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一個幾乎被人忘記了的口號。（ZT）

來源: wxcfan123 於 2012-06-16 10:53:37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14408 bytes)

本文內容已被 [ wxcfan123 ] 在 2012-06-17 08:26:47 編輯過。如有問題，請報告版主或論壇管理刪除.

［注：知青問題，個人認為本質是就業問題。鄰居中也有頂著沒下去的，大體上就是在街道廠混日子。按當時的觀點，還不如下去後又很快就招工，或上工農兵大學的。這些頂著沒下的人，按今天的說法，應算是民主的先驅，維權的啟蒙。他們的總體命運和知青的命運沒什麽不同。但他們今天卻使去了話語權，連討個說法的理由都沒有。

無意中發現了這個貼子。沒有比“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這句話說得更直白的了。］

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

41年前的1968年，在黃土高原上的甘肅會寧出了一個新聞人物，這個新聞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鎮居民，因為她的那句“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這場曠古未有、聲勢浩大的群眾性運動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了20餘年，全國近2000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祖國各地都留下了下鄉知識青年的身影和足跡、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歡樂和痛苦、光榮和夢想。他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裏經曆了血與火的洗禮，在錘煉了意誌的同時，那段經曆在他們的心靈上留下了一道永遠也抹不去的傷痕。貧窮的會寧也因為首創了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和王大娘的那句話一夜之間在全國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蘭，1915年生，會寧縣五十鋪河西坡（今甘溝鄉）人。王秀蘭是一個家庭婦女，沒文化不識字，39歲丈夫去世後一直含辛茹苦的撫養幾個孩子。她心地善良，為人正直，經常幫助親朋好友，與鄉鄰們相處的很好。1965年王秀蘭當選為會寧縣城關鎮枝陽巷居民組長，工作積極，吃苦耐勞，經常積極參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動，一有空閑就幫助縣麵粉廠抖掃麵袋，從來不要一分錢，經常義務積肥，無償支援農業生產，“文革”中她被樹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1968年5月會寧縣城關鎮召開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動員會，她作為居民組長，首先響應號召，表示要帶頭下鄉。當時50歲的王秀蘭在動員其兒媳下鄉時說：“貧下中農在鄉下勞動，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麽一定要住在城市裏吃閑飯，靠別人養活？”這個動員會開罷不到10天，她就帶領全家人到當時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隊四百戶生產隊(現白草原鄉一帶)安家落戶,參加集體農業生產勞動。

在那新生事物層出不窮的年代裏．城鎮居民下鄉參加農業生產，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帶領兒媳下鄉落戶的事跡在會寧縣立即被作為典型，號召全縣居民學習。後來王秀蘭的事跡為什麽會傳遍全國，並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呢？這件事情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複雜的曆史背景。“上山下鄉”運動的產生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社會淵源的。五十年代初期，新興的共和國剛從連年的戰爭環境中走出來，工業、手工業、商業千瘡百孔，百廢待興，城市的就業水平隻能維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１９５３年，我國經濟建設進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新階段，在這個工業經濟起飛的關鍵時期，卻麵臨一個尖銳矛盾：一方麵教育事業發展較快，但規模、結構不盡合理，中小學生入學率雖較高，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卻不能滿足他們的升學要求，一部分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現出來，且愈來愈突出，1953年，全國小學畢業生260萬人，而初中所能容納的學生卻十分有限；另一方麵，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農村又需要大批的勞動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識青年。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社論，要求各地積極幫助青年人轉到農村參加生產勞動，這是第一次比較明確地向知識青年提出下鄉的號召。接著，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上批語：“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初中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9月4日，毛澤東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後來被廣為宣傳的名句：“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特別寫上了一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下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從上述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現的動員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固然有解決城市就業難題的一麵，或者是說解決當時的“糧食短缺困難”問題，而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當時的決策者急於要加快改變當時農村的落後麵貌，解決農村缺少文化的現實問題，爭取“幾年之後，就可以掃除一億多文盲。”（見共青團曆史大事記.1955年）也是較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開始精簡下放城市和企業人員，知識青年下鄉的事情再次被提出來。“大躍進”運動受挫，全中國有2600萬人被精減下放，中國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議事日程。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1958年~1965年之間，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鎮居民下放，完全是源於三年自然災害引起的當時的國民經濟極度困難，而三年自然災害則禍起千軍萬馬大煉鋼鐵、盲目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即當年所謂的“三麵紅旗”。進入６０年代，為了糾正嚴重的“左”傾錯誤，解決因自然災害等原因造成的突出困難，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政策，並采取了一係列果斷措施，動員和組織知青上山下鄉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城鎮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綱領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此發布了通知。從此，上山下鄉被列入黨和國家重要的日常工作範圍，並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這一階段由於政策適當，步子穩妥，工作進展比較順利，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５年內全國共有１２９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時中央再次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做為經濟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方針，其深層原因是為了從根本上加強農業，直接原因是當時經過三年自然災害和“大躍進”造成了經濟形勢惡化，城鄉人口比例失調，加強農業、增產糧食、大規模壓縮吃商品糧的城鎮人口成為當務之急。

