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這些年的變化對我們這些居住在國外的人來說，可謂是目不暇接。不用說北京、上海這些一線城市，就是我的家鄉沈陽，我每次回去都有外地人的感覺。城市的變化是巨大的，沈陽因為明年要開全運會，今年則更是大興土木，到處修路，弄得本來就擁堵的馬路更是擁堵的厲害。沈陽已經有了兩條線地鐵，今年還要擴張第三條線，而且在開發區還要新修一條快軌電車。
農村的變化也是巨大的，巨大變化主要發生在城郊。因為城市的擴張，農民失去了土地，但巨額的土地補償金讓很多郊區農民成了爆發戶。我認識一個做建築機器租賃生意的老板，曾經輝煌一時，現在則抱怨說生意不好做了，因為農民有了錢，家家都買台鉤機、鏟車或大翻鬥車什麽的來搶他們專業公司的生意。我聽了倒是很高興，這說明農民有了錢也不坐吃山空，還在做生意，還要勞動致富。這種幹勁是中國能夠持續發展的原始動力。
除了城市化帶來的巨大變化之外，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的變化更是空前的，可以說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的。以我比較熟悉的水運交通為例，現在世界十大港口，中國占了七個。而目前正在興建的港珠澳大橋無論從設計、施工還是工藝上都堪稱世界一流水準，是其它國家望塵莫及的。因為這個大橋的施工單位是我原來的單位中交集團，技術負責人是我的同學，所以我對該項目的技術細節知道的多一些。該橋的預支橋管重達7萬噸，每個節點180米，而且要在水下40米處施工，這對施工技術能力是極大的考驗。
如果說中國有什麽在世界上領先的行業，依我看唯有交通建築行業和水利工程行業。除了港珠澳大橋外，在設計中的還有深中快速通道，其施工難度不亞於港珠澳大橋。而渤海灣大橋和從福建到台灣的海底隧道也早已做了規劃。可以預見，今後世界上的巨型工程大多數會出現在中國。中國率先趕超世界的領域將是交通基礎設施領域。
物質層麵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國最大的變化其實不在物質層麵的高樓大廈，而是精神層麵潛移默化的變化，是人心的起伏跌宕。如果人心的變化也能用圖畫來表現，那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的這幅圖畫一定是波瀾壯闊和色彩豐富的。我想五十歲以上的人體會的會更深些。
往事越千年，……如果我們從幾千年的中國曆史演變的大視野來觀察中國的巨變，就會發現，中國的變化無論在物質層麵還是在精神層麵都是巨大的，雖然我們經曆了諸多的坎坷和磨難。如果康、梁的戊戌變法算作中國近代巨變的起點的話，那麽今天的中國仍然在一場巨變中，這場跨越兩個世紀的偉大變革仍然沒有接近尾聲。
一八二六年，清朝道光年間，時任福建巡撫的徐繼佘進士在潛心多年收集資料和多方考證後出版了一本日後影響之大超出他想象的書----《瀛寰誌略》。此書與四書五經無關，與治國謀略無關，而是一本帶有科普性質的地理書。按中國當時的官場文化，一個朝廷封疆大吏寫這樣一本書純屬不務正業，這樣的官員不僅在當時，即使是今天也當屬官場異類。
《瀛寰誌略》是中國第一本比較靠譜的世界地理書，中國早期的那些進步人士就是從這本書中第一次知道世界有五大洲，而且中國之外尚有諸多文明的存在，中國並非世界的中心和唯一的文明國度。後來推行戊戌變法的兩位名士----康有為、梁啟超都是受這本書的影響才發憤反思，開啟了古老中國百餘年之久的變革新時代。
徐繼佘大概是中國最早的崇美派。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尚不知美利堅在何方的時代，徐繼佘就對美國的政治和曆史有了頗深的研究，因此在書中他毫不掩飾對美國政治的讚賞。在他讚賞美國的政治製度的同時，也不忘對中國的封建政治進行批評，“隻要有德，美國的任何一個平民都可能被推選為國家 的‘皇帝’，而（中國）得國而傳子，是私也。”從今天的觀點看，徐繼佘無疑是體製內的政治異議人士。
在徐繼佘的時代，中國是蒙昧和愚鈍的。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人民隻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國家和民族意識十分薄弱。德國占領膠東時的軍隊僅僅一百多人，準備登陸時是戰戰兢兢的，因為他們看到岸上有很多持槍的人。可後來他們發現，中國老百姓“太好”了，隻要答應給他們一個銀元，他們就不辭辛苦地將全副武裝的德國士兵一個個背上岸邊。因此，西方世界看到一個讓他們目瞪口呆的事實，德國軍隊是被中國農民背著占領中國的。
長期的小農社會造成底層中國人眼光狹隘、短視、懦弱和自私，精英階層則墮落為墨守成規和鼠目寸光的利益集團。而專製統治和順民的大量存在又使貪官汙吏橫行無忌，政府無能，社會腐朽。即使在孫中山推翻滿清之後，這種社會狀況也沒得到根本好轉。在毛澤東那批共產黨人崛起的時代，中國依舊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三座大山的壓迫使人民苦難深重。
