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獨特的書。首先是內容獨特。比如清官文化、貪官文化也被作者歸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範疇。其次是思想獨特，有人說作者走的是吳思和十年砍柴的路子。這隻是一種泛泛的界定，事實上，作者走的是個人主義之路。順著她的筆跡，讀者會走進一個獨特清新的思想境界！它引你思考，讓你震撼：傳統竟可以這樣解剖，文化竟可...
作者：端木賜香
目錄
第一章 中國文化漫談
第二章 中國文化中國人
第三章 中國文化中國男人
第四章 中國文化中國女人
第五章 中國貪官文化
第六章 中國清官文化
第七章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
第八章 中國傳統外交文化
第九章 農業與農民文化
第十章 中國傳統婚姻文化
第一章 中國文化漫談
序
作為一位大學曆史老師，在麵對中國曆史的時候，我有諸多不快。這種不快，不是一兩句話就能概括的，簡單說吧：我不能容忍，不能容忍中國曆史本身的發展邏輯！中國曆史給我的感覺就是千年輪回，如果說拉丁美洲是百年孤獨的話，那中國何嚐不是千年孤獨呢？這方麵，黑格爾說得很不客氣，他說：“中國的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在當代法國政界與學界都很出名的阿蘭?佩雷菲特對黑格爾這段話表態如下：“要批駁黑格爾關於中國處於停滯不變狀態的觀點很容易……然而，黑格爾是對的。”很顯然，他不願意反駁黑格爾，而且，他利用自己的探索來給黑格爾的話作注腳，他說：“1960年8、9月間，我從香港出發，對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馬上就吃驚地看到這個社會同馬戛爾尼的夥伴們描寫的社會十分相似。簡直可以說每個中國人的基因裏都帶有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
看到這些“局外人”對中國曆史的評論，我更不快，但是我無力反駁，也不想反駁。更何況，我們陣營內部的“自己人”也有類似的表態，馬克思聽說了太平天國的故事後，隔著千山萬水表態如下：“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隻有在中國才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讓人痛心的是，“局外人”的評論，常被我們當作“別有用心”和“不安好心”；“自己人”的評論，深刻的、帶刺的，我們就假裝聽不見、看不見。作為一個曆史學人，我認為我的任務不是反駁。也許我的反駁會很精彩，但是精彩的反駁無助於社會的前進與苦難的消逝，正像漂亮的煙花綻放後無助於空氣的清新與自然界的美麗一樣。當然，不反駁，並不意味著沉默。輪回的曆史，意味著苦難的重複，如此情形之下，沉默隻能是一種不道德的選擇！更何況，沉默雖然可以成為一個學人自保的鎧甲，但是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這類鎧甲隻能起暫時的保護作用！喪鍾既然已經敲響，那麽誰會是例外？
沒有人是例外，我無權置身事外！這種強烈的“局內人”的身心意識，導致我在做研究時，更多地具有自揭傷疤的痛楚。更嚴重的是，長期的研究促使我認定，導致中國曆史輪回的原始推動力就是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文化乃製度之母，中國古代那種超穩定的封建製度係統之能堅持兩千多年，以及這種係統之下社會生活各個層麵的消極因素在清帝被推翻後的繼續存留，使得我們不得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進行反省、重估與清點。更關鍵的是，時至今日，盡管大家對現代化的概念有多種界定，對現代化的模式也有多種解釋，但是無庸諱言，幾乎全球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將現代化作為國家發展的口號與目標。一句話，中國離現代化尚有多遠？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哪些因素與現代化精神背道而馳？或者說，是哪些因素，妨礙了我們走向現代化的腳步？
目前看來，中國現代化進程正在經曆著“社會整合”階段。在這一階段，政治、經濟、文化、價值觀、生活方式等因素，尚沒有融合為一個合諧的整體。具體來講，有些因素，比如經濟，可能現代化色彩更濃一些，因為中國經濟更多地轉向了企業改製、轉向了市場化；而有些因素，比如政治與法律，則更多地具有傳統色彩：清官政治的不斷提倡，反貪的普遍化，甚至舉報、上訪竟會成為中國法律生活的常態！至於價值觀與生活方式方麵，各種現代化因素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底色而略顯光怪陸離：人的現代化尚沒有完成，有些人已提前躍進了後現代；而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又難免露出封建的小來。所有的這一切，導致我們不得不警惕：中國，將走向何處去？
首先需要警惕的是，中國曆史上，缺少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啟蒙運動，或者說，五四運動後期的轉型——從文化轉向政治，從科學轉向革命——導致中國的啟蒙半途而廢。啟蒙沒有完成，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就恰恰缺少了最不應該缺少的現代化內核——公民及公民意識！無庸諱言，現代化首先是人的現代化，沒有人的現代化，其他層麵的現代化將注定是空中樓閣！可以說，這種警惕導致了我治史的基本態度，這種態度就是懷疑。懷疑不是否定，而是一種實證精神。相信，就去證實；不相信，就去證偽。笛卡爾說：“懷疑就是方法！”荀子說：“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想通過我的努力，傳達一種方法，一種態度，一種精神。眾所周知，真理不在任何人手中，真理實質上就是個人在麵對所謂的真理或所謂的謬誤時所應持有的懷疑態度和理性思維以及辨別二者的基本方法！我相信，如果中國的人民群眾，都具有了這麽一種態度這麽一種思維，即便仍沒有掌握方法，那麽，他們就邁出了走向現代化公民的第一步！有了這麽可貴的一步，那麽，曆史上的某些悲劇應是可以避免的！
其次需要警惕的是，中國曆史的悠久，文化的豐富，注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彈性與無所不在的影響力，也就是說，傳統文化的負麵絕不會因為一次革命，一次運動，就能完全改觀、消失的。它暫時地消失了，但是一段時間之後，它會折回來；或者，它表麵上改觀了，但底下的暗流仍在。我把傳統文化的這種彈性與隱蔽性概括為“文化的陷阱”。這種陷阱，從政治製度層麵來講，會使張勳複辟，會使袁世凱稱帝，更會使不穿龍袍的皇帝君臨中國！這種陷阱，從社會生活層麵來講，會使女人繼續堅持身體上的或者精神上的裹腳，會使出走的娜拉回頭，會使臣民意識、奴性意識繼續存留，會使諸多政策與教育“目中無人”，會使人的解放成為一紙空談！
種種警惕導致了我的寫作隻能是一種提醒：在我推論出的“陷阱”嫌疑比較大的文化地帶，插上“此處事故多發”之類的招牌！這種自覺的意識導致我在寫作此書時，對內容有所選擇。一句話，注重內容的時效性。比如中國農民、中國傳統外交、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國文化中國人、中國貪官與中國清官等內容，無不希望它們對於中國多個領域、多個層麵的現代化建設能有更多的警示！
書的內容及風格大都偏向有趣，這跟我的天性有關，大事小事，皆欲情趣化而後快：無趣的人不交，無趣的事不做，無趣的文章不寫，無趣的課不講！記得南懷瑾老先生發過一次牢騷，說他講孟子，不得不增加許多有趣的故事，否則學生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不感興趣。我不是這樣，如果講課無趣了，不待學生有意見，我自己就先有意見了。如果寫書無趣了，不待讀者諸君有意見，我自己就看不下去了。另外，這還跟我的人生態度有關。我喜歡老莊，莊子鼓盆而歌送亡妻上路的風度，也影響了我對曆史的態度。我覺得，惟有大悲之人，才能奏出真正狂歡的音樂。所謂的蒼天一聲笑，淚在心中流，應該是一種徹悟後的境界吧？當然，愛之深，恨之切，更是人文學者的常態。德國著名的愛國詩人歌德，曾在自己的詩歌中把一重重的“詛咒”送給了他“多災多難的祖國”。我雖然煉不出歌德那樣的“重磅武器”，但是在某些言辭方麵，可能還是有些峻切的，這一點，還希望讀者諸君多多體諒，愛到深處，便有些情不自禁罷了。
第一章 中國文化漫談
我之態度
我喜歡文化，但我之喜歡並不是大家想象的那麽單純的一種喜歡，而是欣賞加調侃。欣賞，不是用現實主義的眼光，而是用審美的眼光，不審美不行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東西，單獨站在審美的角度看，那叫一個漂亮！比如封建社會女人的小腳，讓中國女人變成了一件件手工藝品，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娉娉婷婷，比西方的那些地動山搖的大腳板子們美麗多了。北大教授辜鴻銘13歲留洋，通曉英、法、德、日、意、拉、希等多種語言，但是在抗拒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麵前，可謂一大民族英雄，歸國後第一件事就是遍尋中國小腳女人做自己的老婆！我覺得這老兄除了堅持中國傳統外，估計還有個審美的意思在內。當然會有人說裹腳不人道，殘忍，估計他們沒看到現代女人為了美，那種掂刀弄槍、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精神。如今，割眼皮打耳孔隻能算是小戰役，有些人為了“驚豔”，下了手術床，整個人變成了一個粽子。總之，沒有點犧牲精神，美從何來？再說，已經有學者從科學的角度解釋了小腳的好處。腳小，為掌握平衡，走路自然要扭動腰肢，女人就省了減肥了，更重要的是，不用受那西方女人的束腰之苦了。看西方電影，那亂世佳人斯佳麗們穿個裙子，憋氣不說，還得奶媽一旁幫忙拉拉鏈，咱們看著，替她們急得慌，總想上去幫個忙。至於小腳女人扭胯扭得蠻靈活，生孩子時不容易難產，更是公認。
