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6.4運動的性質
1979年到1989年，是“改革開放”的十年。十年間：通過了《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毛主席關於繼續革命的理論，然而，“為了打鬼，借助鍾馗”，為了繼續欺騙廣大人民群眾，以達到“打左燈、向右轉”的目的，修正主義集團依然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事實上，毛澤東早已經被修正主義集團打得粉碎了。農村經過“改革開放”，解散了人民公社，小生產得到“解放”，“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城市經過“改革開放”，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黨員實行“屬地化管理”，廣大黨員的作用被邊緣化了。由於鼓勵幹部“下海”，社會上“官倒”橫行，官商勾結，“皮包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尤其是昔日達官貴人的子弟（所謂“太子黨”），利用老子的權力，倒買倒賣，大肆斂財。當年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中也不得不承認：“在改革的第十年，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這樣的“改革開放”，必然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堅決反對。正是在這樣的國內背景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6.4運動。
清源同誌認為6.4運動的性質“是自由資產階級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鬥爭”。
首先，應當搞清楚所謂“自由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根據建國前毛主席的手稿，所謂“自由資產階級”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建國後，由於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所謂“自由資產階級”已經不複存在。改革開放截止到1989年，始終是官僚資產階級占據統治地位，社會上即使出現了一些“企業家”，也並未形成一個所謂的“自由資產階級”。 其實，一些“企業家”恰恰是借助於“改革開放”的政策才“富”起來的。也可以說，這些“企業家”是修正主義集團一手扶植的。當時，這些“企業家”對黨和國家感激還來不及，何來矛盾一說？將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內部的個別人物說成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是不符合實際的。例如：將趙紫陽說成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改革開放”進程中，趙是忠實執行鄧的改革路線的，始終代表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始終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幹將。趙在6.4運動期間說“鄧xx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過是一句大實話而已。趙之所以這樣說，並表示同情學生，無非是怕日後遭到人民的清算，為了洗清自己的曆史責任，所以在關鍵時刻把鄧推到“風口浪尖”。正因如此，當年《關於趙紫陽同誌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說：“趙紫陽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
說“主導成分是當時代表自由資產階級自由派“my”分子，而不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雖然不是6.4運動的“主導”，所謂“my”分子也並不是6.4運動的“主導”。6.4運動的“主導”是以青年學生為代表的人民群眾。
6.4運動波及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邊遠地區的小城市，運動的主體是大專院校的學生，一些教師和市民也參與了那場運動，但畢竟不是主體。所謂“my”分子不過是極少數宣揚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後來大多跑到國外去了，在他們看來國外畢竟比國內“民主”。將這些人說成是運動的“主導成分”，實際上誇大了他們的作用和影響。6.4運動波及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及邊遠小城，不可能每個城市都有所謂“my”分子坐鎮指揮，――所謂“my”分子也沒有那麽大的能量。6.4期間，筆者所在城市的一些大專院校的學生包括部分教師也到大街遊行，打出“反對腐敗”、“懲治官倒”、“反對物價上漲”、“我們擁護真正的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擁護真正的社會主義”，甚至還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橫幅。沿途，許許多多的市民都為他們鼓掌並與他們共同高呼口號。由此可見，6.4運動代表了民眾的呼聲並得到民眾的擁護。6.4運動被“平息”之後，便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從此，人民群眾便失去了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力。
二、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說“社會革命的本質，就是社會所有製的變更。”這樣理解“社會革命”顯然是片麵的，且過於狹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社會革命”？毫無疑問，不僅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且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大革命”，隻是這場“社會革命”不是“所有製的變更”，而是上層建築領域的一場社會大革命。
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指的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社會革命，指的是資產階級從根本上和整體上改變封建地主階級所有製的社會革命。不是這樣性質的社會革命，都不能叫做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這樣說則有些武斷。一些阿拉伯國家反對家族統治的鬥爭，實際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可以稱之為民族民主革命。這些阿拉伯國家也並不存在一個地主階級。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推翻修正主義的專製，實行“憲政民主”，也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疇，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三、關於6.4運動的“革命性、進步性”
社會在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矛盾，這些矛盾相互聯接，構成社會的總體。
說“資產階級在取得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勝利以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已經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僅僅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而沒有看到矛盾的特殊性。例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消滅地主階級之後，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以及人民群眾依然麵臨著反對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尤其是霸權主義的鬥爭。對於這些國家來說，反對新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尤其是霸權主義，就是應當解決的主要矛盾。前蘇聯修正主義上台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就不僅僅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包括無產階級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與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矛盾。這個修正主義集團，則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對於前蘇聯來說，推翻修正主義的專製，就是應當解決的主要矛盾。研究任何事物，都應抓住主要矛盾，這樣才能把解決矛盾由一個中心環節轉移到另外一個中心環節，由一個過程推向另一個過程。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不同質的矛盾，隻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用不同的方法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求從每個國家的具體曆史條件出發，創造性地運用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同原則，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各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6.4運動鬥爭的矛頭指向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修正主義的統治，雖然最終被“平息”下去了，卻使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看清了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凶狠、殘暴的真實麵目，無疑是一次深刻的“政治體驗”，對於今後反對修正主義統治集團的鬥爭是不可或缺的。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6.4運動對將來終結修正主義的統治，顯然具有不可否認的進步意義。
至於未來中國革命的道路，這裏摘錄中國庚友在《憑什麽說資改派集團一定倒台》文章中的幾段話：
“待到人民群眾完全看透他們倒行逆施的修正主義反動本質的時候，那些掌握國防科技和現代化武器的人民子弟兵們，還有多少人願意替他們賣命？子弟兵們的槍口最終會對準誰？誰敢擔保資改派集團現在所擁有的精密武器，將來絕對不會轉化為人民手上的武器？”
“曆史已經證明，在“小米加步槍”對抗“飛機加大炮”的年代，革命人民有辦法推翻“三座大山”，有能力打敗國內外大大小小的紙老虎。”
“曆史還將證明，在互聯網革命與現代化戰爭並存的新世紀，團結起來的人民同樣有辦法推翻新的“三座大山”，同樣能夠打敗國內外新的形形色色的紙老虎。……具體方法是什麽？其實，答案不在網絡爭論中，也不在坐而論道中，而隻能在實際行動中。換句話說，隻要有了千百萬人民的具體抗爭行動，一個接一個的好辦法就會像“山泉水”一樣冒出來。”
還是用毛主席的話作為文章的結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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