，有些同誌對城市反革命估計不足，認為城市與鄉村不同，鄉村有大量的土匪、惡霸，城市隻有特務。第二，對城市鎮壓反革命可能引起的震動估計過高，加重了自己的顧慮，決心動動搖搖，硬是殺不下去。第三，過於相信自己的一點偵察工作基礎，忽視了廣大群眾反奸的偉大力量，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小手小腳，跳不出狹隘的圈子。第四，特情關係太濫，又缺乏嚴格的控製和監督。第五，大中城市的公安幹部量小質弱，管理應加強，否則應付複雜而尖銳的鬥爭確實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據此批示說：“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領導機關潛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對付，必須認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殺幾批，才能初步地解決問題。”

怎樣才能大殺反革命，動員群眾，而又不致造成中間分子的恐懼和不滿呢？2月 17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指揮下，一夜之間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開處決了58人。注意到槍斃人犯有數萬群眾圍觀，而且興高采烈，羅瑞卿明確認為，今後執行死刑前完全可以召開人民代表會議和群眾大會等，報告反革命罪行，激發群眾對反革命的仇恨心理。隨後，北京市又進一步於3月7日夜一舉逮捕了 1050人。緊接著，北京市公安局專門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以及市區兩級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宣布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與會代表討論懲治辦法。經過一係列宣傳工作之後，市公安局於25日當天分別在三處一次性就槍決了 199人。

北京利用人民代表會議和群眾大會，發動群眾起來投入“鎮反”運動的方式，給了毛澤東相當的信心。已經在“鎮反”運動方麵走在前列的天津市，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不僅如此，它還在3月間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具有相當氣魄的補充計劃，即準備在已經處決掉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馬上轉發各地，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終於，一直顧慮上海的工商業中心地位，擔心震動太大的上海市委，也“深刻檢討了”前此放手不足的偏向。按照毛澤東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經捕了1068人，處死100餘人的基礎上，再放手捕10000人，殺3000，關4000，管3000。

上海既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中心，也是曆史上三教九流藏汙納垢之地，更是中國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澤東一直格外關注上海的鎮反問題，已再三督促。上海終於放開手腳，毛澤東自然高度肯定。電稱：“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之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幹天判處一批。群眾才會相信我們肯殺反革命，積極起來幫助我們。”考慮到上海市委的顧慮，他還特別推薦了北京和天津的做法，要上海領導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鎮壓反革命的經驗。即先開上百人的代表會，再開上千人的各界會議，最後召開上萬人的公審和控訴大會，刺激起群眾的義憤，使之自覺地擁護“鎮反”。他斷言：由北京的經驗看來，隻要我們的工作做得好，民主人士和資產階級是可以取得他們擁護的。

注意到北京和天津的經驗，毛澤東這時開始根本調整幾個月前中共中央強調注重策略，反對集中報道，造成緊張空氣的指示精神，重申“大張旗鼓”。他一麵提醒各地：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必須嚴格限製在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反動會門頭子等項範圍之內，不能將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國民黨黨團員、普通國民黨軍官也包括在內”。一麵致電各中央局稱：“最近一時期的鎮反工作有兩個突出的經驗：第一，有計劃有準備地大規模地在同一時間內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從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爾的實際行動，證明這是一種搜捕社會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驟。……第二，北京、天津、張家口等城市的經驗證明，召開城市中市級和區級的各界代表會和協商委員會擴大會，並有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少數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許多代表人物參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惡，宣傳鎮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慮，動員各階層堅決鎮壓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綜合這幾個地方的經驗……是負責人首先親自主持，公安機關作鎮反情況報告，有準備地分類作案件介紹，隻介紹重大案件和首惡人犯，不是報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講解政策，激發對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擁護。”目前各地“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報紙揭露太少。對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各界民主人士參加鎮反工作，真正與聞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北京天津兩市最近兩星期來大有進步，對鎮反大張旗鼓，廣泛宣傳，普遍揭露，利用幾十人，百餘人，幾百人，幾千人乃至萬餘人的會議，利用報紙和廣播電台，利用展覽會，大肆宣傳，使家喻戶曉，使全體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參加鎮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義，小手小腳，畏首畏尾的作風，收獲非常之大”。

