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仲夏夜之夢 ——

 

我的仲夏夜之夢
日期:2012-08-13 作者:白樺 來源:文匯報

我的仲夏夜之夢

■白樺

1949年以前,北京西單舍飯寺12號是一個老式的旅館——花園飯店。之後就成了“中央電影局電影劇本創作所”和“電影藝術委員會”的辦公室和宿舍。那時國家對電影劇本創作重視得無以複加。1953年夏日,我作為一個業餘電影劇本作者,攜帶著自己的一個電影劇本初稿,住進了這個“飯店”。在這個往日的飯店裏,一不當心就會和某一位電影大師擦肩而過:蔡楚生、史東山、章泯、司徒慧敏……等等。當然,我接觸最多的還是專職編劇們,他們有一些原本就是大上海的電影藝術家,有些人又參加過抗戰,去過延安,都到了而立之年。我在他們中間是個名副其實的晚生。

似水流年,青春不駐,今天我已經到了耄耋之年,那座早已不複存在的“飯店”,還經常會出現在我的夢境之中,與我有過過從的前輩們,恍惚還在“飯店”裏走來走去。

 

首先是所長王震之。王震之大我十四歲,身高一米八以上,性情豪爽,他出生於湖南,最早的革命和戲劇活動都在北方,所以在他身上一點也看不出是個楚人。他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延安時期,又擔任過魯藝的戲劇教師,在戰爭年代寫過不少活報劇和話劇劇本,在八路軍的藝術團體裏擔任過很多領導職務。他第一次對我的公務召見,是在他簡陋的辦公室裏。我原以為要聆聽老革命的教誨,但是他一開口卻讓我很意外,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讀過老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嗎?

當然!——我承認,讀過。

接著他就滔滔不絕地談起《安娜·卡列尼娜》來,他對書中的情節如數家珍,記憶力之強,使我非常吃驚。他還說到《安娜·卡列尼娜》在延安受到知識分子熱捧的情景,一本破舊得隻能勉強捧著讀的中文版《安娜·卡列尼娜》不間斷地預約傳遞。有一位女生用白被單縫成曳地長裙,恍恍惚惚地站在延河邊,說是體驗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情。

他說:“一部看起來和革命毫不相幹的小說,會有這麽偉大的魅力?!聽說列寧反複讀過這本書,最後封麵都磨破了。”沉默了一會兒,他繼續說:“寫得的確好,實在好,非常好。提出了很多重大問題。技巧之高,無與倫比。安娜在臥軌自殺之前,忽然想到她和沃倫斯基初次相逢時那個被火車碾死的人,那情景的再現似乎提醒了她……多好的一個伏筆!”接著他背誦起書中的句子來了:

“‘那支她曾經用來照著讀那本充滿憂慮、欺詐、悲哀和罪惡之書的蠟燭,閃出空前未有的光輝,把原本籠罩在黑暗中的一切都給照了個透亮,接著燭光發出輕微的嗶剝聲,昏暗下去,終於永遠熄滅了……’托爾斯泰老頭像是和安娜同時看到那永遠的熄滅……”聽到這兒,我打了一個寒噤。沉默了好一會兒,我還是把他的話題很技巧地轉到電影方麵來。我說:“我不久前才看過嘉寶扮演的安娜·卡列尼娜。”

“啊?!”他很驚奇:“你在哪兒看到的?”

“我們總政電影處有一個小片庫,蠻豐富,我在那裏還看過您寫的電影。”我指的是《內蒙人民的勝利》。他連忙擺擺手:

“宣傳片!宣傳片!”

我想糾正他:“故事片呀!”

“不!宣傳片!那算什麽故事。”這一爭執,他才跟著我離開了安娜·卡列尼娜。作為所長,他很真誠地對我說,他對自己的工作“沒有信心,很苦惱。”他總想跳出去自己搞自己的創作,他說:“自己搞創作,成與敗,都歸於自己,或許碰巧可以寫出一部真正的故事片。擔任所長,壓力太大,電影又特別受重視,連列寧都談論過電影對黨的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一旦某一個題材被領導定為重點劇目,這個劇本就得沒完沒了地改,意見都來自高層。比如我們創作所組織的《淮上人家》這個劇本,就是重中之重,名作家孔厥、袁靜擔任編劇。毛主席親筆為治理淮河寫過八個字——‘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我相信淮河或許可以治好,可是把治理淮河的工程寫成一部好電影,我就說不好了。我看藝術就是‘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很多傳世的藝術品都是無心插下的柳!”

