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每每感歎，如今的中國沒有大師，沒有可與曆史上那些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學者等等相提並論的耀眼明星們。人們懷念曾經在全球範圍內幾乎同時出現的不同文化繁榮和眾多星群璀璨的時代。這讓人想起魯迅和胡適的時代，人們也是為大師的缺失痛心疾首，但是現代人都承認那是一個大師群集的時代。是否現在和那時類似，人們不識大師真麵目，隻緣身在群師中？或者就像孟子說的：“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所以他們生前便是“箭垛”，死後也是被借箭的草船，至今仍然有人不斷質疑魯迅的脾氣和水平，追究胡適的學位與道德，叮得他們滿頭包。
人們知道，不是任何一個時代都能產生大師的。許多年代隻能批湊出四大美女、四大公子，聊供市井八卦。在探討產生大師的社會條件時，除去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環境、人才、需求諸項，毫無例外，會指向一個字：亂。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亂世出英雄，產生傑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是人類公認的事實。
亂世出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曆史的真相。人們津津樂道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其背景是連年戰爭，血流漂杵，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人們嘖嘖稱奇的魏晉風骨，如果脫離當時兵連禍結，動亂頻仍的環境，還能想象嗎？
看看漢代人是怎樣描述戰國時的情景吧。《淮南子/覽冥訓》說：那時，狼煙四起，戰事連綿不絕，人如草芥，死傷無數。由於饑饉，人們甚至習慣了吃人肉、人肝、人血，覺得比食用動物肉更有滋味。這是怎樣慘絕人寰的一幅人間地獄圖！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諸侯國產生了富國強兵的需要，迫使他們豢養、聆聽、選擇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人才，能夠容忍敢於當麵頂撞諷刺他們的人，於是百家爭鳴出現了，大批思想家產生了。後世學者羨慕思想活躍、人才輩出的景象，卻很少有人感慨代價巨大。一將功成萬骨枯，和軍事家的產生一樣，思想家的光環也是蘸著普通人的血淚描畫出來的。一個大師出現的背後是千萬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平民百姓。出現大師對普通人來說，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如果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常如夜”，那麽有幸與孔先生同時代的人卻要首先不幸地生活於暗無天日中。難道一定要四分五裂，亂象縱橫，民不聊生後，才能湧現思想大師，發出警世棒喝，指明發展道路嗎？如果這就是曆史宿命，無怪乎當今沒有百家爭鳴，醒世救世的新思想了！
戰國時齊國的稷下學宮裏豢養的那些擁有上大夫頭銜的學者們，衣食無憂，有房有車，雖然也創立了獨家學說，其影響卻遠不及 那些無處依附如“喪家犬”般真正的大師們。孔老墨莊孟等或為小官，或為閑人，或風塵於途，或幽居授徒，頂多發達顯貴於短暫時間。即使思想學說深受當權者欣賞的韓非，也逃不脫被誣告陷害慘死獄中的厄運。獨立人格、自由身份是大師出世不可缺少的因素，窮困潦倒，四處碰壁，難道也是產生大師的必要條件？當然，偶爾“絕糧”不會影響思考，常年一日三餐不繼，估計多大的天才都要歇菜了。所以還必須有一個基本生活保障，在死不了，活不旺的條件下，創造力或許最強盛。
果真如此，大師們或許心甘情願，至少可以博得身後名，但是百姓呢？他們遭受千辛萬苦換來的思想學說，真能解民之倒懸嗎？從以往的大師所作所為來看，幾乎所有的中國思想家們都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填隙補缺，有幾個是真正給貧民百姓想方設法的？理想國、烏托邦、桃花源隻能存在於大師們的筆下、書中，隻能虛言安撫百姓，給他們一個幻想支撐。
一般來講，文學戲劇繪畫等藝術類技藝性較強的大師或較容易取悅於當代，真正的思想大師則往往晦於時，而顯於後。中國不缺前者，缺的是思想大師。自春秋戰國曇花一現後，兩千多年中國人的思想基本陷於停頓呆滯狀態。帶領民族向上、前進、提升、進步、飛躍的思維方法、全新概念與思想係統從未出現，隻能依靠外來思想輸血保持活力。
按社會職能來說，大師們都是給所處病態的時代開藥方的人。他們是否掌握了最先進的解剖技術與病理知識，是否把準了脈，是否先天下嚐遍了百草？其實他們本身也沒有信心，政治家說“摸著石頭過河”，揭開了所有大師們的華麗外衣。深沉的，不敢誇口，即使淺薄者敢於吹牛，以一孔之見，自以為是，我們也不敢相信。“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那麽我們為什麽要期待大師降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能辦到嗎？呼喚大師與祈禱造神相差幾何？大師沒出也罷，一不留神招來末世必生的妖孽，豈非更加糟糕！
沙皇時期，俄國在文學藝術的許多領域，如詩歌、戲劇、小說、繪畫、作曲、文藝理論等，湧現一大批世界頂尖人物，即使在蘇聯時期，其軍事、科技、文化依然足以與西方抗衡，那會兒好萊塢就不敢自誇一枝獨秀。如今呢？上帝好像開了個玩笑，隨著解凍的到來，人的思想卻進入了冬眠。難道產生大師的沃土因使用過度，造成肥力遞減，土壤變質，酸化了，鹽堿化了，板結了，進入休耕期了？