後來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山下鄉被稱為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徑，抹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防止修正主義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一體》的社論。毛主席、黨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把上山下鄉運動促成高潮，可能有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紅衛兵曆史使命結束，就需要動員他們到農村去；而中蘇關係緊張，為了備戰，動員城市裏的人到農村去，可能也是一個因素。”

和全國的形勢一樣，會寧縣早在50年代就開始推行城鎮居民上山下鄉,1956年在對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以“加強農業”為由，把385戶從事商業、服務業、飲食業和100戶從事手工業的城鎮居民的戶口轉到了農村，使曆來比較繁榮的會寧縣城突然變得蕭條了。盡管這樣，動員城鎮居民下鄉的措施仍在實施，從1958年至1966年9月間，又有170戶770人下鄉到農村去。

1968年4月，會寧縣革命委員會成立不久，縣革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在“要把會寧變成黃土高原上的一麵紅旗”的思想主導下，以“支援集體農業生產”為名，開始了驅趕城鎮居民下鄉落戶的工作。到1970年5月下鄉居民達527戶2561人，占當時被動員下鄉的居民總數的89.3％，加上以後幾年零星下鄉戶數和外地下放到會寧落戶的137戶647人，“文革”期間，會寧共有704戶3856名城鎮居民到農村落戶，安置在全縣22個公社362個生產隊。由於采取了極左的手段，會寧在推動城鎮居民上山下鄉方麵成績突出。1968年9月,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時任甘肅日報社軍管會組長顧立清派《甘肅日報》駐定西記者站記者馬占海到定西地區了解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的情況。馬占海在會寧縣掌握到幾個事跡比較突出的人,逐一進行了采訪。其中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王秀蘭,兒子在外當工人,家裏隻有她和兒媳婦,當他問王秀蘭對上山下鄉有何感想時,王秀蘭不假思索地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王秀蘭這句也許不經意的話正好切中了他此次采訪的關節點。於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蘭作為一個重點來寫,並突出了她這句有點睛作用的話。顧立清一看到馬占海的稿子就感到不錯,覺得王秀蘭說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既樸實,又深刻,很有感召力,於是,他精心對稿子作了修改,加了編者按。1968年12月8日,《甘肅日報》在頭版右側,以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沒有署作者名的消息,標題的引題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落戶,他們說——”,接著是主標題“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報道中說，“脫離生產勞動的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參加農業生產，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是逐步縮小城鄉差別的正確途徑。”對會寧縣城部分居民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給予了肯定的評價。

稿子登出來第三天晚上,新華社電話打到甘肅日報社,說毛主席看了這篇稿子,認為很好,並要求核實稿件是否屬實,顧立清肯定地回答:“絕對真實。” 一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為何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呢?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喊著“造反有理”口號的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迅猛興起，到了１９６８年中期，已經發展到無法控製的地步。各大中學校派係林立，武鬥不斷，各級政府均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文化大革命”的內亂造成了經濟的停滯，正常的教育秩序遭到破壞，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呆在城裏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麵，毛澤東於1966年11月25至26日在北京第八次接見紅衛兵後，已感到厭倦。考慮到紅衛兵在“文革”中雖然有敢闖、敢幹、敢造反的精神，但由於自身單純、無知、好奇、衝動的特點，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和步驟去行動，特別是很多時候被林彪所利用，出現了失控，而又無奈的局麵，給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帶來了很多副作用，從此，對青年學生及其組織的紅衛兵他不再信任了，轉而決心依靠工人階級搞“文化大革命”了。時間到了1968年下半年，雖然“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但全國的大學、中學依然在停課鬧革命，一些“革命小將”到處滋事生非，全國各地一直處於混亂之中。為了改變紅衛兵運動的無政府狀態，毛澤東準備給紅衛兵運動急刹車，據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推開以後，他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使他的戰略部署得不到順利地貫徹執行,當刊登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閑飯》的《甘肅日報》放到他的案頭後,他眼前一亮,立刻要求核實這篇文章,然後轉發全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麵那個“市”字,是毛澤東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在”文革”的年代裏，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價、對一些重大事件的評論，一般都是以“二報一刊”的形式及時披露出來，以供人民群眾學習、貫徹。當時的約定俗成的提法就是眾所周知的“毛主席最新指示。”《人民日報》在報眼位置的《毛主席語錄》欄裏,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文革中，凡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全國各個城市皆半夜三更敲鑼打鼓，遊行慶祝。消息傳到甘肅省會寧縣，縣城幾千群眾在紅軍會師樓前舉行了慶祝大會。他們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最新指示鼓舞下，再接再厲，努力把上山下鄉工作做得更好，把鬥、批、改各方麵工作大大推進一步。” 從此,由城市居民到農村去,轉化成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在《人民日報》發稿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及全國各個報刊先後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一文,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媒體,也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道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了推動上山下鄉的典型，作為“黃土高原上的一麵紅旗”，全國有許多省縣派人來參觀學習。王秀蘭也因為那句豪言壯語，成為響應毛主席號召的核心人物。廣播上有聲，報紙上有名，電影記錄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過這件事，知道了會寧縣，更認識了“王大娘”。王秀蘭成了當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的大名人。由此，王秀蘭的命運得到了徹底改變，不僅有蜂擁的記者前來采訪，而且她還被選為定西地區（現會寧縣屬白銀市）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兩名代表之一，於1975年1月赴北京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回縣後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68年1 2月23 日，會寧縣革命委員會做出了《關於認真落實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下鄉落戶的決定》，將城鎮人口上山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改為知識青年下鄉安置領導小組和辦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在會寧縣召開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現場會議，總結會寧縣知識青年、城鎮居民安家落戶的經驗，要求全省掀起一個上山下鄉的新高潮。會議期間組織城鎮居民2700多人和城區66、67、68三屆初高中畢業生794人，汽車裝家具行李，人員整隊從會師門出發，下農村安家落戶，並拍攝了現場記錄片。