這些話讓我聽來好涼爽。他是一個特別平易近人、十分謙遜的人。經常把“我至今都是外行”這句話掛在嘴上,他在討論或審查劇本的會上,總是把發表指導意見的機會讓給上級領導,如王瀾西或陳荒煤。

更讓我感到奇怪的是,這位在延安參加過整風的老革命卻胸無城府。有一天走進我的房間,對我說:“別看所裏這麽多編劇,整天都關在自己的房間裏,進度很慢,有的人來了一年多還沒有個提綱,有的人有一個提綱,卻永遠沒法形成劇本。寫作是個人的事,又不能像打仗那樣,你既當過兵,又寫過文藝作品,應該知道,寫作不是喊一聲‘衝啊’就能把‘碉堡’拿下來。”

不久,如他所願,他被調回東北電影製片廠任專業編劇去了,從此我就再也沒有看見過他,也沒看到他寫出他想寫的那部真正的故事片。一直到1957年夏天,在“反右”運動的高潮階段,忽然從長春傳來王震之臥軌自殺的消息。電影界非常震驚。他一定是和我一樣,“言多必失”。在極小範圍的竊竊私議中,有人抱怨他真不該!怎麽會想到臥軌呢?一個大老爺們兒!我卻立即想到:莫非他在絕望的時候,想到安娜·卡列尼娜?想到那支熄滅的“蠟燭”?

 

我在舍飯寺12號的最好的朋友應該是海默,在我走進電影劇本創作所之前,我們就相識了。1953年5月初,我和他都參加了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一個訪問團,任務是去東北第26陸軍醫院、訪問被聯合國軍遣返的誌願軍戰俘。那個訪問團裏全都是老作家,如胡風、羅峰等。海默的年齡和我最接近,大我七歲。這個山東籍的北京人,少年時期就投身革命了,畢業於華北聯大,在冀中軍區火線劇團當過演員,寫過一些話劇和秧歌劇。我們一見如故,可以說,他是我唯一的一位諍友,他每每見到我,總會給我潑點冷水,從長相到作品。他時不時會突然當麵譏諷我:

“你以為你的小說、詩歌有什麽價值?油墨沒幹就被人忘記了。現在圍著你轉的都是中學生,他們盲目。你以為你是快手?我們這裏快手多了,我就是快手,想當初,一場戰鬥剛打響,一幕活報劇就寫成了。快,就能決定你的作品是藝術嗎?”

有時他還會突然盯著我的臉,一本正經地貶我:

“你以為你是美男子嗎?不是!小眼睛,腫眼泡,身材既不夠高,也不挺拔。算了吧,你!”

我就是在他的“無情打擊”下學會了自省。再如:

“你真夠淺薄的了,瞧你買的都是些什麽書,都是些新出版的翻譯作品,而且是‘一邊倒’的蘇聯小說,你注意到我買的書沒有,全都是舊書、破書、雜書,這些比那些新書更珍貴,對創作更有用。”我這才注意到他是本所藏書最多的人,一麵最寬的牆全都是書架,書架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舊書,地上還堆滿民國時期發行的刊物和畫報。他把一本很老的電影畫報抽出來扔給我,指著一張女明星的劇照對我說:

“你看,上帝留給茶花女的隻有一條夜路,可是,當革命一旦代替了上帝,那就另當別論了!”

“她是誰呀?”

“藍蘋呀!”

“藍蘋是誰?”

“年幼無知,藍蘋是誰你都不知道!還想當作家,附耳過來。”他這才在我耳邊說出藍蘋是誰。“今年你來得不巧,她可能不在國內,不然,你在這個院子裏就能碰到她,她是電影藝委會的副主任之一,偶爾會來開開會。”海默在要好的朋友中間,是有名的口無遮攔。對我,他隻補充了一句話:“小屁孩,知道的事少,也好。”

海默經常出差,為了寫劇本“體驗生活”,去過朝鮮戰場,旁聽過板門店談判。有一次他為了收集地下鬥爭的故事,去了一趟上海,回來對我說:

“我到上海拜訪了於伶他們,他們才是真正的地下黨員,跟他們一交談才知道,我寫不了,對地下鬥爭的了解太可憐了!”

那天我突然問了他一個問題:

“所裏的編劇全都是來自各個戰場的老同誌,他們的經曆本身就很豐富、很精彩,為什麽還要東奔西跑去體驗工農兵生活呢?”海默長歎了一口氣,說:“你提的這個問題還確實值得咂摸,說明老弟開始動腦子了!可是,你應該從批判電影《我們夫婦之間》悟到點什麽。知識分子上銀幕?懸!”