這麽說，大家可能認為我很沒同情心，那你就錯了。對於中國曆史與文化，道德批評已經夠泛濫了，我何必把自己弄成一個不鹹不淡的道德先生呢？讀曆史少了，讀的時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讀的多了，你就哭不出來了，由哭漸變為傻笑了。我屬於後一種，哭笑不得是我心靈的常態。西方學者赫根漢認為，人類的自尊心已連受三次打擊。第一次來自哥白尼，他論證地球並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也不是太陽係的中心；第二次來自達爾文，他論證人類不是造物主所造，而是由所謂的“低等動物”進化而來；第三次打擊來自弗洛伊德，他論證人們的行為是由本能和潛意識機製所激發，更為嚴重的是，他把這種本能歸之於性本能！
按此邏輯，中國人的自尊所遭遇的打擊並非僅此而已。眾所周知，中國人文化心靈上所遭受的傷害，比上述三次打擊要嚴重多了。第一次傷害，來自地圓學說，它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中國並不處於這圓球的正中心。13世紀，西方就開始流行地圓學說了。16世紀末葉，利瑪竇送給中國一張世界地圖，中國學者一瞅，當屬正中的中國被弄到了偏西的位置，當即氣衝霄漢，斥責利氏“邪說惑眾”，認為畫地圖的人更是“畫工之畫鬼魅也”。康熙時，欽天監監正楊光先聽說了地圓學說，還算瀟灑，他的反應是“噴飯滿案”。鴉片戰爭後，魏源的《海國圖誌》告訴國人，我們隻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並不是我們曆來所想象的那樣乃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國，這個時候，中國學人誰還能噴出飯來？第二次傷害，來自西方的堅船利炮，它沒有論證，隻有武力，幾千年的傳統文化積澱到大清，竟對付不了來自異域的各色“鬼子”的“奇技淫巧”。當魏源斥理學家（庸儒）之理學（俗學）為“上不足製國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蘇民困”，斥用繁瑣考證方法研究儒家經典的漢學為“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時，我們所能感受到的，是中國文化心靈那滴血的傷痛，更何況連日本的學者佐久間象山也指斥“清儒學問雖考證精密，然畢竟紙上談兵，缺乏實用”呢？傷痛之餘，隻好夾些心不甘情不願的小情緒，去做那異域的學生，學的過程中，當然難免強撐著天朝大國的架子不願放下，有些人幹脆發明一個“中體西用”的說法以自我安慰。內心裏講，他們一直認為中國的文化與體製是最優秀的，隻不過船不堅炮不利罷了，於是洋務運動就這麽開始了。可惜甲午海戰又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李鴻章在談判桌上隻有點頭yes搖頭no做非此即彼之選擇題的份兒，點頭屈辱，搖頭挨打，事實上別無選擇。時人舉國大罵李鴻章，好像李大人天性就喜歡賣國，不賣國心裏就不踏實似的。李鴻章當然納悶，苦心經營十年的北洋海軍為什麽眨眼之間打個水漂就沒了呢？船堅了炮利了為什麽卻對付不了蕞爾小邦日本？李鴻章的納悶，由康梁師生兩個出麵解答了，於是維新取代了洋務。如果說洋務隻涉及了器物層麵的話，那麽維新已涉及了製度層麵，可惜這維新隻有103天的壽命。二十世紀初，孫中山又拿來一個名叫“共和”的新藥方，奈何袁世凱不好好吃藥，最終導致共和失敗。這一結局，讓今天的學人還在疑惑：共和的失敗，是袁世凱的臉皮太厚賊膽太大呢，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執拗使然？孫中山作為職業革命家，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聯想文化方麵的原因，他隻有行動，將革命進行到底。尋找病源，就是當時學者們的業務範圍了。魯迅借狂人之口宣告：中國的仁義道德等傳統文化是吃人的東西！借阿Q之形象提醒國人：照照鏡子吧！照鏡子的結果，“德先生”與“賽先生”被引進，“科學”與“民主”成為二十世紀初最耀眼的兩顆星星，可是光兩位先生也解決不了中國當時的現實問題……
讀史讀到這裏，欲哭無淚，隻好以歌當哭了。再說了，莊子鼓盆唱歌送亡妻，狂歡的背後何嚐不是一種大悲呢？何清漣女士說，內心深處，她認為追求心靈自由是件很神聖的事情，但這種神聖在這個日益痞子化的社會裏卻飽受奚落——在這種嘲笑道德與崇高的痞子氛圍中，追求心靈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飾。她認為這是時代的悲劇。我很喜歡何女士，但她的這段話我隻同意一半，沒辦法，悲劇還在繼續，我隻好繼續嬉皮下去，對我來說，嬉皮就是我心靈的武器，還是我存在的證據，更關鍵的是，這種態度可以減輕我的受傷感。黛玉葬花的時候，有人看到的是“小資”，可我看到的隻是痛，所以，請原諒一個敏感而多情的小女人對於其文化心靈的嗬護以及嗬護時所不得不采取的最適合她自己的方式。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以何種姿勢滑過心靈的天空，早有定規。第一，學得權與術，貨予帝王家；第二，遠離權與術，采菊東籬下。中華文化五千年，中國知識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氣的沒有幾個（我們很難說，成精的知識分子都是智者，冒傻氣的則盡是精華）。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著滅人欲，存天理什麽的，可他老先生似乎並沒有以身作則。宋人葉紹翁的《四朝見聞錄》載，朱老夫子“引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與官所，則與偕行，謂為能修身也，得乎”。後被人彈劾，天字第一號流氓——皇帝宋寧宗都不願意他了，朱夫子趕緊上表請罪：
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
眾所周知，宋代是言論最自由的朝代，言官們可以“風聞言事”，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僅憑道聽途說就可以捕風捉影地上書言事而不用擔心誹謗罪。這種風氣可能也影響了大宋文人，按我的考察，大宋是“文人相輕”之風表現得最充分的一個朝代。據此兩條，我們就很難斷定葉紹翁記載的朱夫子的“生活作風問題”是否屬實。但令我尷尬的是：不屬實怎麽樣？屬實又怎麽樣？不屬實，我覺得合乎情理，連老百姓都知道，誰人背後不說人，誰人背後又不被人說呢？屬實，我覺得更合乎情理。中國傳統文化，經線是倫理，緯線乃道德。倫理道德合成一張鋪天蓋地的網，這網並不能罩住全部人，甚至不能罩住一個人的全部。朱夫子雖然也是織網人，但是古代中國哪個織網人有如異域的創世教主那樣是鑽在網套裏完成自己的網絡工程的呢？
猶太諺語雲：人類一思索，上帝就要發笑。我想說的是，我怕自己一嚴肅，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賞的中國知識分子是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邊走邊喝，沉醉終日，別人皆醒我獨醉，身後常帶一持鍁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實不是不想嚴肅，實在是別無選擇。比如我講中國傳統文化，按常規，那是可以和諸多大道理搭配起來做捆綁銷售的，但是我做不出來。第一，那需要很厚的臉皮，我功夫不到家。第二，理性思維缺席。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那樣幹了，就是調戲文化了，比我之調侃要惡劣多了。中國傳統，曆來最重講大道理了，從周公開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天下，這一講，就講了幾千年。講不鹹不淡的大道理，小臉兒還繃得那麽緊，我還沒有墮落到那種地步！
最後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中國傳統文化就是那熬了幾千年的老巷子的美酒，曆史不能說不悠久，味道不能說不醇厚，這麽一壺老酒，光憑酒香就能醉倒千萬裏之外的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遑論酒坊中的自己人？不知不覺間，酒就喝多了。比如辜鴻銘那樣的，在我看來就是喝得爛醉如泥了；南懷瑾那樣的，就是喝得有滋有味，微有醉意的；魯迅那樣的，就是一口酒也不想喝，急著讓大家跟他一塊戒酒的。曆史走到今天，也許我們才可以更從容地說：美酒當然要喝，可是喝美酒也得有個限度，什麽時候能喝，什麽時候不能喝，喝多少，才能做到既熱身又不傷身……一句話，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需有個理性與科學的態度！至於我自己，我是聞香說味，希望愛酒的人，不要因我而喪失了自己喝酒的雅興（可能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對於正醉酒的人，你愈說不能喝了，他喝得越起勁）；至於不愛酒的人，如果因我的三言兩語更堅定了自己的戒酒信念，那也不是我的錯，因為他沒有喝酒，那信念是自己清醒下的選擇。幸運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時代，喝不喝酒隨您的意，喝多少也隨您的量，讓我們為之而把酒慶賀吧。
第一章 中國文化漫談
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還是天性使然，總之，我是個懷疑論者。私下認為，集權統治下，懷疑是學人得以特立獨行的首要品質。說到這裏，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古希臘的懷疑學派搞的一個典故：老師掉河裏了，學生不但不救，還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什麽聖哲教導，更不是在想什麽豪言壯語，他在做哲學家。他想的是——救老師上來，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同學們，這就是哲學。中國也有懷疑論者，比如莊子和他的蝴蝶，但遺憾的是，這麽一種精神沒有流傳下來。
