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came across again Dr. Feng Jun Qi’s famous dissertation. I thought I have talked about this before, but couldn’t find its whereabout from the previous 塵報. I could have said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politics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implication of this Chinese local political system detailed by Dr. Feng.
中國，一場大戲正在上演。這場大戲的風頭甚至蓋過美國的大選，因為他的娛樂性和趣味性都已經超過了後者。我現在已經為去年的一個判斷後悔了。我原以為2012就兩場政治大戲值得看，美國的更加娛樂一些。但是現在看來完全不是這樣的。中國的各級政治換屆更是具有強烈的娛樂性特征，而且是一個以往不曾被大規模挖掘的娛點。這一次，娛點的爆出是史無前例的。相對來說，美國大選倒是更加平淡無奇了。過去的幾個月就是這樣，我的政治神經90%放在中國的事情的關注上了。
中國的大戲，政治層麵上最後應該是什麽結論呢？有兩點可以肯定。第一點，向左轉的傾向必然是下一屆政府的重點了。有人覺得薄熙來被拿下，說明右風漸盛，左風漸敗。這種想法是膚淺的。基層風起雲湧的群體事件，如果上麵還要堅持右傾的話，那就是不開眼了。左傾是必然的。中國過去的30年是右風盛行的30年。在這樣的環境下，選擇左風作為自己的立場是需要勇氣的。中國沒有人敢這麽做。江澤民不敢，胡錦濤不敢，溫家寶更不敢。隻有薄熙來敢，但他也是在實踐上順刮了多年改革開放的右風之後，才起左風的。這個左前鋒的站位是有巨大風險的。最主要的是人民接受不接受的問題。薄試驗了，人民接受了。這個冒險現在看值得了。這個接受與否，首先你要看重慶的大多數人怎麽想，不能看北京人上海人怎麽看。如果非要看北京人上海人的意見，那就要看他們對繼續右傾的意見，也就是對溫家寶的民主提議的整體看法。這兩個看法現在是明顯的，重慶人接受薄熙來的左轉，北京人上海人卻不接受溫家寶繼續右傾的提議。所以接下來的問題，隻是應該讓薄繼續領左風，還是換上別人接著領這個左風。
看過了大戲的層麵。接著說說馮軍旗的《中縣幹部》的發現。馮在開篇獻了一首詩，“中縣的天空/飄滿了蒲公英//飄著的，是命運/落下的，是人生//飄滿了蒲公英/中縣的天空”。蒲公英在中國詩人眼中是生命力的象征，它不像在美國家庭後院草坪上被當作可惡的Weeds那樣看待。馮的論文，把仕途關係、過度競爭、幹部資源，不落空現象、辦公室主任現象、秘書現象、地域不均衡現象等關鍵的縣鄉政治體製下的問題都有詳細的描述。研究的方法和過程還是很科學的。唯一的不足就是馮的立意點恐怕是要借此機會，進入這個基層政治所支撐的上層建築，所以他的研究的結論還談不到革新性的東西出來，這就很委屈他這兩年的辛苦了。
再讀馮的論文之後，我有三點收獲，算是我不做實踐，僅僅建立在馮的研究數據上的結論吧。現在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下。
第一點是關於中國縣鄉政治的總體看法。縣鄉政治是中國基層政治的基本架構體係。這個體係古來叫做鄉紳體係，今來叫做幹部體係。不論怎麽叫，核心都是地方上的那麽一少部分人，一邊管理著社會資源，一邊享用著社會資源。而大部分的民眾，除了在基礎的生產領域獲得基本回報之外，隻能看機會，在這一少部分人內部相互交易的時候，有一些分享剩餘的社會資源。這種剩餘的機會，提供圈外的人一些進身到縣鄉政治體係內，變成那一少部分人中一員的可能。這個構架的基本特點，就是一少部分人既管理又享用當地的社會資源。好像是一個所有權和經營權重合的體係。盡管古來曾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今來又有全民所有製這樣東西，在觀念上並不承認縣鄉體係內者對這些資源具有合法的所有權。但是現實中，他們既執行上層賦予的管理職權，同時又利用管理權來享用這些受他們管理的資源，造成現實的管理權和所有權不分的現象。而上層，出於政權穩定的利益，並不對這種兩權不分的問題執行有效的治理整頓。所以，中國縣鄉政治體係的核心，就是管理者代享所有者權益，而中央政治體係基本上都是在利用這個特點，從來不可能在根本上改變這一點。
第二點是關於縣鄉政治體係的自我形成和發展規律的。既然中央都無法搞定這個，隻能利用它，這說明中國縣鄉政治體係是一個長久的自我發展的社會機製，是不因中央集權者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個機製的核心就是關係。在舊的體係被從內部打破的時候，縣鄉政治就是在關係的基礎上被重構出來的。起初，某些人（總有一些人）因為偶然的因素占據到縣鄉體製中來，然後他們就成為關係的核心，其他的位置上逐漸由於關係的作用被別的後來的人們填上。這種情況最顯著的，比如明朝的建立。也有的時候，外來的入侵者完全沿用舊的縣鄉政治體係的人事，不做什麽改動的，這最顯著的比如元朝。前者比較徹底的解決一個陳舊的縣鄉政治體係下的社會不公，然後花較長的時間再積蓄起來新的社會不公。而後者則延續前一個陳舊的體係的不公，不需要的多久又達到需要解體的程度。所以，像漢、唐、明、這些朝代都能連續存在200年以上，而晉、宋、元則都少於200年。清朝也是200多年，因為他對於明朝縣鄉體係的繼承比元對於宋的繼承來說要少得多。滿人人口在中國各地方的基層政治中的都有很多滲透，他們對漢文化也很精熟。蒙古人口則多是停留在京畿之地了。
第三點是關於中國未來的政治出路的判斷。民主的選擇是未來的大趨勢。隻是如何構建這個民主的架構，特別是縣鄉政治層麵上的民主架構的問題。關係是基層社會價值判斷的核心，是人們觀念上歸一。科舉、政績都不可能，也從沒有能夠戰勝關係成為人們觀念上的價值核心。否則就不可能有高考狀元賣肉，或者實幹官員被排擠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你的核心價值，就是你身後的關係，沒有這個，價值就不可能流向你。所以基層若實行全民普選，完全可以預見的是關係最終會滲透到普選的選票上去，選舉的結果可能都是合法的，但也經常是無理的。而且一旦全民選舉了，想要改變這樣的無理的結果，就完全不可能了。中央可以靠壓力改變個別縣鄉，但是全中國的所有縣鄉都出現這樣的無理結果的可能性很高，這個政治風險就是無比巨大的了。目前從基層先搞民主試點的想法，其實是不正確的。高層官員對於自己沒有信心，所以選擇基層試點，這是短視政治。應該先放開上層的民主，比如九常委的公開選舉而不是內定。這也是保證卸任領導人不過多發揮餘熱的根本。否則老是內定的話，餘熱就不可能不發揮作用了。上層若出現不穩，是不至於影響下層的，這一點從重慶事件可以看出來，從曆史也可以總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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