觀察中國的變化有很多參照係。其中有一個是中國人對西方的態度。鴉片戰爭前中國人對外國和西方是無知的，我們妄自尊大，將西方人當作沒開化的蠻夷看待，我們對洋人的態度無論是內心還是外表都是帶有一些輕視和鄙夷。1872年洋務運動時期，滿清政府曾想從官宦子女和士紳家庭中選拔一批孩子到歐美留學，可當時所有這些家庭都拒絕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國外那個“蠻荒”之地去學習。最後滿清政府無奈，隻好在窮苦家庭中招募留學生，甚至跑到偏僻的香港去招生才勉強湊夠人數。在這第一批留學生中，就有後來大名鼎鼎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
再看今天的中國，精英階層包括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無不爭先恐後將孩子送到國外留學。我沒做過全國性的統計，僅在我的大學同學中調查了一下，發現約有一半同學的孩子被送到國外去讀書。單從這點來看，中國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鴉片戰爭後，我們開始由鄙夷洋人變成懼怕洋人，因為洋人的槍炮厲害，不僅林則徐打不贏他們，連曾格林沁的騎兵也一敗塗地。再後來，我們由懼怕洋人，變成仇恨洋人，於是在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比之文革還嚴重的浩劫----義和團運動。義和團失敗後，中國人逐漸變得在外國人麵前自卑起來，民族的自信心越來越弱，崇洋媚外者越來越多。直到毛澤東的出現。
孫中山推翻了腐朽的滿清。蔣介石結束了軍閥混戰。但他們都沒有解決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狀況。
是毛澤東結束了這一狀況，他以個人頑強的意誌力將中國人空前地凝聚起來，使貧窮落後的中國再無人敢欺負。他讓中國擺脫了洋奴精神，他用自己超強的自信心和樂觀精神感染和影響了一代中國人，讓他們由逆來順受、聽天由命變得自信和自尊，盡管這種精神後來發展到極端變成了一種破壞力。
作為一個革命家，毛澤東對舊社會的一切深惡痛絕。他以砸爛一個舊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勇氣和魄力，不僅一手締造了新中國，而且試圖打碎束縛在中國人身上的精神枷鎖，重塑中國人的性格。建國初期，中國的社會和政治之清明是曆代統治所罕見的。不僅自古以來的匪患、娼妓和癱瘓中國的鴉片得以徹底禁絕，而且一種革命時代才有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席卷大陸，中國人的精神麵貌為之一新。
沈陽解放後就參加工作的母親對建國初期的一切都非常懷念，她始終認為那是中國最好的時代。雖然那時實行的是供給製，物質十分匱乏，但母親回憶說，那時的人非常好，同事之間親如兄弟姐妹，人也單純，大家並不在意物質享受，隻在意是否進步。領導也一點架子沒有。母親還記得當年的沈陽市委書記朱其文和市長焦若愚，說他們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沒有一點官僚主義的架子。
可惜好景不長。作為堅定的左派的毛澤東，認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政治，而不是經濟。隻要政治搞好了，中國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這和右派所持的觀點正好相反。在右派看來，經濟是第一位的，經濟搞好了，其它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了。
毛澤東從來不主張完全靠經濟刺激來發展經濟，他認為這將促使個人主義泛濫。這種觀點倒是傳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所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反映的是中國先賢們對過分追求物質利益的一種憂患意識。在物質匱乏的時期毛澤東反對物質刺激的話，會使其真理性大打折扣，可是在如今拜金主義盛行的時候再回頭看毛澤東的話就會覺得很有道理。如今中國社會的極端個人主義的泛濫不能不說是過分追求物質利益，或隻將物質利益當作人生的幸福準則的結果。
這也牽涉到左派和右派的另一個區別，即對美好生活的定義。左派認為隻有物質豐富，沒有健康的精神不算好的人生，而右派則如赫魯曉夫所表達的，所謂美好生活完全是物質意義上的，土豆加牛肉就是共產主義美好生活的體現