總之，學文重在獨思，更在於獨特的眼光與視點，所以才有三隻眼看世界，一隻眼看某人等之類的文欄。學史更需要這種眼光。舉一個例子吧，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在深入中國內地的時候，與當地人起衝突，經常發生人命案。大清政府及一般百姓對此的看法是，西方傳教士一死，正好成為西方國家欺負或侵略中國的借口。事實上，這隻是中國傳統政府的價值觀念與執政理念。對於西方國家來講，政府收了稅，就要為國民提供公共安全，就有保護國民的義務，否則這政府會被人民投不信任票直至自身垮台。而中國的封建政府，是斷不會為一介國民在異國土地上的遭遇和死傷而操心的。相反，它嚴防國民走出國門，一旦國民私自走出國門，在規定的時間內沒有回來，政府拒絕他們回歸，並且對其在異國他鄉的遭遇與生存狀況漠不關心。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屠殺華人僑民兩萬，過後他們又擔心，明政府會興兵問罪，因為按照他們的常識，政府沒有理由不保護他的人民，於是西班牙人修書福建撫臣道歉。一年以後，皇帝才降下詔書來，讓福建撫臣過問此事，又過了一年，福建撫臣的檄文才發出，先譴責西班牙人無故傷害中國商民，要求他們釋放華人，退還財物，同時一再表明政府的態度：商賈是賤民，華僑多無賴，皇恩浩蕩，大國仁義，決不會為一些賤民興兵動革……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依大明政府的思維，為一些國民的死傷而動武是不可思議的。中國政府開始知道保護僑民最早也隻能追溯到晚清最後的時光，光緒十九年，在薛福臣的建議下，政府廢除海禁政策，頒布新條例：“良善商民無論在洋久暫，婚娶生息，一概準由出使大臣或領事館給予護照，任其回國謀生，置業與內地人民一律看待，並聽其隨時經商出洋。”說句不客氣的，清政府這個時候，也僅是把明政府眼中的“無賴”商賈和“賤民”華僑改作了“良善商民”而已，真正的保護依然談不上。梳理了這個文化與政治背景，我們才能明白，馬嘉理事件、能方濟事件，對英國政府和德國政府來講，它根本就是戰爭的理由，但在明清政府眼裏，當然就隻能是借口啦！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此是最好的例證。當然要憤怒，但憤怒隻是一個態度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對於曆史的全方位認識。比如圓明園被燒的原因，清政府當時的解釋就很有意味。清政府自己都承認，圓明園的被燒，是政府官員失信於洋人所致。當然了，失信於洋人的，隻能是政府本身了。政府不過是為了自己的麵子找了幾個替罪羊而已。慈禧政變成功後，她把失信於洋人的屎盆子扣到了肅順等顧命大臣身上。還有，教材在描述圓明園被燒的時候，一般要附上雨果那段盡人皆知的話。雨果在得知圓明園被英法聯軍所燒後，憤怒地斥罵法國是強盜。這種怒罵對我們來講，似乎是一種安慰。不過，安慰之後，心裏又有些不舒服，一個法國作家罵自己的政府為強盜，又沒有被政府視作“法奸”，這樣的政府，在自己犯錯之後，估計是不會把屎盆子扣到幾員大臣身上的。
中國傳統的集權專製之下，官不得私論，士不得私議，民不得私說。大家共用一個腦袋，一個思想，但是畢竟有一些學人，衝破了重圍，比如老子、莊子、李贄、顧炎武等。所以，我們要學習這些學人特立獨行有所質疑的品質。因為曆史似乎始終擺脫不了為時人所利用的命運，淪為了當代思想史。在網上，網民們說得豪爽點：曆史就是個*****，人盡可夫！胡適說得文雅多了：曆史就是個小姑娘，任由人打扮！當然，還有說得更粗獷的，我就不再說了！這裏說這麽多，是想告訴大家，我們的傳統就是報喜不報憂，就是為尊者諱，這就要求我們在學曆史的時候，一定要多一隻眼，懷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講的課，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學們覺得不對，找材料反駁我。一個教師講完課，學生傻乎乎的沒反應，無話可說，無意見可提，那就是教育的悲哀了。當然這種反駁是在學術範圍內。舉個例子，當年馬寅初發表自己的人口論，每天在校園裏轉著圈子看北大學生們寫給他的大字報，老先生越看越傷心，檢討說，身為北大校長，培養出來的學生卻沒一個能從理論上駁倒他的，看到學生的文章都是標語口號式的謾罵，作為一校之長，他感覺到了自己的失職。沒辦法，老先生隻好給他們檢查錯別字，圈好，讓造反學生們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話，學生重在質疑，沒有疑問，白上大學。教育是培養公民而不是培養奴才。魯迅能從仁義道德的的字縫裏看見“吃人”兩個字，先生可能長了一雙貓頭鷹的眼。我們擁有不了貓頭鷹的眼，至少不要讓自己成為黑瞎子。北島在自己的詩歌《回答》裏對著天空大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藍的！我不相信，雷沒有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想信，死無報應！
叫得好哪！
當然，曆史的本性決定了我們的懷疑非常可憐。周寧在他的《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中說：嚴格說來，曆史經常不是記憶的工具而是遺忘的工具，曆史與其說是讓我們記住過去的事實，不如說是規定哪些事實應該讓我們忘掉。周先生說得太對了，有些曆史，幾成盲點了。學曆史，本是鑒往以知來，但是我們從曆史中學到的，往往不是教訓。我們常說，曆史不會重演，可周寧說，如果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們將把曾經的輝煌和永久的災難重新演上一遍。五千年的文明，帶給我們的是輝煌，但切膚之痛卻是輝煌之後的失落。
對著曆史歎息，不是我們的選擇。三隻眼看曆史，可能是我們的最佳選擇，蘋果不是隻有一種吃法，未來的你們，要吃曆史這碗飯，所以給大家介紹幾位吃法獨特的學者。吳思，著有《潛規則——曆史中的真實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曆史中的生存遊戲》。何清漣，本科讀曆史，讀研則讀經濟學，文章老辣深厚，著有《中國現代化的陷阱》《我們仍在仰望星空》。最後一位，黃仁宇，著有《萬曆十五年》等。
第一章 中國文化漫談
關於文化（1）
文化的內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學者們尚不能得出定論，除了多維視野的原因外，還有語言學角度的客觀歧義。廣義上講，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總和。開個玩笑，一個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飛出去，就是一個文化現象了。如果是兩個女人，一個哼一聲兒，一個呸一聲兒，這文化就複雜多了。
文化的廣義性，導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蝟難下嘴的尷尬。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說：“我被托付一件困難的工作，就是談文化。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形狀。我們想在文字範圍表述它的意義，這正像要把空氣抓在手裏似的。當我們去尋找文化時，除了不在我們手裏之外，它無所不在。”
忽忽，講到這裏，大家就會發現，這家夥抄襲我們的道家始祖，試看老子原話：“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複歸於無物，是謂無物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用不著翻譯，大家就能看出來，洛威爾抄襲老子，僅把名稱換了一下，老子談的是道，這家夥改成文化了。這裏開個玩笑啊。
狹義上講，文化僅指人們的精神生活領域。在此基礎上，又根據視角的不同，對文化結構進一步分類。
首先，從時間角度上講，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現代文化。
其次，從空間角度講，有東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陸文化。
其三，從社會層麵上講，有貴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間文化、主流文化、邊緣文化。
薑義華先生分之為規範性文化、非規範性文化、半規範性文化。這種分法比較新穎，所以著重介紹一下。所謂的規範性文化，薑先生認為是以儒家經典為經，以曆代官修史誌為緯，在長期流遷演化中廣泛吸收了道、法、陰陽、縱橫、玄、佛諸家學說而形成的經史文化，是中國小農社會的具有最高權威的規範性文化。與此相應的，則是普遍存在於一般民眾中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人與人的種種關係、風俗、習慣、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潛在意識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製度中的非規範性文化。除去這兩種文化之外，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半規範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學藝術作品，對經史文化呈半遊離狀態的各種文化教育和宗教娛樂活動，比如《水滸傳》、《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西遊記》等俗文化代表作。當然了，我覺得薑先生的分法似乎隻針對中國傳統文化才有效。
其四，從社會功用上，可以分為禮儀文化、製度文化、服飾文化、校園文化、企業文化。
其五，從文化的內在邏輯層次上，又可分為物態文化、心態文化、行為文化、製度文化四個層次。
其六，從經濟形態方麵，又有牧獵文化、漁鹽文化、農業文化、工業文化、商業文化之分。還有人在其中搞著色，黃色文化、藍色文化什麽的。
