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犀利公
（上）
經過34年的經濟改革（1861-1894年洋務運動），大清國力得到顯著提升。1895年，中國GDP總量雖然被美國超越，退居世界第二，但占全球的比重仍然超過15％（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比今天的數字要高。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3月發布的數字，2010年中國GDP占全球的比重為9.5％。
經濟實力的提升，為大清國帶來三大變化：權貴集團的生活進一步奢華，軍事裝備大幅度改善，皇族權貴們自信心膨脹。
清廷的腐敗、奢靡是全局性的。中央政府熱衷於搞形象工程，以粉飾太平。1885-1895年，慈禧“改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持續十年，耗銀600萬兩。1888-1894年，改修頤和園，持續七年，耗銀2000多萬兩。1895年，辦六十大壽，耗銀500多萬兩。三項耗銀超過3000萬兩（也有史料說高達8000萬兩），相當於四個北洋艦隊的建設費用（北洋水師7艘主力艦總費用為778萬兩）。內務府開支，鹹豐時每年僅40萬兩，光緒末年達到1024萬兩，50年增長了25倍。上行下效，奢華之風彌漫整個官場。據史料記載，庚子之變時因勤王有功而擢升為兩廣總督的岑春煊，一次宴會就“動需洋酒千數百金”，為此還專門在衙門裏設立“洋酒委員”一職。
洋務運動興辦了一大批工業和基礎設施，軍工企業初具規模，北洋、南洋和福建三隻水師的裝備水平超過日本，號稱世界第五大艦隊。“定遠”、“鎮遠”兩艦達到七千噸級，踞全球之冠，日本最大的巡洋艦不過三四千噸級。與地方官員相比，軍方的腐敗更勝一籌。在北洋司令部所在地劉公島，將領們爭相修建豪華別墅，自己用不了還出租，儲存鴉片，包養情婦。總司令（海軍提督）丁汝昌，甚至還與管駕方伯謙爭娶妓女。奉老佛爺的懿旨，艦隊頻頻出訪，宣達和諧盛世，展示大清國威。1891年7月初，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六艘主力艦訪日，先後到達神戶、長崎、東京等地，所到之處，威風八麵。訪日歸來三年後，甲午戰爭爆發，總指揮丁汝昌服毒自盡，右翼總兵劉步蟾自殺殉國，“致遠”艦管帶鄧世昌壯烈犧牲，“濟遠”艦管駕方伯謙因臨陣脫逃而被李鴻章斬首（一說是冤殺）。
成就斐然的洋務運動，民眾雖然是參與者、建設者，但卻是蛋糕的旁觀者，無權分享改革開放的巨大好處，依舊過著清苦的生活。輝煌的工程，威武的艦隊，距離民眾的生活是那麽遙遠。洋務運動的34年，民眾目睹了官家的崛起；洋務運動結束後的18年（1995-1912），民眾又旁觀了清廷的衰亡。
原本可以供全民分享的經濟發展蛋糕，為何最終變成清廷冒險的春藥呢？一切皆緣於皇族權貴們頑固堅持的專製體製。
作為洋務運動的發起人，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甚至包括支持他們的當時年僅27歲的慈禧，無疑是那個時代具備改革精神的高層人物代表，屬於少數睜眼看世界的人。運動初期，洋務派采用國家資本主義方式發展工業（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也是可行的。進入中期和後期，國進民退、權貴壟斷、效率低下，等諸多權貴資本主義模式所固有的弊端逐步顯現，並進而引發腐敗叢生、官富民窮等一係列社會問題，變革體製成為超越經濟改革的頭等大事。然而，當初的改革派已經蛻變成既得利益者，他們隻看到“經濟上搞活、政治上專製”給他們帶來的巨大好處，而看不到民心背離的嚴重後果，死死抱住中央集權這棵大樹，絞殺一切“逾矩”的維新派。1898年9月，戊戌六君子喋血街頭，康梁師徒遠遁海外。
更為可悲的是，一些不學無術卻可以左右中樞的太子黨們（端郡王載漪、莊親王載勳、溥靜、剛毅、英年、毓賢等），沉浸於所謂“同光新政”（洋務運動）的虛幻之中，無視甲午戰爭的慘敗事實，仍舊迷信“大清模式”擁有巨大優勢，慫恿慈禧於1900年6月21日對八國同時宣戰。55天後，慈禧逃離北京，避難西安。庚子之變，是滿清權貴們獨吞洋務運動成果這劑春藥之後的最後一場銷魂表演。盡管事變倒逼著慈禧重啟政改（1901-1905年的“清末新政”），但在權貴們的阻延下，最終回天無力。
（下）
開啟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迄今已走過了與洋務運動等長的34年。在人們沉浸於做蛋糕還是分蛋糕的喧鬧中時，中國的內外環境陡然發生了注定之中的巨大改變。蛋糕的絕大部分已經被權貴集團吞下，問題不再是“做”或“分”，而是蛋糕會否變成春藥，以催發權貴們“中國模式一統全球”的春情。
