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好聲音”舞台上，上海光頭小夥平安用搖滾樂演繹的《我愛你中國》深深地打動了導師們，這樣一首老歌新唱，竟讓四位導師中年紀最輕的楊坤轉身，並將平安收入麾下。
平安唱得的確不賴，用另一個導師庾澄慶的話說就是：“叫人起雞皮疙瘩的聲音”。
其實，真正叫人起雞皮疙瘩的是這首歌的原唱，電影《海外赤子》插曲。
這部產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電影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女青年黃思華有一副清脆婉轉的歌喉，部隊文工團的音樂家們都非常賞識她。但因為她是華僑的女兒，有“海外關係”，故被阻於藝術殿堂之外。文工團團長派政審人員去華僑農場了解黃思華的家庭情況。早年思華的父親黃德深在南洋就為祖國的抗戰捐出全部家產，49年又毅然將兒子留給嶽父，自己帶著妻子回國參加建設。文革中黃德深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女兒思華也因此不能參加部隊文工團。留學英國的哥哥回國探親，想帶妹妹出國，思華卻堅定地回答：“我不能離開媽媽——我的祖國”。 “四人幫”被粉碎，思華獲得了藝術生命……。
這樣的故事在那個年代是革命的“樣板”，今天讀來不能不叫人脊梁骨冷颼颼的。的確，背著一個“海外關係”，誰還有希望實現自己的追求和夢想呢？難怪那時國人不知道“歌星”是何物，隻有幾個會唱樣板戲的錢浩亮。
無疑，專製是壓製人才的罪魁禍首。
難怪最近音樂人高曉鬆放言：“漢族無音樂”，“漢族在能歌善舞這一單項上可排名倒數第一”
不是嗎？當我們每每說到“能歌善舞”，對應的就一定是“少數民族”，但是漢族人就真的沒有音樂細胞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看看當今的《中國好聲音》，哪一個草根歌手不是呱呱叫？“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的大帽子早就沒有了，如今別說海外關係，就是唱“反動歌曲”《一塊紅布》、《紅旗下的蛋》、《盒子》的崔健，在歌壇上還是響當當的漢子——“ 突然我一腳踩空了， 我操這一個洞他媽的還挺深的，順著洞裏一直往下走，越走越深越寬闊……”
退回《我愛你中國》的年代，崔健早成了一把灰，裝到盒子裏去了。
《我愛你中國》從慷慨激昂的女高音到變聲的男搖滾，時代還是進步了。但中國的文明之路，竟走了幾千年！
其實我們漢人還是很善於歌舞的。《山海經》載：“帝俊有子八人，始為歌舞”；《詩經》中的詩歌，原就是舞曲歌詞。而據學者們考證，古代漢人的服裝，本來就是用來載歌載舞的——長袖善舞嘛！
究竟是什麽讓漢人變得如此羞澀、拘謹和扭捏？ 當其他民族的人們在篝火旁縱情歌唱，翩翩起舞的時候，我們似乎四肢僵硬，身軀不知如何律動，伸出的手隻知道去抓一塊烤熟的羊肉。吃，才是漢族真正傳承下來的文化…… 。
追究起來，我們隻能怪孔老夫子了。
《論語》有雲：“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非樂無以成禮，非禮無以正樂。 老夫子還是喜歡音樂的，可是“樂”一定要服從“禮”，“樂”是為達官貴人們服務的，連“八刖舞於庭”都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罪惡，“非禮勿動”，唱歌跳舞自然不是一種表達個人情感的行為了。
孔夫子的話用毛夫子思想演繹起來就是：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
文藝被加上了條條框框，還能有生命力嗎？精神受到壓抑的民族，藝術肯定不會昌盛的。
當然，中國曆史的客觀原因——異族的入侵，進一步將漢人的音樂天賦扼殺了。自東晉滅亡之後，中國就進入了以北方少數民族為主的統治時代，連鼎盛的大唐，其開國皇帝唐高祖李淵都是鮮卑人的後代，漢人還有啥好“歌舞”的呢？
至此之後，漢人的情感就失去了宣泄的渠道，隻好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讀書做官成了唯一追求。於是，漢人也就成了全世界唯一一個沒有民族音樂和舞蹈的民族。
一個音樂和舞蹈匱乏的民族，自然不會看得上從事這種行當的人，“吹打”和“歌者”是和“妓”屬於同一類的“下九流”，即使到了民國，“戲子”的地位和鴉片販子也相差無幾。
如今，雖然我們還沒有一流的交響樂和交響樂團，但是當我們看到劉歡能和莎拉·布萊曼同台在北京奧運這個大舞台上歌唱的時候，我們終於可以說，中國的流行音樂也有一席之地了。
隻要我們有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文化，中國人的歌聲就會響徹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好聲音》不但能在荷蘭，在英國，在美國，在中國同樣能唱響。
中國畢竟是一個文明古國，文學和藝術種子深深地植入我們民族的基因之中。可是，即使在當今這樣開放的社會，為啥音樂得到了解放，而我們的科學技術還遠不如人呢？
審視一下我們的曆史和文化，我們該得出什麽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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