除此之外，還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張遠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隨筆中，把文化分為頭腦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與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為兩段，為胯部文化與胯部以下文化。他說，以唐中葉（安史之亂）為界，此前是中國文化上半身，此後是中國文化下半身。細分的話，從堯到周，即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552年孔子誕生的2500年間，是中國文化史前時期，尚沒有頭腦。孔子誕生前後，到春秋戰國，中國進入了頭腦文化時代。秦始皇大一統，集權加專製，胸脯拍得啪啪響，中國進入了胸膛時代。漢朝拍得更響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前的石豬石馬，一看就知道是最沒頭腦的人刻的。最有頭腦的司馬遷，卻被最沒頭腦的武帝閹了下半身。也是這個沒頭腦的漢武帝，宣布獨尊儒術，導致中國兩千年的知識分子大都成了無腦人。總之，張先生這麽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給大家囉嗦這麽多，無非是想給大家一點啟示，大家如果有興趣，不妨獨創個分法來。
近來，研究文化的人越來越多，發現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說到這裏，給大家介紹一本書，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國際和地區問題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和他手下的高級研究員哈裏森合編的一本書——《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他們的研究，在文化方麵提出了諸多有深刻意義的課題。比如亨廷頓對比了一下加納和韓國的經濟統計數據，發現20世紀60年代兩國的經濟水平驚人地相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等，初級產品製造業和服務業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出口產品絕大部分是初級產品。韓國當時僅生產為數不多的若幹工業製成品，他們接受的經濟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後，韓國成了一個工業巨人，國民生產總值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車、電子設備及其他高級製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臘的水平，此外，它在鞏固民主體製方麵取得長足進步。加納卻沒有發生這樣的變化，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相當於韓國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釋？亨廷頓判斷，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麽這對我們也有一個啟示，中國近代的落後，是否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製約？現在的不發達，是文化的原因？體製的原因？地理的原因？抑或是多種因素的綜合？而文化與體製、與地理又是什麽關係？
勞倫斯認為，不發達是一種心態，重申殖民者的罪惡，已超過追訴時效了，也就是，現在的不發達，需要尋找新的理由，或者說借口了。這些學者還搞出了一個腐敗曲線，認為腐敗與文化也有關係，認為腐敗的程度往往是沿著文化的界線而變更。最腐敗的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俄羅斯及若幹拉美國家和非洲社會；在北歐和前英國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會，腐敗程度最低。儒學社會大都處於中間
關於文化（2）
如果中國也算儒學社會的話，那麽我們的腐敗尚在中間，新加坡比咱們還儒學，卻和丹麥、瑞典、芬蘭、新西蘭並列為世界上腐敗最輕的國家。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腐敗有文化因素，也有政體原因。長遠看，文化為體製之母；短期看，體製的變更，可能對文化產生影響。這對我們當前的反腐不無啟示。如果腐敗成為一種文化，那麽再好的製度也防範不了它；更嚴重的是，如果製度是文化的必然結果，那麽製度本身就是反腐最大的障礙了。這樣說來，文化之革命倒是一項長遠的任務了。曆史上，中國文化革命了三場，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一場，始皇的焚書坑儒，本意是維護來之不易的大一統。結果儒家的溫情脈脈被革掉了，大一統也沒維持下去。第二場，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本意仍是穩定，結果先秦時期“處士橫議”的言論自由被革掉了，儒家一枝獨放即是春成為封建體製下中國人生活的常景。第三場，五四運動。前期是倡導科學民主，後期，一聲炮響，來了個馬克思主義，救亡心切的愛國人士，從沒有如此熱切地去擁抱過一個來自異域的革命原理。文化運動於是變成了政治運動，革命過程中，理性是缺位的。韋伯認為，現代化即是理性化。理性一旦缺位，現代化的進程自然會出現各種智障，十年內亂當是最好的明證。一句話，基於維護革命的果實這一角度，我們也應該補一下課，補一下革命過程中所忽略的啟蒙課程。
下麵我們簡單談一下傳統文化的兩個概念。其一，什麽叫傳統文化？它是指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其二，什麽叫中國傳統文化？它是指以華夏民族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融合、形成、發展起來，具有穩定形態的中國文化，包括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製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麵的豐富內容。這麽一大堆內容，看著就像刺蝟，我們從哪裏下嘴？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一直在給學生們交待，隨便幹什麽，一要看天賦，二要看興趣。可憐見的我沒天賦，隻好圍著興趣轉了。我喜歡哪一部分，就給大家講哪一部分。儒家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喜歡的，就不給大家講了，比如書法藝術。老實說，我喜歡看漂亮的字體，就像我喜歡看美女和帥哥一樣，甚至捎帶著會喜歡上寫字漂亮的人，覺得字漂亮了，人也跟著漂亮。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裏，這類藝術愛好更多的乃是出於一種對於現實的逃避，因為書法永遠不會犯什麽政治錯誤。寫文章就不一樣，有個文字獄在那兒盯著呢。我喜歡龔自珍，除了他的才氣以外，當然更是因為他不喜歡練書法，跟我一個德性。再比如文字獄當頭，明清學者搞的那個繁瑣的考據學。現實的熱板凳燙得人受不了，大家就集體坐到故紙堆裏，冷板凳涼快啊，所以這種國粹，打死我我也不給你們講。至於其他課題，如果大家實在喜歡，倒可以給我提出來。教材沒意思，我準備完全拋開，擬講的議題有：中國文化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男人、中國文化中國女人、中國貪官文化、中國清官文化、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國傳統外交、中國農業文化、中國婚姻文化等等。
說到這裏，大家肯定在下頭嘀咕了，那考試咋辦？別提考試，一提我比你們還頭疼。看著白花花的紙被弄成試卷，每一學期成噸成噸地那麽浪費紙張，我心疼啊，都是原木變過來的。日本森林覆蓋率65%，我們才16%，我們中國每年出口及內需一次性筷子450億雙，小日本用過後再回收，製成木漿再賣給咱中國。總之啊，我不能看白花花的考試卷，一看就暈。
我最欣賞的是莫斯科大學新聞係的談話考試，老師抽幾個同事，跟自己的學生聊聊天，這考試就完了。按我的意思，文科的東西，重在精神，凡是需要死記硬背的東西，可能恰恰是最沒用的東西。而有價值的東西，根本不需要死記。比如某某某哪一天死了，哪一天活了，記這些有什麽用？真用的時候，查一下不就得了？如果由著我的性子來，我會出完試卷後，貼在自己背上，在校園裏溜達三天。問題是，我這麽一幹，就完了，要丟飯碗，你們也完了，再也遇不上這麽開明的老師了
試卷考試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之一。我們反傳統，結果，糟粕繼承下來了，精華則丟了。曆史上，我們曾有非常精彩的談話考試呢，比如諸葛孔明的《隆中對》；至於他的《出師表》，則是曆史上最完美的開卷試卷。再比如，管仲與齊桓公初次相見，據說兩個人侃了三天三夜。這三天三夜，監考老師齊桓公當然要給管仲打個高分了。當然也有話不投機三句多的，比如孟子見梁惠王，見齊宣王，孟子倒是說了不少，但是這兩個閱卷老師認為你文不對題，當然不及格了。孟子還交過一回白卷，見梁襄王之後，出來就說了句“望之不似人君”，後來幹脆不再進考場，自己回家做老師，考自己的學生去了。接著說咱們的考試，老套的考試不可免，怎麽辦？好辦，業餘時間你們自己看看教材，背那麽一背，我倒不心疼你們，反正你們腦子聰明，背書對你們是小事一樁，說來說去，我還是心疼那紙啊。
