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思潮潮起潮落、千變萬化，但歸根結底，無外乎三種：以回到過去63年曆史中某個時期為號召的左派，以回歸到過去兩千年曆史中某個時代為訴求的儒家，以及主張接受當今西方國家普遍接受的價值理念，效仿他們的社會、政治製度的右派。中國向何處去，將視乎這三種思潮的消長，民心的向背，以及執政當局的取舍。
無論是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偏右的左派，還是那些死守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不變、堅持在河裏摸石頭的人，又或者呼籲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派、毛派，他們萬變不離馬克思、列寧這個宗。形形色色左派們的主張在基層民眾（尤其是被改革與飛速增長的GDP拉得越來越遠的弱勢群體）中有一定的號召力。他們拿來說事的曆史並不長，一些“美好的”東西被他們誇大，拿來同改革開放中的一些消極現象對照——例如那時全國從上到下基本上都一樣貧窮，相對比較“平等”與“公正”；幹部同群眾還偶爾一起下地幹活，幹活之餘他們頂多利用職權玩點通奸，性啟蒙一下革命女青年，很少像今天的領導們那樣肆無忌憚地包二奶、三奶、四奶、N奶……那時，知青們還能夠在綠色的田野上享受處女處男們的初吻，流利地背誦毛主席語錄很可能讓一位女青年投入你的懷抱，不像現在，沒房沒車的屌絲一族，學富五鬥也沒什麽屌用。
左派的問題是，他們不承認那個時代當權者們犯下的各種錯誤，導致的人禍，更不用說給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而且，他們否定基本事實，掩蓋真相，一味的美化來忽悠大眾。這使他們在談起那段時期的曆史時，看上去與白癡無異。當然，他們更不願意承認，他們試圖把中國拉回到這樣一條路上——從蘇聯時開始，總共有幾十個國家，幾十億人民用民族命運與個人的生命財產參與了這場試驗，試驗的結果是：此路不通。左派們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作為武器，要挾大眾，試圖勸說執政者再給他們一次機會，讓他們用大眾的生命財產與國家前途再“試驗”一次。
右派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他們試圖在中國推廣一種既無曆史、無文化根基，也從來沒有“試驗”成功過的外來的政治與社會製度。在遠遠沒有達到萬分之一的中國人（這萬分之一的中國人也大多移民或者正在辦理移民）切身體驗或者走馬觀花見識過這種製度的情況下，靠少數頂著壓力的知識分子們的推銷與“啟蒙”，效果可想而知。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當然得“歸功”於當權者的打壓，以及肥沃的左派土壤。但右派們不是沒有自身的問題。
稍微分類一下就不難發現，左派中的新左們幾乎都有留學海外的經曆（其中大部分還在海外工作與生活），而最早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憲政學者，幾乎都無海外留學與生活經曆，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怪現象，新左派在國際會議上侃侃而談，吸引外國學者的眼球，右派們甚至連在國際會議上發言需要的英語都說不好，隻能躲在國內大談西方。這雖然隻是表麵現象，但也說明了一些問題。早期的自由主義學者們傳播民主自由與普世價值都是從西方理論中來、到理論中去。雖然經過三十年的薪火相傳，終於讓當局把“民主”、“自由”與“人權”這些概念解禁，放進了憲法裏，出現在媒體上，但以自由主義學者為主的右派，卻被折騰得七零八落、精疲力竭。
右派之中還存在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與民眾始終隔著一層，同時對當今西方的現實問題很少關注與研究，更無答案。要知道，地球上沒有一種社會與政治製度，是真正能夠達到理論的高度與純度的。理論是蒼白的，右派中的務實派與實幹家們如何把理論與中國的社會變革融為一體，既開民智，更開官智，可能是最終引領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關鍵所在。
三種思潮，三足鼎力，逐鹿中央