朱成虎說，“如果美國襲擊中國，我們將必須以核武反擊。我們已經做好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的準備。當然，美國人將必須做好犧牲數以百計的城市的準備。”
胡鞍鋼說，“從政治製度看中國總會成功”，“從製度上看中國能夠超越美國”。
林毅夫說，“中國經濟還可以高速增長20年”。
楊宜勇說，“中華民族複興任務2010年已完成62%”。
……
筆者不知道紅後們使用核武的決心從何而來，也不知道專家們斷言中國總會成功、中國已經成功的數據從何而來。隻知道：
中國政府的財政收入在60年間（1950-2010）增長了985倍，而百姓收入隻增長了19倍。
中國人養了世界上最多的官和最多的貪官（僅裸官就達118萬），官民比例達1∶19，是美國（1∶94）的5倍。
中國的行政費用占生產總值的比例（25.6%），是印度的4倍，是美國的7.5倍。
中國的教育醫療費用占生產總值的比例（3.8%），是印度的五分之一，是美國的六分之一。
中國的貧困人口超過2.5億（按世行人均每天消費低於1.25美元為窮人的標準）。
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二次持續時間較長的改革開放，鄧氏改革延續至今，種種社會指標均在表明，它與一個世紀前那拉氏開啟的那場改革開放，愈發相像。唯一還有待見證的是：在洋務運動所產生的經濟成果的支撐下，清王朝在滅亡前連續上演了三場大戲（1894年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政變、1900年庚子之變）；而在7萬億美元GDP支撐下的特色中國，其巔峰表演將何時開場？怎樣開場？這種癲狂表演可否在體製內的開明派與民間清醒力量的合力阻攔下化於無形？
經濟改革的成功沒能換來民主政治的進步，是一個世紀前洋務運動留給中華民族永久的傷痛。這一次不可再錯過！阻止GDP春藥發作，叫停權貴集團拿民族前途作賭注去向本該是我們朋友的“敵人”宣戰，是普通民眾和廟堂之上的開明派的共同責任。
洋務運動的發起人曾經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清模式”而沾沾自喜，頑固抗拒革新開放的全球化趨勢，直到一切化為烏有，教訓可謂慘痛。而日本則做出了與我們相反的選擇，迅速躋身於強國之列。他們甚至還在佩裏登陸處樹立雕像，以紀念這位用大炮逼迫天皇打開國門的美國殖民者。拒絕喬治.馬嘎爾尼通商外交的乾隆，當時管理著全球三分之一的GDP，他在傲慢地接過英使呈送的祝賀他八十壽辰的禮物時，做夢也不會想到，自道光至宣統，他的五代子孫從此再也沒能直起腰來。今天，改革開放的領導者有相當多數為“經濟搞活、政治控死”的“中國模式”而自鳴得意，以“絕不”的姿態高調抗拒全球民主化進程。曆史經驗已經無數次表明，逆潮流而行，終將頭破血流。近年來，因為支持諸多臭名昭著的獨裁者，如米洛舍維奇、薩達姆、本.阿裏、穆巴拉克、卡紮菲、金正日，以及仍在屠殺本國民眾的巴沙爾等，不僅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進一步陷入孤立境地，也冷了國人的心。
中國逐漸被某種勢力所包圍，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問題在於：為什麽被包圍？誰害怕這種包圍？怎樣解除這種包圍？將獨裁者引以為朋（某些獨裁者甚至是曆史上割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宿敵），視民主國家為敵，甚至把弱勢群體、維權律師等稱作國內五大敵對勢力，這說明了什麽？要想消除國際上的敵人（對中國有領土企圖的除外），隻需回到民主化的軌道上來即可。要想消除國內“敵對勢力”，隻需邁出兩步：民進國退，還富於民；民進官退，還權於民。一個悲哀的現實是，走這兩步的跡象遲遲未見。
中華民族的複興，取決於民眾價值觀的更新。人權高於政權，必將成為中國人的價值理念。60後們對人權價值的嚐試性探求，雖然在23年前魂斷廣場，但已經在80後、90後這一代獲得了更加廣泛的認同。那種把人虛化成“人民”，以政權偷換祖國，並進而實施愚化和奴化的專製主義，必將隨著全球民主化進程而被掃入曆史的垃圾堆。盡管中國可能是那進程中的最後一位，但也肯定會是其中的一位，絕不會成為被拋棄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