之所以開這麽一門課，是想讓大家多了解文化：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學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鴉片戰爭，了解了其中的中西文化衝突，對這場戰爭就會有深層次的認識。再比如現在，我們一般的學生老是納悶兒：西方吃飽了撐的？為什麽天天給咱上人權的文化課？而且冒著被咱的憤青罵得狗血噴頭的遭遇還是堅持講？其實是一些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中國文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各人自掃門前雪，鄰居在家打老婆，咱假裝沒聽見。基督教文化也是推己及人，卻是反著來：己所欲，施於人。誰在家偷偷打孩子，我告你。不信的話，請看電影《刮痧》，中西文化衝突盡在其中矣。同理，山姆大叔覺得人權是個好東西，就一廂情願不看咱臉色地使勁地往咱手裏塞。雙方誰也不理解誰，對方覺得自己是學雷鋒做好事，咱覺得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幹涉內政也！如果聽不明白，再舉一個例子，當年的教案，好多也是文化誤會鬧出來的，基督教徒來中國傳教，要辦孤兒院，咱國人想，呸，鬼子沒安好心。肯定是想吃我孩子的心肝，否則為什麽紅頭發綠眼睛，特別是那鮮紅的大嘴，一看就是生吃孩子的鬼。洋人一看沒有孤兒願來，就張榜公布，送個孩子賞幾文錢，呸，中國的人販子就應運而生了，把那有娘的孩子拐了來，送到教堂，就為了賺那幾文錢。忽忽，文化無所不在，文化可能是所有衝突的根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講中國傳統文化，對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個同學，看五千年曆史，觀八萬裏環球，獨仗劍，走天涯，三隻眼，看天下，天地之間，人為尊！
第二章 中國文化中國人
看不懂的中國人
日本學者鬆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國人與日本人》裏概括中國人的特性為：不可理解的國民。此話若說與西洋人，估計能引起他們的同感，因為凡是與中國人打過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地產生過這樣的疑惑：中國人，他們到底在想什麽？
老實說，想用簡單的語言把中國人概括全麵，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學者也不一定行。從明清前來中國的傳教士，到中國學者，如嚴複、林語堂、魯迅、柏楊、金紫千等，都著文著書從不同側麵、不同程度剖析過中國人，先把書目列給大家：
鬆本一男《中國人與日本人》
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
利瑪竇《利瑪竇中國劄記》
林語堂《吾國吾民》
柏楊《醜陋的中國人》
金紫千《中華文化之魂——研究中國人》
另外告訴同學們，柏楊一本《醜陋的中國人》，曾經惹惱諸多愛國小青年。所以，另請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學家高橋敷所著的《醜陋的日本人》，有學者認為，中日同文同種，不管此觀點對否，不妨把醜陋的日本人做咱一個參照係。
列完參考書，話題打回。外國人認為中國人不可理解，我認為那是他們頭腦太簡單。或者說，他們的文化太簡單了。中國人所謂的不可理解，其實是中國文化的豐富複雜所決定的。李澤厚曰：人是文化的積澱！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靈魂！我說：人是文化的載體！中國文化的複雜豐富，決定了中國人民的不簡單！
中國傳統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種宗教和九種學術流派。關於“三教”，據記載此說起於三國時代。吳國的孫權和尚書令闞澤談話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個學術流派，見於《漢書?藝文誌》。這九個學派是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
不知道什麽時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貶義詞，泛指江湖上各種職業。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學術流派的失傳，所以現在學人把中國傳統文化的格局定位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釋，五家為儒教、宗法傳統、道家、道教、佛教。當然，還有用九流這個概念的，比如有些學者把中國傳統文化綜稱為十家九流，這十家是儒家、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
總之啊，這麽一列舉，可看出，咱們的家當還真不少。有這麽豐厚的文化家底，咱們的國人當然不簡單了，隨便一個中國老太太，哪怕她大字兒不識一個，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的，老外看得五迷三道地晃眼兒。
舉例證明，一個婦人嫁人嫁得不對了，老挨丈夫打，她誰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兒子沒養活，夭折了，她會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誰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論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測謂之天，無可奈何謂之命。這時候，你能看出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兒子長大，娶了媳婦忘了娘，或者遊手好閑賭博吸大煙什麽的，老太太會拍著膝蓋哭訴：報應啊，老天爺，我作了什麽孽了，給我這麽一個不孝子（或曰敗家子），這時候，老太太她好像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誰？道家創始人老子是也，因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難免開後門之嫌疑，被李家封了個“玄元皇帝”，道教徒稱他為道德天尊（又稱太上老君）。周寧也說，中國人同時信三教：尊孔祭祖、煉丹修真、燒香拜佛。問題是，有的中國人不隻信這麽三教，他跟吃火鍋似的，逮什麽都往裏頭煮，所以，他到底信仰什麽，他自己都說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著中國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雙慧眼吧，讓我把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相形之下，還是中國學人能看個***不離十。比如林語堂，他認為儒道是中國人靈魂的兩麵。中國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內道，儒是入世的，積極的，道是出世的，消極的。奇怪的是，這麽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恰好完美無缺地和平共處於中國人身上，而且有時候還分段體現，比如當官時，他就是儒；貶官時，他就是道了，比如蘇東坡。以至於現在的人給自己定座右銘，還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態度幹入世的事業。也就是說，幹事的目的是儒，幹事時的態度則是道。或者說，成功了就是儒，失敗了就又變做道，總之，像變戲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卻原來是咱們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國人不可理解，還有一個原因。有學人認為，中國哲學是一種早熟的哲學。梁漱溟在其《東方學術概論》中指出，人類學術無非研究三個問題：
第一，人對物的問題。人類征服自然，產生自然科學。
第二，人對人的問題。人與人相處，產生社會科學。
第三，人對己的問題。人與自己的較量，產生宗教。
梁認為中國學術早熟，不注重解決第一類學術問題，卻直奔第二類第三類學術。比如儒學，便是中國最早的人際關係社會學。尼采那瘋子把中國的儒罵作中國把戲，罵作庸俗的世俗哲學，估計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為歐美從文藝複興時代開始注重人本身，關注的是個人自由，至於人與人的關係卻被完全忽略，直到後工業化時代，美國才出現個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銷你自己》，咱看著就像幼兒園小朋友的入園手冊。如果說儒是第二類學術，那麽中國的道則是介於第二類與第三類的學術。既調節人際關係，又調節人本身，至於佛，則完全是第三類學術了。
那麽學術早熟對中國人有什麽影響呢？第一，導致中國不重科技的傳統；第二，導致國人提前看透人生。莊子認為人生如夢，可尼采那瘋子說：人生即使是一場夢，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國人視生如死，視死如歸，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顛顛倒倒，令人哭笑不得。單說莊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這且不說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說，不可，別葬我，隨便扔個地方吧。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烏鳶吃屍。莊子回曰：在上烏鳶吃，在下螻蟻食，奪彼而與此，不太偏心了嗎？壯哉莊子，隻可惜中國遠古時就出產這麽聰明絕頂的人，似乎不能完全視作幸事吧？
早熟的學術，帶出的是早熟的國人。一代比一代聰明，一代一代地把早熟進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兩端的滑頭哲學，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縮頭烏龜哲學，老是老滑頭，小是小滑頭，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話到嘴邊留半句，事到臨頭讓三分；飽經世故少開口，看破人情但點頭。知識分子如此，當官的更如此，否則鴉片戰爭期間，中國也不會出現“不戰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兩廣總督葉名琛那樣的老不死的不字主義的官僚來。至於老百姓，雖然識字不多，可是卻不傻，也知道：吃飽點兒，穿破點兒，見了當官的走慢點兒，拐過彎去跑快點兒。中國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當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們！