世界離我們很遠，49年後的曆史又離我們太近，左右派的水火不容，使得說遠不遠、說近不近，若即若離的儒家傳統思想死灰複燃，並迅速坐大。儒家思想嚴格說不是一種政治學說，或者說，在製度建設層麵上，儒家思想是流傳了兩千年的“烏托邦“，中國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朝代接近過儒家主張的理想國的標準，曆代統治者們（皇帝）既沒有真正順應過儒家的教導，也從來沒有能夠以儒家思想徹底馴服過國民，否則，就根本不會有動亂、農民起義與改朝換代了。
當今中國的儒家們——無論是新儒家還是老儒家，無論是專製儒家還是儒家憲政，正在努力把我們拉回到一個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時代，或者說，他們正在構建一個新的“烏托邦”。很顯然，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然而，儒家追求的最美的境界也就在這裏，隻有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才是最美、最誘人的，這也是為什麽作為道德說教與品格教育的儒學本來就是世界大多國家小學課本裏的常識（絕大多數也成為了“普世價值”）的同時，在政治層麵的儒學，卻能夠持續玩了兩千年。其實，如果願意，他們還可以繼續玩兩千年。尤其在當今因製度引起的道德敗壞、信仰迷失的時代，他們的努力總是顯得很偉大，很感人。
這就是為什麽在左右思潮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儒家反而在凝聚人氣的原因。當然，這也和儒家是根基於中國曆史，有渾厚的基礎與潛力有關。這些年，左右兩派一邊向其他幾種思潮揮舞橄欖枝的時候，也都開始羞羞答答地向儒家拋媚眼。左右未來的博弈中，誰能把缺乏政治綱領與建國實踐的儒家收編，誰就能擊敗對手，結束三足鼎立的狀態。從目前情況看來，右派們比較給力，但有時又用力過頭，一些自由主義學者不是尋求兩者的優點與共識，而是不惜扭曲二者而試圖把他們硬按在一張床上，頗有霸王硬上弓的態勢，一些學者因此而誤入歧途。當然，左派們也沒有占到便宜，他們在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中始終尋求不到任何對孔子與傳統文化的支持。毛先生至今還能躺在天安門廣場，孔先生站了一段時間後被悄然請走。但在不久的將來，孔老二很可能重返廣場，取而代之。
前麵說過，中國向何處去，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左右之爭的結果，那麽，目前左派與右派的勢力對比如何呢？作為一名被大多讀者劃歸右派的我，自然是參加右派學者與網友的聚會比較多，但每當看到他們信心滿滿的時候，我幾乎都會唱反調，扮演右派中的反對派。就我可能不太準確的觀察顯示，知識分子中右派占據了一定的優勢，但普通民眾以及體製內，則難分高下。
就拿當今比較活躍的兩個群體，知識人群中的儒家與民眾中的維權群體來說，既有持左派觀點的，也有持右派觀點的，而且長期以來勢均力敵，不相上下。當然，這幾年情況稍有變化，例如早期的維權百姓骨子裏是左的多，可我們中國的那些左派很奇怪，他們不順應馬克思的學說去關心維權群體，反而選擇站在欺壓弱勢的權貴與政府一邊。這使得從2008年開始，維權群體的思想急速向“右”轉向，現在他們不再拿毛主席來維權，而是高舉“民主”與“自由”的招牌，甚至遠涉重洋，到聯合國去維權。
然而，左右思潮要想分出勝負尚為時過早，除了上麵說的左右力量的變化，雙方的基礎支持群體變化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左右雙方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最高當局身上。毋庸諱言，在目前三分天下的局勢下，當局的舉手投足才是真正舉足輕重的。
你想讓中國走向何處？
那麽，最高當局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各種思潮持什麽態度，對左右互搏怎麽看？作為右派，我個人肯定希望當權者勵精圖治，順應潮流，實行政治體製改革，擁抱普世價值，在可控與漸進的安排下，一步一步把中國建設成自由、民主與法治的現代化國家。但左派們不也想建設一個理想國？儒家們不也在追求一個“烏托邦”？他們兩種思潮的支持者加起來可不比右派們的追隨者少，設身處地地問一句：當局憑什麽選擇站在右派這一邊？憑你的群眾基礎？憑你設計的可行的路線圖？憑你手裏的筆杆子還是槍杆子？