在毛澤東的極力推動下，全國各大中城市從3月開始，陸續實施了有計劃的，極具震懾性的大逮捕和處決的行動。此舉在各個城市都造成了相當強烈的震撼性效果。

據較早開始這一行動的太原市委報告，他們3月13日開始實施大逮捕行動，緊接著“學習京津的經驗，於四月五日召開了市、區各界人民代表的擴大聯席會議，專門討論了鎮壓反革命和控訴反革命罪行，當場宣布處死了一批反革命”，並於5~6兩日分批分區執行。公審大會采取了會場和會外相結合的方式，“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機全部開放，重要街道及群眾集中場所均安置了喇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在十萬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機擺在街頭，三百一群，五百一夥，聚精會神收聽大會上的報告和控訴。十四個大中學校的統計即有七千多人收聽。大會宣布為死難烈士同胞致哀時，收聽廣播的群眾也低頭致哀：大會喊口號，群眾也喊。山大醫學院六百五十人聽到農民控訴時哭不成聲，很多人也流下淚來”。

“當反革命罪犯被押進會場時，被迫害的工人、市民、農民等各界民眾代表當麵指著反革命曆數其罪行，會場情緒憤慨，罪犯麵如土色。全市人民幾乎完全出動，道路為之堵塞，通衢要道一直延伸至五六裏以外的刑場，人山人海，爭睹反革命的下場。當罪犯在刑場倒下時，數千觀眾狂熱鼓掌跳躍，高呼口號。個別罪犯家屬哭泣，也惹得周圍群眾嘲笑。”“大會會場以及報社、廣播電台，均收到大量的群眾控訴信件和電話，僅廣播電台從當日上午八時到下午六時，即收到各界群眾控訴信及各處收聽廣播的反映五百多件，接到控訴並要求槍斃這些罪犯的電話五十多次。有的要求把這些家夥千刀萬剮。上馬街群眾把‘五閻王’刺五百刺刀” 。

類似的情況在各個城市幾乎如出一轍。在已經捕殺了相當一批人犯之後，各大中城市均又依據最新的殺、關、管計劃，在三四月間的某一天，采取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一捕就是數千人。然後就是大規模的群眾性公審大會和大批槍決人犯。值得注意的是，“鎮反”運動雖然公開以政治上的“反革命”為對象，實際上這時各個城市中主要打擊和清除的對象，特別是被拿出示眾的那些典型人物，大部分都是在當地有影響的惡霸分子或有血債的曆史反革命分子，因而其宣傳鼓動工作很容易取得城市居民的理解與擁護。再加上各城市普遍推廣了各界代表會、座談會、控訴會、公審會、展覽會、廣播大會等項辦法：將懲治反革命條例印發到家家戶戶：某處捕了一人，即召集該處群眾報告原因：某處發生了特務破壞事件，即向該處或其附近地方的群眾作報告。甚至，考慮到城市居民熱衷於看處決人犯布告，一些地方還專門舉辦了寫布告的訓練班，使布告通俗易懂並具宣傳力。所有這些作法，再加上各大報紙連篇累牘地刊登控訴以及披露被殺人犯罪行的新聞報道，隔三差五大版大版的殺、關、管名單，造成了強大的聲勢和震懾效果，並使群眾切身感受到了新政權的強大威力。影響所及，來自民眾中間的檢舉密告信絡繹不絕，甚至親朋之間、骨肉之間相互揭發者亦層出不窮，曾經與國民黨或舊政權有過牽連者更是驚恐不已，或主動交待自首，或偷偷將證件、武器丟掉，以免後患。

大張旗鼓地實行“鎮反”以來，由於各大中城市有意讓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介入定案和審判的過程，許多民主黨派和社會人士出乎意料地表現出了積極擁護和熱情參預的態度。這種情況使毛澤東非常開心。他在一份報告中批示道：許多事情沒有想到。很多同誌認為抗美援朝妨礙了工作，是額外負擔，結果群眾擁護，青年踴躍參軍。“還有兩件事是出於許多同誌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不敢邀請黨外人士參加審判委員會和我們共同審判反革命。結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關門主義的地方，情況就愈好。這是對於人民和黨外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一個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請民主人士、工商業者、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殺反革命。叫他們去看，也隻讓他們看好的，不敢讓他們看壞的，存在著嚴重的關門主義。結果又是相反，凡是看了的，回來都是好話，都有進步。華東局規定好壞都讓人看，結果很好。這是對於黨外廣大人士的積極性估計不足的又一個例子。”

隨著各地大張旗鼓地開始開展“鎮反”，民眾的熱情和要求節節升高，處決人犯的規模也一波勝過一波。毛澤東對此同樣感到歡欣鼓舞。在3月18日表揚天津一個半月準備先處決500，以人民之口讚揚這“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之後，他進而又於4月22日借公安部的報告，公開表揚北京一天處決200個反革命“殺得好”，說“這是正確執行毛主席關於人民政府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證明害怕震動過大而束手束腳是不對的，是沒有根據的”。這種表揚，無疑進一步刺激了各大中城市負責人放手大殺的勇氣。上海在這方麵就後來居上，落實了公安部報告中關於處決人犯要“行動猛、火力足”的要求。各地隨後也都比著突破這一數字。上海4月27日大逮捕之前，所處決人犯之數不過100多人，除受到毛澤東批評3月底匆忙一次處決人犯掉90以外，曆次處決人犯多不過 9人，一般隻有二至三人。而4月27日大逮捕一舉就捕了8359人，僅4月30日一天就槍斃了285人，5月9日再斃28 人，6月15日又一天槍斃了284人，以後即每隔數天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到11月初，半年時間就已處決到將近2000人之數了。