那天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還對他說了一句很唐突的話。我說:“海默!你總這樣不著家,小心嫂子跑了!”

我真的不是想“報複”他,他卻麵紅耳赤地看了我一眼,沒回答。我能覺察到他很愛嫂子。海默的妻子是來自老區婦救會的年輕幹部,人漂亮、大方,又是很快就能適應城市生活的那種鄉下妞兒。組織上很培養,保送到人民大學帶職學習,剛剛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叫默默,孩子見人就笑。

沒想到,我一語成讖,後來嫂子果真和海默分了手。深秋,我的劇本一通過就回了雲南。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麵,隻是斷斷續續聽到關於各自命運的傳聞。海默在六十年代初,有一個最有名的事件,就是牽動過整個文藝界神經的、對電影《洞簫橫吹》的批判。他僅僅在劇本中寫到基層幹部的官僚主義和群眾的上訪,就受到了嚴厲的批判。即使陳毅元帥在一個會議上公開出麵為他辯解,很快也作為右傾觀點而被否定。再以後,就是關於海默之死。1968年6月14日,那是“文革”最恐怖時期的一個日子,因為海默在言論上對江青有過大不敬,那時的江青何等顯赫,何等炙手可熱,海默因此被亂棍打死。見到海默遺容的人隻說了八個字:慘不忍睹、麵目全非。十年後,雖然海默一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清查真凶的工作卻十分艱難,找不到最先握棒揮向海默的那個暴徒,也找不到最後讓海默一棒致命的那個凶手。僅此,就夠我們深刻反思一輩子!半個世紀以後,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默默。見到她,我深感光陰的無情,從一個舞動小手的初生嬰兒到滿麵風霜的婦人,隻經曆了一個噩夢連篇的黑夜。對於她來說,我向她敘述的可能是一個使她感到十分陌生的父親。

 

在編劇們住的那座主樓裏,每逢周末,整個樓的人幾乎都探親訪友去了。晚飯後很安靜,到了六點,樓道裏總會傳來一個女人的叫聲,叫的是一個人的名字,那個名字叫井岩盾。她的聲音響亮、尖細,而且有些猶疑。每一次都要叫到十幾聲以後才消失,之後寂然,無處可去的我就開始伏案寫作了。夏初,海默從朝鮮板門店回來,我向他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每周末那女聲的來源。他一聽就明白了,隨即作答:

“那一定是關露。你知道關露嗎?”

我當然知道關露,我在1943年的日本畫報上看到過她的照片,那是她出席日本“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時拍的,就是那張照片,使她成為婦孺皆知的漢奸。1949年以後才聽說她的真實身份是中共地下人員,一個受命深入虎穴的紅色間諜。但為此,她的青春、愛情、名聲已經被完全撕碎、汙損。但是讓我難以理解的是,當下為什麽不趕快公開宣傳她的事跡,讓這位在隱蔽戰線上的抗敵女英雄,在更大範圍裏恢複名譽?為什麽讓她至今都身負罵名呢?

今天,這個神秘的人物居然是我的芳鄰。我問海默:“我可不可以跟她談談?”

海默回答說:“再好也沒有了!在這座樓上,不少人躲著她,一到周末她所以呼叫井岩盾的名字,因為她太寂寞,無人訴說。”

“井岩盾是她的愛人吧!”

“不!井岩盾也是一位曾在延安魯藝學習過的作家,我們所的一位編劇。他隻有三十來歲,比關露小十幾歲哩!可能井岩盾和她談得來,或者隻有他不好意思拒絕關露。”

幾天以後的一個黃昏裏,我在走道裏和關露擦肩而過,她把鑰匙插進鎖孔,沒有立即開門,站在門前看著我。我也沒有推自己的門,幾秒鍾的對視,光線很弱,我看不清她的麵目。她先叫了我一聲:“小白樺!”當時文學界的確有人這麽叫,因為文學界本來就有兩位年長的“白樺”。

我走過去。她指著我說:“我知道你,來自雲南邊疆,是海默告訴我的。你真的是很年輕!”

“不!我已經二十三歲了!”

她苦笑笑,歎了一口氣,誇張地重複著我的話:“已經二十三歲了!”我猜想她一定是想到了她的二十三歲。

“願意進來坐坐嗎?不耽擱你寫作?”