相對真理都具有時空性。某種主張隻有適合當時的形勢才具有真理性。毛澤東在革命年代一直強調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反對各種迷信。這是中共由弱變強的關鍵，也是他被黨冠以英明領袖的原因。
可是在中國經濟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毛澤東卻依然堅持左的路線，試圖用政治掛帥來解決經濟問題。結果導致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極左思潮泛濫。毛澤東倔強的個性、獨斷的作風、過份的危機感和急於進入共產主義的急躁病使得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和過高地估計了中國人民的覺悟，結果由其一手發動的文革成了失控的群眾運動，“文化革命”變成了一場浩劫。不僅沒有成功地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反到造成了社會主義的失敗。
如果毛當年放手讓劉鄧搞十年、二十年資本主義，然後再搞文革的話，也許文革就不會是一場“極左”浩劫，而是真正意義上的進步運動了。看如今中國的民情，大概隻差一個毛澤東了，老百姓恨不得再來一次文革，將在台上的貪官汙吏全部打倒，驅散籠罩在中國的烏煙瘴氣，還中國一個朗朗乾坤。
從毛澤東個人的理想來講，毛是個失敗者。他的失敗不是因為他的主張的錯誤，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反對共產黨變成新的利益集團從理論上說都是對的，但這些看起來很美的東西不合時宜和走了極端就成為了錯誤的東西。《毛澤東傳》的作者迪克.威爾遜對毛澤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用毛不可能實現的雄心大誌作標準來衡量，他的政治生涯隻能說是失敗。”“在20世紀40年代擊敗了日本和蔣介石後，50年代毛又宣布向地球開戰，60年代則向人的本性挑戰。他總是走極端----乞求百花齊放運動中徹底的言論自由，大躍進中的個人的集體主義精神，文化大革命中的領導與被領導的完全平等。每一種嚐試都失敗了，因為沒有黨的支持。然而每一種實驗後，總是有些沉澱積存下來，它們使中國的共產主義，使中國的國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點。”
其實，真正的左派和右派都是中國發展的健康力量，怕的是假左和假右。沒有右派的經濟政策，中國經濟不會發展的這樣快。但隻有右派也是不行的，因為這個世界不是僅靠經濟方法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右派的偏執是隻在意經濟效率，認為蛋糕做大了，所有問題就都不是問題了，可他們看不到人性中還有追求公正和尊嚴的一麵，由其是當人們吃飽了肚子的時候。而真正的左派是輕視物質利益的，他們更在意社會公平正義和人的尊嚴。左右派之間的相互取長補短才是中國健康發展的保證。
在幾次同學的聚會上，總是談到最近的熱門話題薄熙來事件。從我的觀察看，凡是政府的官員，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官員都反感薄熙來，認為他作風霸道、狂妄，不通人情。不在官位的人則認為薄熙來做的對，認為對現在的官員就是應該嚴格要求。薄熙來之所以收獲巨大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現在的官員基本上都脫離了群眾，甚至都成了群眾的對立麵。盡管中央做了大量工作，花費巨大心機，可是老百姓基本不買賬，仍然認為薄熙來是被陷害的。這種狀況一方麵說明中央的信譽破產，一方麵說明薄熙來的路線確實迎合了民意。即使指責薄熙來搞民粹主義的，也拿不出更好的辦法收拾民心。
中國的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官員腐敗、階層固化，貧富差距巨大，資源浪費嚴重。在今天阻礙中國發展的無論是在經濟方麵還是在社會方麵都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地道的政治問題。貧富懸殊阻礙的了中國內需的增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梗阻。而解決貧富懸殊則無法單靠經濟手段，而需要政治手段。官員腐敗和階層固化更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如果中國今後幾年不在政治層麵有重大改進的話，中國將迎來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期。