鎮反運動如狂風暴雨般地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不可避免地給了國民黨的潛伏勢力和派遣特務以近乎毀滅性的打擊。建國後各地頻發的有國民黨背景的武裝暴動此後幾近絕跡，對中共城市政權具有較大威脅的國民黨特務殺人放火式的破壞活動也大幅減少。比較國民黨全國政權建立後所發動的“清黨”運動，以“消滅共產黨” 為目標，結果卻使共產黨遍地開花的情況，中共的鎮反運動對於粉碎國民黨東山再起的夢想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更何況，鎮反運動極大地實現了毛澤東發動群眾的目標。通過廣泛的宣傳和各種形式的會議動員、血淚控訴，鎮反之後明顯地形成了群眾向共產黨一邊倒的情況。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民眾自動與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包括不許被殺被判的反革命家屬啼哭，對被指為反革命嗤之以鼻，甚至連反革命的家屬也不願為被槍斃的親屬戴孝，村民不讓反革命分子的屍體進村及下葬等情況。可想而知，共產黨和新政府的權威已經相當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不僅如此，由於鎮反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殺地方惡霸，以及懲處那些曆史上曾經為害共產黨人的分子為重點，間接取締打擊任何可能結成團夥的社會黑惡勢力，藉以發動社會上的積極分子，組成聯防及居民治安小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強了社會的治安力量，極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發案率。僅以廣西省南寧市一市為例，其鎮反運動大規模發動前的1950年，刑事案發案率為4314 件，鎮反運動大規模開展後的1951年，一下子就降到了1318件，到鎮反運動結束後的1954年，更降至455件，下降了80％還多。過去廣西許多地區的共產黨幹部外出，多需要成排的武裝護送，鎮反後有兩三個人即可以自由行動了。那些在國民黨時期長期受到地方黑惡勢力、貪官汙吏威脅欺壓的社會中下階層，包括許多中小工商業者，之所以會對這種大捕大殺的鎮反運動表示接受，甚至擁護，此亦是其原因之一。

但是，即使按照毛澤東自己的標準，鎮反運動無疑也已經發生擴大化了。

自3月以來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結果，是各地殺、關、管的數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設想和計劃。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審理如此多的殺、關、管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隻是基於曆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 ③。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福建長汀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一生從事教育，毫無民憤或血債，隻因抗戰期間做過三年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就被作為曆史反革命逮捕，並硬是張冠李戴地將他人的罪過也扣到他的頭上。而且既無口述交待材料，亦無檢舉揭發材料，甚至全無審問筆錄，更談不上證人證言，隻憑縣公安局長一紙罪狀，即被輕易槍殺。

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係“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200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槍斃，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1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積極追隨中共，投身抗日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因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解放戰爭後期並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同樣既無民憤，亦無血債，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曆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

因挾嫌報複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1953年春，因各地“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相當普遍，湖南在鎮反運動期間曾複查過一些明顯存在問題的案件。在查出的763件各種反革命案件中，僅顛倒黑白的就有82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10.7％。其中湘潭縣人民法院認定的一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罪行一是解放前充當“圈子會”的“大爺”：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1200元：三是解放後組織地富300餘人進行反革命暴亂，毆打幹部，企圖推翻農會和篡奪鄉政權。經查，所定罪行全無證據，純屬誣陷。原因隻是因為鄉村農民和集鎮居民競選農會負責人時，曾組織農民遊行助威，被人懷恨在心，以致乘機裁贓報複。

以1953年經新華社記者和各級公安部門複核認定的貴州睛隆所謂“破壞土改同盟軍”的冤假錯案為例。該地三區共有馬場、中營、魯打、大田四個鄉，是漢、彝、苗、倮、喇叭、革老等八個少數民族雜居地區。該案很大程度上因民族矛盾引起。原魯打鄉長為喇叭族人，後由漢族陳謹修接任。陳行事違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引起少數民族幹部不滿，陳即尋釁報複，藉“鎮反”運動之機，用肉刑逼供出所謂反共委員會的組織。此案被吊打的地主305人，農民12人(致死6人)，錯殺7人，逮捕的269人，自殺的20人(地主13、富農1、農民6)。（未完待續）

作者：楊奎鬆，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江淮文史》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