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論述反思“黨國體製”
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科，部分教材內容偏頗，被指“洗腦”，引起不少家長恐慌。這其中牽涉某
些媒體借機炒作，也因為九月立法會選舉即將來臨，一些政客因趁機將議題泛政治化。但追根究
源，香港人必須要了解中國大陸內部的變革，以及民間對中國官方論述的衝擊。
“黨國”教育香港受抵製
國民教育科在香港引起爭議的焦點，就是黨國不分，以及長期存在的“黨國體製”。
中國從小學到大學的思想政治類政治課程中，刻意模糊黨國現象並不在少數。過去幾十年
中，學生從小學開始就要遵守《小學生守則》，其中第一條就明確要求，學生必須“熱愛祖國、熱
愛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而在部分中學教材中，亦有訓導“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在政治實踐中，“黨指揮槍”、“警惕軍隊國家化”呼聲甚高，由納稅人出錢供養的中國人民解放
軍必須聽命於中國共產黨。“軍隊國家化”的提法，現在仍然是一個禁忌。當台灣的“國軍”已經真正
國家化，但解放軍到今天還隻是“黨衛軍”，又為“黨國不分”提供了現實腳注。同時，中共的黨務係
統工作人員，其財政支出被列為中國公務員係統，由全國財政負擔，可說是“黨庫通國庫”。
但不容否認，大陸民間和知識界，近年已對這些問題展開反思。尤其在市場經濟的格局下，
民營企業抬頭，民眾的“私權”意識覺醒，官方無法再壟斷社會上的民間資源。公民社會崛起，逐漸
顛覆了長期以來的官方論述。中國大陸改革派不會因為反對官方的論述，而放棄“中國人”身份。他
們深信中國不會長期被一個政黨所壟斷，而在反壟斷之前，首先要提出民間自己的“中國論述”。
事實上，近年中國大陸的知識界與民間已經開始自覺地建立自己的國民教育——通過民間著
史、學術討論等渠道，重新審視官方論述，並給出超越官方版本，並被普遍接受的新論述，如各
大媒體對民國史的再認識，對“民國範兒”的肯定。
楊繼繩的《墓碑》，揭開了大饑荒三年間中國民間慘狀與死亡真相，令民眾對“同甘共
苦”的“偉大領袖”有了新認識，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楊奎鬆《中間地帶的革命》等作
品，則從建黨角度給出了中共奪取政權過程中鮮為今人了解的曆史解讀。
獨立紀錄片導演胡傑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張大中導演的《我的母親王佩英》等紀錄片，
用影像直觀的揭開了文革的慘無人道，補足了教科書中被一筆帶過的文革年代。
連官方推出的《建黨偉業》，也開始為五四人物胡適和一些民國領袖的公眾形象“翻案”。這些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作品雖在顛覆官方論述，卻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為國民文化與思想領域，做
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作品為民間國民教育提供了高質量參考。
從中國民間論述反觀香港，重點是如何建立一個清晰的、為官方與民間共同接受的香港論述
目睹中國大陸“黨國”教育，香港對“以黨代國”的教育的警惕乃至恐慌，其來有自。事實上，
中央政府在製定和實施對港政策、建構香港論述體係時，也多少出現了一些邏輯問題，引起了反
從國民教育說起，此次推行的“中國模式”專題教育手冊，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但“中國
模式”一說是否成立，即便在中國學術界，也是個尚存巨大討論空間的概念。耶魯大學教授陳誌武
著作《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指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承認私有產權、實行法治與市場
經濟，隻是人類共有的模式，而非“中國模式”。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也以《辯論中國模式》一書對此概念提出質疑。內地許多學者認
為，若“集中力量辦大事”可被認為是“中國模式”，那麽從封建時代就開始了，實為“秦始皇模式”。
把這樣一個在中國內地都有極大爭議的概念，引入信息自由的香港，遭遇大量反對聲音是明顯可
此外，國民教育教材形容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黨，也容易使港人聯想到中
國官方宣傳基調，有港人在參加七一遊行時表示，這與內地稱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目前香港出現的問題是，當主權回歸中國15年後，人心並沒有真正回歸。在港人對“中國
人”身份的心理認同尚未完成時，推行包含“中國模式”及讚美中國共產黨內容的國民教育，就容易
在“黨國”之外，中國當局的香港論述與治港思路中，仍存在一些不易被港人普遍接受或難以適
一是強調殖民地屈辱曆史。在官方宣教中著重描寫英國殖民地時期港人的“二等公民”身份，
而忽視英治時期為香港奠定的法治基礎。長期宣傳的後果是，中國民間形成一種既豔羨香港的先
進、又歧視香港“被殖民”的“洋奴”身份的矛盾心理。
二是“一國兩製”的模糊空間。盡管特區基本法規定了1997後香港實行“一國兩製、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但隨著時間推移，“一國兩製”論述的漏洞出現。香港大學社會學係教授呂大樂曾撰文
指出：“在政治改革方麵，‘一國兩製’的構思並沒正麵麵對如何建設一個麵向未來的政治製度的基
本問題。事後證明，回避民主化及其製度建設的問題，政治代價相當巨大。”
“一國兩製”的缺陷
呂大樂的觀點解釋了過去一年港人的焦慮、恐懼以及被“大陸化”、恐共的心結：“一國兩製”隻
能兌現鄧小平當年“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與經濟形式不變的承諾，卻回避民主、自由等政治
議題，而1997後的15年，恰恰是這些被忽視的議題，逐漸成為港人守護的核心價值。
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最近出版《管治香港》一書的李彭廣表示，1997回歸後，港
人的“主人翁”感增強，要求政治權利的意願自然高於殖民地時期，港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政治正當性
問題逐漸顯現。而香港與內地一日不實現民主政治，這個問題就一日不能解決，同時，50年不變
的“一國兩製”是否會中途夭折，也成為港人的心頭隱患。
基本法關於政治製度的遺漏成就了中國官方對香港的另一種論述：天朝主義。
曾借調中聯辦任職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香港期間的一係列文章，被陳冠中概括
為“中國天朝主義”，其基本框架傾向於將香港特區“去政治化”，將中國對地方的治理視為“多元一
體”的政治格局，“視特區為實現中央統治術的被動對象，最好是一個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區，至少不
要加大政治化，這與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區現實有著認知的落差，削弱了這個論述對香港現狀的
解釋或開拓能力，甚至可以造成治理策略的誤判”（陳冠中語）。
天朝心態又造就了陸港交流中，一些大陸民眾對香港片麵的“恩賜心態”。網絡上常見一些內
地同胞對港人說，“要不是我們供應你們蔬菜淡水”。這隻會讓港人感到“見外”，並非被當作“一家
在香港媒體討論港人是否可以區分“中國”與“中共”的時候，中國官方也應同步反思，是否長期
存在誤會或片麵性的香港論述，造成今天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疏離感？
港人一直有愛國傳統
從中國近代史的脈絡來看，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一直優先於對不同政黨的認同或厭棄。李彭廣
認為，港人一直就有愛國傳統，“對中國的近代和現代貢獻很多，不隻是孫先生的辛亥革命也好，
1949年的共產革命也好，降低些層次，內地市民有災難的時候，香港居民都是同一條心的，香港
並且，中央政府對港人的國家認同感，也不應僅是形式上的認同“我是中國人”。李彭廣認為，人心
是否回歸、港人是否認同中國，應該有一個界定標準。若“認同”被界定為“接納具體政策”，那麽“認
同”的含義也會有所不同。（香港《亞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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