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他們後來沒有力道了。這可能是體製內過多的製肘和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並且具有相當大的能量的緣故。鄧律文關於關於人口政策的指責太過片麵，人口政策堅持到現在不容易，這種基本國策即使要改變也應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才可實行，不能隻聽一部分人的意見。中國的人口再增長不僅中國受不了，也是對地球不負責任的。凡事都是有正負兩麵的，限製人口政策有負麵，放開人口政策一樣有其負麵。當準備放開人口政策時，應該多研究負麵影響，而不是一味說放開的正麵好處。
產業結構調整的問題關鍵在對房地產的調控上，如果房地產這個暴利又吸金的產業得不到控製，那結構調整隻是一句空話。但調整地產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附在其身上的利益集團的博弈，沒有特殊政治手段，隻靠經濟手段幾乎是不行的。
二和三其實是一個問題。貧富懸殊的擴大自然無法產生中產階級，但中國走美國同樣的路，快速培養美國這樣的中產階級也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這個人口大國想達到美國這樣比例的中產階級水平，而且生活水平還要接近美國的話，那恐怕需要不止一個地球了。所以我非常同意你說的，中國不應該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向美國看起，而是要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識。這句話在改革開放之初是被當作反麵意識形態挨批的，但中國的國情要求中國必須走這樣的道路。讓中國上下對這句話有共識的關鍵是要讓大家明白到底什麽是幸福的生活和和諧的社會。貧富差距巨大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和諧社會，即使這樣的社會可能更有效率，更具競爭性。在一個殘酷競爭的社會中，其實沒有人有幸福感的，因為幸福感是和安定感連在一起的。
感覺溫在經濟上沒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太依賴那些專家和發改委了。四萬億就是一個敗筆。胡則過分軟弱，作為一個黨的總書記，在其任上，吏治不僅沒有起色還每況愈下，無論如何是有責任的。其實中國的問題在吏治，吏治解決好了，中國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半。
關於中國的民主化問題，我的想法是民主應更多地用於監督上，而不是決策上。像現在的九常委製，不僅沒有效率，也體現不出什麽民主進步，反而遇到重大問題容易久拖不決，貽誤時機。胡錦濤本人是比較循規蹈矩，也很清廉的。但他太過務實，忽視了務虛，或者說沒有務虛的能力，使中國在其任上價值觀更加混亂，道德建設淪為口號和空談，社會腐敗越演越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