“一會兒?可以的。不打攪您吧?關露同誌。”

“非常歡迎!請。”我走進去,她讓我坐在靠椅上,她自己坐在床沿上,那時知識分子的生活很簡樸。很自然,我一開始就在她的容貌上尋找浪漫詩人或紅色間諜關露,但我都失敗了。四十多歲的她,比起當時她的同齡人來,顯得更蒼老一些。她走在街上誰也想不到她曾經那樣有才情,寫過許多陽光明媚的詩歌;也想不到她曾經穿著最可體的旗袍,走在上海霞飛路上,她那雙時髦皮鞋的高跟經常出入極司菲爾路76號——那是一個最恐怖的“狼窩”——汪偽政府的特工總部。此刻,我看得出,她在全力支撐著的自信,掩飾著身不由己的神經質。那時,我還很孩子氣,總想試圖去探索她最敏感、最神秘的過去。

“關露同誌!應該說,您又回到電影界來了。”

“不!我過去也沒有做過電影。人們一見到我就想起《十字街頭》裏的那首歌詞‘春天裏來百花香’,那是偶一為之的玩票。我沒有寫過電影劇本。”

“現在可以寫呀,您的經曆這麽豐富和神奇。可以寫一部很精彩的電影。”

她臉上的肌肉連連抽動了幾下,像笑,又像哭:

“年輕同誌!你知道黨的紀律嗎?鐵的紀律裏有一條是保密,麵對黨的機密,我沒有自己,我的愛,我的恨,我的青春,我失去的和我得到的,我的詩,我的夢,包括我想告訴你和你想聽的故事,都在一個警衛森嚴的保密室裏,那裏有許多帶鎖的抽屜,其中有一個抽屜躺著一個厚厚的檔案袋,檔案袋上,右上角寫著絕密兩個字,中間寫著一個大大的名字——關露,我在那隻袋袋裏,至於什麽時候打開那個袋袋,讓我回到我自己的軀殼裏來,我也無法知道……”

看來,從她那裏聽到我最想聽到的神秘故事是不可能了,因為她壓根就不會講出來,這是黨性。整個房間像死一樣寂靜,整個樓層像死一樣寂靜。

“可我又不能沒人交談,我能談什麽呢?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我的家,我的兒女,沒有,沒有。但我不甘寂寞,我希望有人經常向我隨便講點什麽,家庭生活呀,社會新聞呀,人們為什麽吵架,為什麽慪氣,為什麽笑,為什麽哭。”

“看……您沒有痛苦和快樂嗎?”

她茫然地看看窗外:

“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我不在這裏,關露沒有回來,這裏沒有關露……”

我終於明白了,她的交談隻是想聽別人說話。

“啊!是這樣,您的老朋友一定很多。”

“是的,有些……”小聲吐了四個字以後她就不再說什麽了。

又停頓了很久,她用氣音央求我:“說說你自己,怎麽參軍,怎麽走過火線。對,你來自雲南邊防部隊,那裏有的是奇風異俗,浪漫故事,有很多可講的呀!”

她要的隻是聽。我勉為其難地開始講自己的經曆,雖然她和我的互動很積極,但一對一的方式,我很不習慣。很快我就陷入一種難以脫身的、乏味的困境。這時我才完全明白,為什麽每個周末她會在走道裏呼叫井岩盾,井岩盾為什麽大部分周末的傍晚不在房間裏。突然停電使我有了一個告辭的理由,但她很迅速地點亮了蠟燭,而且告訴我:“這樣不是更好嗎,就是不停電,我也常常獨自麵對燭光。”

我隻好又結結巴巴地講了一個多小時,她可能已經看到了我的倦容:“好了!謝謝你!真委屈你,周末,年輕人應該和年輕人一起熱鬧。”

我如釋重負地站起來和她握別,言不由衷地說:“很高興!關露同誌!”

出了她的房間,我隱隱地有些擔心,擔心以後每逢周末,她在樓道裏喊叫的不是井岩盾,而是我的名字。但我所擔心的事並未發生,電影劇本創作所為了我的劇本早日投產,安排我去了北戴河的夏日別墅,這一去我就再也沒見到關露了。

後來,聽到關於關露的消息,一次比一次可怕:1955年在潘漢年一案中受牽連,入獄兩年。1967年,年過花甲的關露再次被捕,又是8年鐵窗生涯。1982年3月,聽說中共中央組織部向她宣布了平反的決定。我真心為她高興:這一次應該是真的回來了。可是,還沒到年底,就聽到她吞服大量安眠藥,溘然長逝的噩耗。為此,很多人都在問:為什麽?為什麽在平反以後,在洗盡汙穢、正可大放光彩的時候,又匆匆離去了呢?!

我沒有問……

20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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