第二章 中國文化中國人
農業經濟與中國人
中國的經濟基礎是深耕細作的小農經濟，它對國民性格的養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缺乏公德意識
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方式，導致國人先天沒有合作意識，發展到現在，是中國人私德良好，公德沒有，有人寫文章概括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會》。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自家的小院裏那是經營得幹幹淨淨，一塵不染的，可是一到公眾場合，就不行了。在中國人家裏，對待客人那是熱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車，擠起座位來，同樣是熱情不客氣。看梁漱溟先生的回憶，有一個細節特別有趣，先生八歲時八國聯軍進北京，美國大兵進他家搜查，最後臨走時吵吵了一句：大門口太髒了，要天天打掃！看到這裏，不由得啞然失笑，中國人隻掃自己的門前雪，看來不假矣。總之，小農式的你挑水來我澆園的男耕女織的經營方式，直接導致國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識，沒有利他主義，社會公德自然不怎麽樣了。延伸到現在，表現為，假冒偽劣盛行，整個社會似乎普遍缺少誠信。商業中需要的遊戲規則，在小農意識麵前沒有立足之地。前些年我們的高考作文題是“呼喚誠信”，用意是良好的，中國孩子一個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題者的意圖，明白自己應該選擇什麽，結果，呼喚出來的仍然是假誠信。出現這樣的效果，實在讓人哭笑不得。一句話，誠信的建立，我們尚在路上。
中國人先天缺少開發精神，他們始終恪守勤儉持家的理想。
【二】保守精神
長期麵朝黃土背朝天，兩眼向下，土裏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導致了國人的保守精神。小時候閑來無事的時候，我經常坐牆根兒觀看家裏的母雞是如何尋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樹底下刨啊刨啊，下麵什麽都沒了，還刨，直刨得我替它著急，一顆石子扔過去，驚得它逃竄不已。十分鍾以後，你會發現它又回來了，還刨那個地方。長大後，我老是考慮，中國人的農業耕作是不是與雞的生存方式有著相通的方麵？保守，則決定了國人先天缺少開發精神，缺少探險與浪漫。土裏刨食，衣食之來源，命之所係，又決定了中國人對土地的濃厚感情，背井離鄉不過是災荒年間無可奈何的選擇，安居樂業，葉落歸根才是國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終宿命。如今，如果不是農業早已成了沒有剩餘價值的產業，老百姓也不會浩浩蕩蕩地出門打工的，因為心裏頭，他們仍然恪守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理想。
對比一下，你會發現，歐洲人就善於探險，而中國卻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探險家。你會說，中國有個鄭和，不錯，可惜鄭和所經之路，中國的小海盜們早就經常走動了，鄭和隻不過是規模大點。鄭和一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兩萬七千名，而哥倫布的探險隊伍，也就三隻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無非五隻船，265名船員。大家覺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險呢，還是鄭和更像探險？從古到今，我從來沒聽說哪個國家的探險隊伍能達到兩三萬人馬呢，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戰艦也僅40餘艘，相當於鄭和的五分之一，至於士兵，也就4000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關注一下中國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探險熱。1985年，四川樂山人堯茂書駕“龍的傳人”號漂流筏，搶先在美國人之前漂流長江，不幸遇難。堯的探險，一開始就成了事關民族尊嚴的大事，隨後，類似的民族英雄層出不窮。聽聽河南隊的隊歌：漂流長江，堅定信念，我們是中華民族熱血漢……聽了這樣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飽滿的愛國熱情——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
也許，正因為我們骨子裏缺少探險精神，所以才把探險當作上戰場，甚至當作上刑場，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長江熱”、“首漂黃河熱”，漂流者是因為決不讓美國人肯沃倫拿走中國江河的首漂權才鋌而走險的，中國人自己被自己的愛國熱情感動不已，慷慨不已，直鬧得肯沃倫迷惑不解，說：你們中國人如果到美國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會遭到反對的。
美國人哪裏明白，中國人的探險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探險，老實說，它就是一場中國人自己頭腦裏臆想出來的抗美戰爭！比如有一年的春節聯歡會上的一個小品，主人公與在美國留學打工的兒子通電話，這電話打著打著，就打成抗美戰爭了，老子悲憤地說與兒子，等以後咱們中國怎麽樣了，讓那老美來咱國家端碗洗盤子！中國觀眾把它當作愛國講演了，掌聲大起，美國觀眾看不明白了，說：如果開的工資高，我們願意去你們國家端碗洗盤子！老美還是不明白中國人。第一，中國人認為端盤子是丟人的活；第二，中國人認為在美國上學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國主義剝削；第三，一般中國人不知道中國留美學生通常是在華人餐館裏打工，而克扣留學生工資的，也就是咱華人老板敢幹。總之，我們的人民情緒，有時候很滑稽的。曆史上，我們的探險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驅動；現在，它又不是出自隊員個人的內心的愛好。從古至今，它就是政治運動，也許，這就先天注定了中國探險的悲劇性。如今，中國探險不再與政治、愛國等親密接觸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與商業炒作奇妙地混合到了一塊兒，令人反胃。
勇士們說：“沒有探險精神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這話沒錯。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探險精神從何而來？
【三】重天命、輕人力
農業是靠天吃飯，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道家則從相反的方向提出“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樹大招風，人怕出名豬怕壯”等處世格言，導致國人重天命，輕人力，無創新，怕變動。中國的政治格局中，最難過的，下場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員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至於某些曆史人物對待自己的失敗，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於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漢軍追殺得隻剩二十八騎的時候，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嚐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從這裏看出，即將失敗的霸王，把自己的失敗推之於天意，那麽為了證明“非戰之罪”，霸王拉開架式，要給大家來一次最後的表演：“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霸王最後“殺數十百人，複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即伏曰：‘如大王言’”。這裏我們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絕對不是虛榮心所致，而是確確實實在聽天由命了，因為緊接著在烏江渡口，有逃生機會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壯的一幕，他笑對撐船以待的烏江亭長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壯哉項王，隻可惜，臨死還信天命！至於近代誌士如譚嗣同，維新失敗了，也歸於天意，臨上刑場前，喊的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個跟頭都認為是天意，所以，國人性格中一個明顯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輕人力，聽天由命，逆來順受，不信，請參考餘華的小說《活著》。
【四】穩重實在