中國的官僚階層變得越來越教條、越來越自私、越來越鼠目寸光，這更加深了中國的各種危機。比如最近放風要出台的推遲退休年齡的政策，簡直是火上澆油，極大地激怒了下層百姓和體製外的人群。我知道推出這個政策的人都是精英，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可他們卻沒考慮為這個政策買單的人感覺有多大的不公。養老金不足的確是個問題，但如何補充養老金的缺口卻有很多辦法。延長退休年齡隻是各種辦法的一個最不合理也最不得人心的辦法。財富的增長速度長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中國其實並不缺錢，隻是大部分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推遲退休年齡的政策是典型的殺貧濟富，這說明現在的精英最不敢得罪的是富人，最不在乎的是窮人。政府首選的政策應該是開源，增加對富人的稅收是解決養老金的首選辦法。自由的美國就曾經對巨富征收過高達90%的個人所得稅，但仍然沒有影響他們的奢華生活。另外，我也不理解為什麽不開征遺產稅，為什麽不重點監督富豪的所得稅，為什麽不提高巨富個人所得稅的比例？其實我也知道，越是對富人我們的稅務部門征收的稅越少，因為富人給他們的賄賂多。這些難道不是典型的政治問題嗎？如果上述那些稅收能夠認真執行的話，養老金的缺口就會小很多。
官僚階層的嚴重腐化導致了這個階層越來越弱智，致使中國問題變得越來越無解。毛澤東當年的預言今天都成為了現實，官僚階層已經完全演變成了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利益集團。正是這個集團成了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
最近發生在什邡的群體性事件和天津的大火都證明了這個集團的愚蠢和與人民對立的立場。他們隻會靠謊言和武力來維係表麵的穩定，完全是一副得過且過，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態。
然而越是缺乏公平正義的時代，人民對公平正義的呼喚越是強烈。近年來左的思潮的興起正是對這種呼喚的一種反映。這種思潮也影響到了中共內部對改革的再認識。據說現在在中央的會議上已經沒人敢大張旗鼓的宣揚私有製了，到是國企和國資委變得趾高氣揚起來。可我卻懷疑，現在國資委管理的國企也已經演變為了一個利益集團。已經不是以前全民所有製意義上的國企。如今的國企，尤其是國資委管理的央企成了求職者的香餑餑，但能進入央企卻不是僅靠學識和本事，而主要是靠關係。可以預見，這樣的央企會越來越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在一個提升將軍都需要靠關係靠送錢的國家，央企的這種狀況會被認為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因為前途與真才實學脫了鉤，學生的學習熱情自然就遠不如搞關係的熱情。學校的腐敗更是順理成章的事。據在學校工作的同學講，現在高校中有很多特殊學生，他們幾乎不來上課，考試基本交白卷，但學校還是要求老師給他們一個不錯的分數。因為這些學生的家長或親屬都是對學校至關重要的官員。過去是搞假文憑，現在則是真文憑假學曆。至於EMBA班的學生因為來頭很大，且財大氣粗，有的根本不來上課，學校到時也一樣發畢業文憑。因為每個人幾十萬的學費是學校的一筆很大的收入。也難怪管理學院成了各大學最有錢的學院。
國內現在有錢的人是越來越多了，富裕的人群在擴大，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和毛澤東時代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最近這些年，每次回國我都感到街上的車越來越多，好車越來越多，但開車人的文明素養卻讓我感覺我們恰恰是“蠻夷”。我們家附近的一個路口禁止車輛掉頭，可牌子掛在那幾乎無人理睬，隻要沒有警察守候，掉頭的車輛一輛接著一輛。每次警察蹲點罰款都會罰的手疼。回國期間曾帶母親去台灣旅遊，感覺同為炎黃子孫的台灣同胞比我們大陸人要文雅的多，最明顯的一點是台灣開車的人很少鳴喇叭。
在中國的各種變化中，物質層麵是明顯的進步了，可精神層麵的某些東西這些年則是明顯不進而退了。毛澤東曾經對蒙哥馬利說過一句當時讓他非常尷尬的話：“西方人走到哪裏，哪裏的道德水平就會下降。”可如今說這種話的應該換作西方人了。
我不知道還需要多長時間我們國人的素質會變得高起來，但我希望這一天越早越好。
可是在另一麵，中國人比之毛時代變得更加自信和個性張揚了。看現在的電視節目，年青人在鏡頭前的自信和侃侃而談都是過去無法想象的。從這點說，中國年青一代人的精神麵貌煥然一新。中國人精神上的自由程度也是毛時代無法想象的。
中國仍在變化中，我無法預測今後的三十年中國會變成什麽樣，就像我在三十年前根本無法想象今天的中國一樣。我隻是祝願她變得更文明、更健康、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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