1970年5月以後，下鄉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了知識青年上，並形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製度。知識青年、城鎮居民上山下鄉從1968年開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才停止，這些人在農村真正苦熬了10年。10年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達1623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曆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係在一起。1978年10月“揭、批、查”運動中，下鄉居民強烈要求返城。從70年代開始，允許知識青年以招工、考試、病退、頂職、獨生子女、身邊無人、工農兵學員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後期，出現了大規模的的抗爭，知青們通過請願、罷工、臥軌、甚至絕食等方式的抗爭強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雙版納的抗爭最為出名。1978年底，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調整政策，實行“進學校、上山下鄉、支援邊疆、城市安排”的四個原則。並提出舉辦大學分校、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等，為更多的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創造學習和就業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妥善就業。此後，隨著政策的落實，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告一段落。但當時國家對返城的知識青年和城鎮居民作了有關政策規定,1982年11月18目，中共甘肅省委、省人民政府發出93號文件規定“1969年前後因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號召的影響，被動員上出下鄉的城鎮居民(含戰備疏散到農村的城鎮居民)，在遷往農村後一直未得到妥善安置,生產、生活確有困難的，或人已返城鎮居住，在農村失去了生產、生活條件的，可準予返城落戶。”上山下鄉運動整整持續了10年，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還會有獲準返城的一天，很多適齡青年與當地農民結婚，從而失去了合法的返城條件，造成一家半城半農，妻子、兒女沒有合法的城鎮戶口，不得不造成家庭破裂，夫妻離異，心靈上留下創傷。小說《孽債》就是那段曆史的一個生動寫照。有些居民受不了農村的苦，有的幹脆全家搬到縣城撇開農村，形成了半家有戶口、半家是“黑戶”的狀況。

促成上山下鄉這場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既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防止和平演變這樣的宏觀戰略動機，也有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實際考慮，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結束了騷動一時的紅衛兵運動，穩定了城市。發生在41年前的城鎮居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它積極的一麵。一方麵緩解了城市就業困難，支援了農業建設，為開發、振興祖國的不發達地區做出了貢獻，同時也使知識青年本身得到了鍛煉。從另一個角度講，上山下鄉使他們更早地投身了社會，受到了磨煉，增長才幹，體驗了民間的疾苦。由於有這段經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後來成為了社會的精英。但是，大批知識青年在青春年華失去在學校接受正規教青的機會，造成人才生長的斷層，紿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長遠的影響，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安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花費了大量經費。會寧是個貧困縣，地方財政一直緊張。但是從1962年到1981年的20年間，為動員城鎮居民和知識青年下鄉，縣財政共支付費用113.5萬元。據統計全國為安置城鎮居民和知青所花費的經費超過100億元。知識青年的家長和部分地區的農民也為此加重了負擔。這在當時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鄧小平曾說：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回首往事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那場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早已成為曆史。雖然它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曆史上是一次不成功的探索和嚐試，但作為曆史，它仍然留給人們許多寶貴的東西。
今天我們重新翻開這一頁曆史加以剖析，回過頭來冷靜的加以反思，就像做了一場噩夢一樣，但曆史是公正的，後人自然會對這段曆史做出客觀的評價。

連結：
http://gupiaoyunshang.blog.163.com/blog/static/1701180952010101432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