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前，我剛出國不久，那時，幾乎每時每刻都在關注著國內的一切，牽掛著廣場上的學生，看到跪在大會堂前的學生，看到趙紫陽的談話，看到黨報社論，看到李鵬的聲嘶力竭，心中的忐忑與不安此起彼落。
終於，槍聲響了起來，廣場上一片狼藉，血肉模糊的軀體叫人慘不忍睹。
憑著一樣年輕，一樣對正義負有使命感的熱情，海外的留學生們也走上街頭，呼喊口號，聲援學生，向專製表達抗爭。每次，我都走在隊伍的前列。
毫無疑問，如果我當年在北京，一定會是廣場上的一員。
年齡在歲月中增長，思想也隨著年齡一起成熟。對於六四，我從每年的呐喊，開始轉入思考。
要求政府為六四平反，要求政府對六四做出公正的評價。這兩點，是今天很多人都在企盼的。我覺得，這恰恰是不值得過分在乎的地方。
我於2007年寫下了《六四還要平反嗎？》一文，其中提到兩個觀點：
1．“平反”一詞帶有濃厚的中國特色的皇權思想。凡事要由青天大老爺說了算。大老爺錯了，他自己來“平反”一下，小百姓們就三呼萬歲，感激涕零了。所以本質上要求平反還是封建的奴性思維。再說，對六四的評價，還需要政府來作出什麽“公正”的結論嗎？世界上隻要有基本的正義和良心的人，不早就對這一慘劇作出了公正的評價？隻有“平反”是遠遠不夠的，四五平反了，可僅僅13年之後，一模一樣的悲劇又在同一地點發生了！
2．對於六四的再認識，不能隻是一個行政“平反”手段，應該是一個法律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不談政治，不談孰是孰非。就法律而言，對於無辜生命的踐踏，是任何文明社會都不允許的。無論是對平民實行殺戮的決定者還是執行者，都應該從法律上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去年（2011年），我進一步對以上觀點做出了清理，指出“平反”和封建時代帝王的“罪已詔”是一丘之貉。乞求“平反”也就是企盼一個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大老爺“罪已詔”，P民們就三呼萬歲，感激涕零了。這是奴性的潛意識的流露。假如習近平上台後對六四平反，我們也沒有必要把他看成青天大老爺，隻有當六四在法律上有了結論，對所有責任人作出了審判並對遇難者做出了賠償，六四才能畫上句號。
當然，追究六四的法律責任，也不應該把目光隻盯在直接責任人身上，我們應當和反思文革一樣反思六四，不管鄧小平有沒有下令開槍，他都逃脫不了在64事件上曆史對他的審判。而其它所有當時的高層黨政軍領導，包括一些利用學生熱情的投機者們，都對死亡的無辜生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於六四，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內幕需要曆史來恢複其本來麵目。所以對64這個“試金石”和判斷敵友的說法要謹慎，更不能將其作為照妖鏡四處亂照。
反思六四還有兩條教訓要吸取：
1．政府開槍是偶然擦槍走火還是必然。不弄明白這個問題就會盲目的號召再次革命，視百姓的生命為兒戲。前一陣有人自己躲在美國卻號召“到廣場去，到大街上去，讓茉莉花開遍全中國”。這本質上和薄熙來一麵鼓噪唱紅歌，一麵把兒子送英國貴族學校有什麽區別？我慶幸茉莉花革命在中國無疾而終，否則一定又是血流成河。畢竟，生命是最為寶貴的。
2．中國的民主進程靠什麽？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和革命嗎？縱觀曆史，中國的“群眾運動”隻有兩條結果：要麽是義和團，太平天國，小刀會，反右，文革這樣的鬧劇；要麽是12·9， 3·18，64這樣的悲劇。54是一個例外，因為54時我們有西風東漸，有胡適，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傅斯年這樣的思想先驅，今天沒有，哪怕一個！六四甚至算不上一個民主運動，因為和當時的蘇聯不同，那裏有哈維爾、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推動著東歐民主運動的車輪，但中國沒有。中國的進步隻能靠人民的覺醒，靠人性的萌發，靠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彰顯，靠普世價值的推廣，靠文化的漸進改良。
今天，當我再次麵對六四周年紀念，我更覺得我們這代人身上的使命。我們不但要重溫曆史不忘曆史，讓郎朗這樣的80後知道“我的祖國”曆史上還有這樣一幕，而我們親身經曆了曆史的一代人，就不能隻限於喊口號的層次了，對於我們來說，如何在曆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成為曆史前進的推動者而不是路邊的鼓噪者和幸災樂禍的看客，是每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國人的使命。
最後，我想就對於六四遇難者的賠償提一個建議（相信這一天會到來的）。賠償不應該由政府動用國庫裏納稅人的錢，因為六四的直接責任在於當年的執政黨。
首先通過法律程序決定每個受害者應該得到的賠償金額，再乘以受害者總數，將這一數字除以當下所有共產黨員的總人數，這，就是每個共產黨員應該繳納的一份“特別黨費”，每一個黨員都應該記住：為了不讓悲劇重演，監督自己所信仰的政黨，是自己肩上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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