中國人穩重實在的一麵，也是農業生產決定的。小農們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幾畝莊稼，會被鄰人視作最大的美德。但是農業生產要求四時更替，對時間的精確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國人不講精確時間，不重效率。同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導致國人炕頭時間比較長，沒有其他樂子可尋，便導致“農業副產品收入過多”，林語堂總結為“生殖力高”、“好色”，其實，老先生隻看見了表麵現象，忽略了其後的經濟背景。正因為農業生產不需要時間的精確，效率的高效，相對應的，中國政治體製裏才會出現官僚主義作風。一句話，小農與官僚是一對雙胞胎，有小農，就有官僚，有小農經濟，就有專製統治。這裏，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生產力、生產方式與意識形態是互為作用的。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言，西哲的斷言是對的：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小農的理想就是溫飽問題，那麽民主啦，自由啦什麽的，就永遠不是小農們最切實的目標，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體製為什麽在中國可以根深蒂固。
第二章 中國文化中國人
宇宙觀與中國人
宇宙觀方麵，遠古中國人信奉的是蓋天說。所謂的“天員（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就是蓋天說的基本原理，其理論到春秋時已係統形成。漢朝時，又出現了渾天說和宣夜說。宣夜說認為天地沒有一定的形質，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飄浮在氣體中。不知什麽原因，這一學說在東漢後基本失傳。至於渾天說，戰國時的慎到在公元前四世紀就曾經說過：“天體如彈丸，其勢斜倚。”（《慎子》）這可能是現在能夠見到的古代文獻中最早的關於渾天思想的明確記載。慎到在這裏提出了一個天是球形的概念，這個天球沿著傾斜的極軸在不停旋轉。這就是說，早在戰國時代，我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漢代，渾天家以為天形穹窿好像雞蛋的殼，地居天內好像蛋黃，這就已經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這裏之所以詳細地講解中國的宇宙觀念，因為它對中國的天下觀念、國際政治觀念影響太大了。因為不管是蓋天說，還是渾天說，中國人從上到下一致認為，中國是這棋盤或雞蛋的正中心，周邊都是夷狄蠻，再遠處，就可能是鬼國了。13世紀時，西方流行地圓學說，幾個世紀以後，西方傳教士把地圓學說介紹給中國，中國人覺得很可笑，康熙時主持天文工作的欽天監監正楊光先居然“噴飯滿案”，天文站的站長都這般水平，皇帝當然高明不到什麽地方。鴉片戰爭開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張張地問手下：英國地方在哪裏？英國到新疆有無陸路可通？真是大傻問小傻，問得小傻幹瞪眼兒，手下一群小傻誰能回答個一二三？高層如此，老百姓更遑論了，思維最遠的地方僅及爪哇國，爪哇國再往南，當然是鬼國了。荷蘭是鬼國，西班牙也是鬼國。由於荷蘭是低地國家，甚至有官員認為人家都是水鬼！
視周邊為夷狄，視遠邊為鬼邦，單從心理上講，倒也情有可原，問題是，它對近代中國國際政治的影響太大了。它最大的後果是：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
張豈之等現代學人認同這樣一個觀念：中國人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類似的觀念可以追溯到陳獨秀與顧炎武那裏。陳獨秀認為：中華民族自古隻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顧炎武更是認為，亡國與亡天下是不一樣的：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而矣！
總之，中國百姓沒有國家觀念，那麽他們也就相應地沒有了愛國情感，至於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們考慮的；而肉食者們也相應地認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隻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寧贈友邦，也不能給家奴的。16世紀，葡萄牙人占據了我們的澳門，不是他們不想吃掉整個中國，而是實在吃不動；16世紀，整個漫長的東方海岸線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時候也不過兩萬人；西班牙占領菲律賓，走不到中國跟前就累得大喘氣；荷蘭再厲害，也就是占領一個小島台灣，中國一個鄭成功，就能對付得了荷蘭殖民者。如今，我們的教科書上稱鄭成功為民族英雄，卻不知當初清政府為了剿滅台灣的鄭家勢力曾試圖聯係荷蘭殖民者以共同殲滅鄭家海上勢力，然後把台灣作為獎品獎勵給荷蘭，當時的康熙認為，海賊乃疥癬之疾，台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欲棄。施琅上書言：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圉。由此，台灣才得以留了下來，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經具備模模糊糊的地緣政治觀念了，可惜，沒有進一步向海洋發展。今天，我們終於懂得了這些。不管從哪個方麵講，我們都要堅持，台灣都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
上層統治者沒有國家觀念，後世出現寧贈友邦勿給家奴的慈禧，出現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中正，也就不足為奇了。上層與下層互不相愛，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這一點外國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從菲律賓寫給國內的信上稱：中國人是一群卑賤、無恥而且可惡的人，中國的國王與官吏虐待窮人，以聞所未聞的暴政對待他們的人民，而他們的人民也沒有一個人會對他們的國王效忠。這是殖民者觀察出的結果，後來發生的事實更印證了他們的結論。前文我已說過，1603年，西班人屠殺華人僑民兩萬，明政府不但不興師問罪，還修書慰問夷人。政府的這種態度，對西班牙人簡直是變相的鼓勵。所以，37年後，也就是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殺僑民兩萬人，大明政府照樣無動於衷。“無動於衷”也不行了，政府本身也沒幾年日子了，五年之後，它就玩完了。
官府不愛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談不上愛官府。
政府不愛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談不上愛政府。麥天樞在其《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裏是這樣說的：“如果以為沿海和長江的炮聲與白旗，已經在國民中掀起了多麽巨大的精神波瀾和情緒風濤，那便是屬於今人想當然的自作多情。”事實上，英國殖民者也發現了這一點，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英國艦隊突破虎門要塞，沿江北上開向烏湧的時候，江兩岸聚集了數以萬計的當地居民，平靜地觀看著自己的朝廷與外夷的戰事，好似在觀看兩個不相幹的別人爭鬥。
如果說中國的執政者隻愛自己的龍墩的話，那麽老百姓也不含糊，隻愛自己家的門檻。陳獨秀在其《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中說：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解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壓迫，惡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我們中國是貧弱受人壓迫的國家，對內固然造了許多罪惡，“愛國”兩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財壓迫個人的利器。陳獨秀說了這麽多，無非是一個意思：警惕惡政下的愛國主義。說白了，愛國本是一件簡單的事，但那是對於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言，對於奴隸，愛國就複雜化了。真正的愛國英雄袁崇煥被政府當作賣國賊淩遲處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發形成的愛國義舉則是瘋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塊生吃了；嶽飛死了，真正的賣國賊端坐龍墩依舊當他的萬民之父皇，賣國賊的經紀人秦檜則在死後被百姓弄得長跪不起；秋瑾等愛國誌士喋血菜市口，貧農華老栓則用烈士的鮮血沾成人血饅頭給他兒子治肺結核！阿Q更是踮著腳後跟喊：“殺頭？好看！”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龔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兒子龔孝拱的話，他老先生一定會害羞的。
血與火的洗禮中，中國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運動，但是文化啟蒙並沒有完成，奴隸也沒有變成公民，偉人尚且沒有完全接收現代文化的洗禮，沒有擁有現代國家觀念，更遑論一般的民眾？了解了這一點，對於抗日戰爭中中國漢奸之多（光偽軍就280萬），我們就不會感到吃驚了。
由於中國人先天缺少國家觀念，其後果是嚴重的。何兆武說：“近代一交戰，天下一家的中國人立馬兒變成了兩個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何先生說得對，家奴也就隻有這種選擇了。
第二章 中國文化中國人
中央集權與中國人
