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上有隻有歐洲的少數國家（荷蘭、比利時、瑞士等）在法律上允許某種形式的醫生協助死亡，主要是在醫生協助下以藥物結束處於痛苦中的身患絕症者的生命。
美國和加拿大的法律不允許這麽做。
1992年，加拿大維多利亞的Sue Rodriguez身患ALS， 她毅然挑戰法律，將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這是誰的身體？誰擁有我的生命？”
但是Sue沒有贏得這場官司，不過醫生協助死亡這個概念從此在加拿大引起了廣泛關注。
1994年Sue在一名匿名醫生的協助下有尊嚴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這裏我們有必要要分清兩個基本概念：醫生協助死亡（assisted suicide）和安樂死（euthanasia）。前者是在患者意識清醒下主動要求醫生結束自己生命，而後者是醫生在無需經過患者同意時主動停止搶救，讓患者無痛苦死亡。
安樂死，在很多國家包括加拿大都是醫療的最終階段的常規：當搶救無效時，不再繼續插管子打針切氣管，隻給病人注射嗎啡，讓病人在尊嚴中沒有痛苦地離開人世。——這，我是100%地讚同的。
那麽，當一個人由於病痛，他/她是不是有權利要求醫生給自己注射致命藥物結束生命？一個人的生命就是屬於誰？隻是屬於他/她自己嗎？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倫理道德問題，不是容易回答的。
一周以前，加拿大BC省最高法院法官Lynn Smith推翻了聯邦法案中有關限製醫生協助死亡的部分條款，允許身患ALS的Gloria Taylor在醫生協助下選擇死亡。
但是，正如大多數人分析的那樣，聯邦法院很可能推翻BC省的決定，再次禁止醫生協助死亡。
雖然安樂死已被廣泛接受，但醫生協助死亡不僅僅是一個製度的改革，而是一場倫理道德，價值觀和文化的較量。
可以看看中國的現狀，中國的絕症病人大多走得很淒慘，很痛苦，最後明明回天無術，但是無論醫生還是家屬都會潛力搶救，用最好最強最的藥和最殘酷的手段折騰奄奄一息的病人，或許能延長病人幾分鍾乃至幾天的生命，但是病人的痛苦和屈辱 是誰也不願意體會的，隻要那些活著的“心安”，不會被人說成是“不孝之子”就好。
文化觀念的進步是文明的前提。
加拿大什麽時候能讓醫生協助死亡在法律上得到認可？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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