這話雖然有些較勁，有些不講原則，忘記了政治正確，但政治曆來如此。中國也許至今仍然不乏有遠見卓識的政治人物，不排除正在高層左右觀望，可是當今各種思潮割裂社會，三分天下的情況下，沒有一定數量的覺醒了的民眾，靠當權者的所謂“明智”選擇，靠譜嗎？就我們目前的社會現狀，別說中國曆史上，就是世界曆史上也不多見。如果當權者今天選擇任何一種思潮主導的政治改革，不但會立即激起另外兩股勢力的聯手反彈（以前不是沒有這種情況，兩個總書記都下台了），甚至會造成比這個更加嚴重的後果。
因此，以我的觀察，當局在麵對當今各種社會思潮的時候，采取了觀望的態度，也保持了相對的中立，力圖均衡各派勢力。在行為上就表現為“務實”，“摸著石頭過河”，不排除你們誰說的對我有利，我就用誰的，誰推出的石頭穩當，我就摸誰的石頭。當局的這個態度看在左右派眼裏，都是又愛又恨。例如，我的左右派朋友唯一在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他們都指責當局左右搖擺、舉棋不定。左派認為當局不夠左，偏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右派則指責當局走回頭路，始終抵製普世價值。
而很有意思的是，當局在左右搖擺的同時，卻左右逢源。最高當局在打掉極左與極右兩個極端勢力後（左的如重慶以及關閉“烏有之鄉”網站，右的更不用說了，多了去，我說出來，你小子就看不到這篇文章了），對不那麽極端的左和右都保持了一定的容忍度，也給了社會相對自由的空間。與此同時，這屆政府在過去十年也進一步從意識形態與主義收縮，把精力放在改善民生這種務實的事情上，尤其是從廣大的農村入手，重視弱勢群體。他們從互聯網民意中提起建議，“從善如流”，憑借世界第二大經濟實力的強大後盾，爭取（收買）廣大民眾的支持，讓左右兩派都相對顯得有些“空洞”。尤其是執政者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又大談政治體製改革，給人民以自由，逐步實現法治與民主，幾乎把左右兩派本來互相排斥的“精華”思想都一網打盡。這種搞法，就更讓無權無勢也無錢的左派與右派有氣說不出，有力無處使。左右兩派眼睜睜看著追隨自己身後的民眾越來越少。
今年是政府換屆的一年，對這一屆政府過去十年做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是有必要的。首先，當左派與右派表達對當局的失望時，我想弱弱地問一句，左派們真設計好了路線圖？你們的路線圖會不會再次把中國引向毀滅的邊緣？還有右派們，你們真認為自己周圍的人覺醒了？或者問一句，你真看清了前方的道路？也許，這屆政府在對待各種社會思潮上的一些做法不可取，但卻並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從毛時代的毛澤東思想，那可謂旗幟鮮明，毫不含糊，事無巨細，到民眾的臥室與廚房裏的食與色，什麽都被這種思想管了起來；到了小平時代，撥亂反正，提出了務實的“白貓黑貓”理論，但必須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務實”；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試圖以改良黨而遷就群眾、迎合時代，而不是改造群眾以適應黨。再到這屆政府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 ……常聽到有體製內的朋友向我抱怨，這到底是什麽理論呢？到底想說什麽呢？我說，能夠讓你問出了這樣的問題，就是“科學發展觀”的“精髓”所在。難道你那麽懷念偉人幫你規定具體思想的時代？當這屆政府提出一個讓你可以自己思考與發揮的“理論”時，你反而迷茫了？
不難看出，從毛時代的毛澤東思想到這屆政府的“科學發展觀”，這之中有一個脈絡可循，那就是當局越來越放鬆對中國社會的具體思想的指導與控製，給了體製內更多的主動權，給了社會更多的空間。問題在於，你如何利用這個空間去博弈，去推廣你的理念，去發力，去把中國朝向你希望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堅定地推動？所以，我最後想說的一句話是：與其問中國向何處去，不如行動起來，把中國推向你所向往的道路，推到曆史正確的軌道上。
楊恒均 2012.7.25 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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