現在好多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一開始就選擇了集權的政治統治，在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大農業國家，需要統一的人力、物力、財力來集中治水。我個人覺得，這種說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覺得中國的帝王之所以選擇集權，乃是由於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把權、勢、術融合為帝王專製術，導致中國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權的意識與專製的基本功，農***動推翻舊帝王，中國文化馬上造就一個新帝王，新的還永遠比舊的更專製，中國就這樣讓他們給專製完了。
咱們說過了，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其實這話反過來也成立，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嚴格講來，集權政治下，中國出現不了公民。按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現代意義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種互相區別的含義，而其最根本的含義則是指政治意義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個城市國家中有特定政治權力的成員，韋伯認為，公民這個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這老東西，居然暗示東方文化蘊育不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
一句話，集權體製下，百姓也就隻有做奴隸的份兒了。魯迅概括中國奴隸有兩種生存狀態：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在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體製下，人民隻是執政者掌上的玩物。
先生說：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哪一麵，但又屬於無論哪一麵：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吧，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看到這裏，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語點透機鋒啊，可惜奴隸們聽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隸分三種，一曰愚奴，二曰順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國文化充當集權政治的幫凶，在愚民方麵起了決定性作用。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譯過來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隨便使喚，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原因。老子也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聲，常使民無智無欲。總而言之一句話，對統治者來講，牧民就是養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還真爭氣，叫傻就傻，集體犯傻，不傻也要裝瘋賣傻，難得糊塗。英人馬戛爾尼使華，在自己的日記中總結說：“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負有關，它很想淩駕各國，但目光如豆，隻知道防止人民智力進步。”可以說，清政府成功了，《還珠格格》裏的一句歌詞“你是風兒我是沙”，我最喜歡唱了，把它改為“你是瘋子我是傻子”，越唱越樂，越樂越傻。
依現在的理念來看，高素質的政府，或者說政府素質的提高，其前提必是國民素質的不斷進步。所以這裏我有些小小的遺憾，正如沒有對手存在，獅子、野狼也會懶惰而愚蠢一樣，政府的愚民政策，最後也會報應到自己身上，所以馬戛爾尼同時發現，清政府的官員與知識分子，比上那些愚民，也並沒有聰明到哪裏去，相反，他們可能更冥頑不靈。這方麵的例子太多了，容下麵專章另述。
第二，執政者不傻，知道自己江山的安穩在於民眾的馴服，這種馴服是需要統治者下一番功夫的，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講，叫牧民。我看著，感覺總有些馴獸的嫌疑。很不幸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好給統治者發明了一套三綱五常的牧民工具。中國的統治者之所以樂意讓孔孟坐到廟裏享用冷豬頭肉，最關鍵的原因乃是孔孟等人是這工具的設計者。當然由於時代的不同，對統治者來講，這一套工具用起來也並不是完全得心應手的。比如孔子要求男女不得同途，統治者就沒有執行，估計是知道中國人喜歡私下裏闖紅燈吧。再比如，朱元璋當上皇帝後才開始讀孟子，讀著讀著就著急了，發脾氣說：“這老頭兒要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因為中國的皇權政治越發展，老百姓就越馴服，而孟子的好多言論，都落後了，比如他竟敢蔑視皇權，說什麽“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還說什麽“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這話在春秋戰國時可以隨便說，在大一統國家之下還能這麽瀟灑嗎？這不明擺著是煽動造反嗎？所以，元璋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把孟子書中看著不順的字眼去掉多處——刪去85條，剩下170多條，取名叫《孟子節文》，給各學校做教材。孟子如果泉下有知，說不定會給元璋一句“望之不似人君”的評語呢。為了叫大家都做乖孩子，元璋治下的各級學校，上至國子監下至地方鄉村小學，校規都是極其嚴格的，立臥碑貼條款，嚴禁學生逾規。最不可思議的一條規定是，“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一句話，學生隻管讀被刪節後的聖賢書，無資格開口論國事。元璋是個識字不多的皇上，識字不多，還有這麽多心眼，何況識字多的統治者呢？總之，在統治者的調教下，讀書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來到公眾場合，茶店裏酒樓裏更是有“莫談國事”的封條時刻在提醒你管好自己的嘴巴。當然，嘴巴閉上了，還有眼珠呢，有那不老實的，就開始玩“道路以目”的花招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武帝手下的張湯獨創“腹誹”罪——我看你骨子裏反我，於是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權都沒有了，大家隻好學祥林嫂，眼珠間或一輪，表示還算個活物。
第三，小民也沒有傻到骨子裏，也知道當主子比當奴才好，心裏也有不順的，可表麵上不順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學者概括中國的封建社會為：皇帝裝模作樣地統治，百姓裝模作樣地順從！馬基雅維利也有類似的話：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麵上假裝篤信；百姓，為奴者不必真順，但不可不表麵上假裝順從。此話對極，其實真傻真順的沒有幾個，連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運動，皇室血統都沒個變化，哪像我們？一會兒姓劉，一會兒姓朱，一會兒又姓趙的，熱鬧極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這撅臀俯地的民眾當中，我們分明聽到了項籍的心聲——彼可取而代也！也聽到了劉家劉四小（劉邦名劉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計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也許，正是由於大量的猾奴存在，統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懼——王朝的安危與自己龍墩的穩當才是天下第一要務！
總之，封建的專製體製導致中國民眾的愚、順、猾，這些東西，如果隻在自己內部圈子裏運作的話，我們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輪一輪的循環，一旦遭遇全新的敵人——西方殖民者，中國上層與下層，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國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國為何物。至於夷族統治，曆史上就不是沒有經曆過，不管誰坐龍墩，還不是照樣當奴才？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反正燒的是皇帝那小兒的後花園，與百姓何幹？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裏麵到底都是什麽玩意兒，所以，我懷疑龔孝拱給英法聯軍領路時，那小子也是理直氣壯揚眉吐氣的，小子可能以為自己是在做好事！
有集權，就沒有公民。如何判斷公民？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裏說：公民關注個人自由，臣民關注整體的和諧。此話在今天仍對我們有啟發意義。我們呼喚公民，呼喚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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