從俄國看中國，我真不敢樂觀。姑且說目前中國相對穩定和平的環境除了表明經濟發展狀況，還反映了國人處於思想上的彷徨迷茫期吧。迷茫之後呢？會靈醒嗎？或者一些人仍然和屈大夫一樣，形容枯槁，行吟澤畔，糾結得一塌糊塗，剩下一些“帝師”依然得意於“南書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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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知道，不是任何一個時代都能產生大師的。許多年代隻能批湊出四大美女、四大公子，聊供市井八卦。在探討產生大師的社會條件時，除去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環境、人才、需求諸項，毫無例外，會指向一個字：亂。對中國來說，尤其如此。
亂世出英雄，產生傑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是人類公認的事實。
亂世出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也是曆史的真相。人們津津樂道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其背景是連年戰爭，血流漂杵，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人們嘖嘖稱奇的魏晉風骨，如果脫離當時兵連禍結，動亂頻仍的環境，還能想象嗎？
看看漢代人是怎樣描述戰國時的情景吧。《淮南子/覽冥訓》說：那時，狼煙四起，戰事連綿不絕，人如草芥，死傷無數。由於饑饉，人們甚至習慣了吃人肉、人肝、人血，覺得比食用動物肉更有滋味。這是怎樣慘絕人寰的一幅人間地獄圖！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各諸侯國產生了富國強兵的需要，迫使他們豢養、聆聽、選擇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人才，能夠容忍敢於當麵頂撞諷刺他們的人，於是百家爭鳴出現了，大批思想家產生了。後世學者羨慕思想活躍、人才輩出的景象，卻很少有人感慨代價巨大。一將功成萬骨枯，和軍事家的產生一樣，思想家的光環也是蘸著普通人的血淚描畫出來的。一個大師出現的背後是千萬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平民百姓。出現大師對普通人來說，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如果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常如夜”，那麽有幸與孔先生同時代的人卻要首先不幸地生活於暗無天日中。難道一定要四分五裂，亂象縱橫，民不聊生後，才能湧現思想大師，發出警世棒喝，指明發展道路嗎？如果這就是曆史宿命，無怪乎當今沒有百家爭鳴，醒世救世的新思想了！
戰國時齊國的稷下學宮裏豢養的那些擁有上大夫頭銜的學者們，衣食無憂，有房有車，雖然也創立了獨家學說，其影響卻遠不及 那些無處依附如“喪家犬”般真正的大師們。孔老墨莊孟等或為小官，或為閑人，或風塵於途，或幽居授徒，頂多發達顯貴於短暫時間。即使思想學說深受當權者欣賞的韓非，也逃不脫被誣告陷害慘死獄中的厄運。獨立人格、自由身份是大師出世不可缺少的因素，窮困潦倒，四處碰壁，難道也是產生大師的必要條件？當然，偶爾“絕糧”不會影響思考，常年一日三餐不繼，估計多大的天才都要歇菜了。所以還必須有一個基本生活保障，在死不了，活不旺的條件下，創造力或許最強盛。
果真如此，大師們或許心甘情願，至少可以博得身後名，但是百姓呢？他們遭受千辛萬苦換來的思想學說，真能解民之倒懸嗎？從以往的大師所作所為來看，幾乎所有的中國思想家們都是為統治者出謀劃策，填隙補缺，有幾個是真正給貧民百姓想方設法的？理想國、烏托邦、桃花源隻能存在於大師們的筆下、書中，隻能虛言安撫百姓，給他們一個幻想支撐。
一般來講，文學戲劇繪畫等藝術類技藝性較強的大師或較容易取悅於當代，真正的思想大師則往往晦於時，而顯於後。中國不缺前者，缺的是思想大師。自春秋戰國曇花一現後，兩千多年中國人的思想基本陷於停頓呆滯狀態。帶領民族向上、前進、提升、進步、飛躍的思維方法、全新概念與思想係統從未出現，隻能依靠外來思想輸血保持活力。
按社會職能來說，大師們都是給所處病態的時代開藥方的人。他們是否掌握了最先進的解剖技術與病理知識，是否把準了脈，是否先天下嚐遍了百草？其實他們本身也沒有信心，政治家說“摸著石頭過河”，揭開了所有大師們的華麗外衣。深沉的，不敢誇口，即使淺薄者敢於吹牛，以一孔之見，自以為是，我們也不敢相信。“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那麽我們為什麽要期待大師降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能辦到嗎？呼喚大師與祈禱造神相差幾何？大師沒出也罷，一不留神招來末世必生的妖孽，豈非更加糟糕！
沙皇時期，俄國在文學藝術的許多領域，如詩歌、戲劇、小說、繪畫、作曲、文藝理論等，湧現一大批世界頂尖人物，即使在蘇聯時期，其軍事、科技、文化依然足以與西方抗衡，那會兒好萊塢就不敢自誇一枝獨秀。如今呢？上帝好像開了個玩笑，隨著解凍的到來，人的思想卻進入了冬眠。難道產生大師的沃土因使用過度，造成肥力遞減，土壤變質，酸化了，鹽堿化了，板結了，進入休耕期了？
從俄國看中國，我真不敢樂觀。姑且說目前中國相對穩定和平的環境除了表明經濟發展狀況，還反映了國人處於思想上的彷徨迷茫期吧。迷茫之後呢？會靈醒嗎？或者一些人仍然和屈大夫一樣，形容枯槁，行吟澤畔，糾結得一塌糊塗，剩下一些“帝師”依然得意於“南書房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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