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研究生的時候，C教授指出了我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靦腆。作為藝術家，應該個性更放得開，待人接物要有一種強勢，而我呢，退縮和過份的隨和，還有說話細聲細語，尤其是愛整齊，愛幹淨，沒有一種藝術家的“大氣”。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自己也感覺到了，雖然我根本上一點都不懼頂碰領導，最後表現出來的結果好象是最得罪人的是我，可是在方式上，我永遠不是那種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形象，反而是一種沉靜、斯文的印象，碰到強勢的對話者，幾乎就不會有我發言的機會。
這樣的情況，在國內的單位裏就馬上表現出我沒有說話的“氣場”，也就是C教授說的“弱”。直到到美國來，才發現我的這種“弱勢”其實是正常的禮貌和謙和，即使我不爭，別人也會等待我的發言，所以現在其實我是“一弱再弱”了，如果回到國內，估計就是“非你莫屬”裏麵那個留法“暈倒男”的結果了。暫時不這樣說下去，先講講那個時候C教授的故事吧，其實C教授並不真的了解我很多，他以為我的靦腆真的就是因為我自信不足，或者因為自卑而產生的抵觸情緒，他認為我缺乏廣泛交際的能力，對於藝術家來說，就是缺憾。但我深不以為然，他不曉得我的謙和、文氣，並不證明自己沒有勇氣，如果是必要的事，沒有東西會讓我猶豫的。的確，上研究生沒有多久，C教授就發現他太太染織係的女生都一個個做了我的模特，甚至全班的女生都跟著我到西湖的蘇堤上去擺Pose、拍照片了，才證明問題並不象他想像的“嚴重”。
但是我喜歡整理東西，把我的小工作室收拾得幹幹淨淨的，就真是一個缺憾了。的確，你去看看那些攝影家拍的藝術大師工作室，都是滿地的油彩，堆得厚厚顏料的調色盤，斑駁的畫筆杆和雜亂的草圖，唯一隻有藝術家的眼睛，透過塵埃，閃亮出來。C教授說我這個人太理性了，作為藝術家，需要更多的感性；雖然他欣賞我的文筆和理論研究能力，但是就我的個人氣質，他並不認可那是藝術家理想的類型。但是他不了解的是，其實就對真理的態度，沒有什麽東西能夠阻擋我的執著，即使到了頭破血流，我都表現出其他人不敢有的義無返顧、快人快語，他後來真的領教了，不是一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
時間過得太快，許多事仿佛就在昨天，有一次跟他的衝突，就是發生在我就他對一個本科學生的態度上的批評。那次我們綜合繪畫在北京搞展覽，為了搞出一整套的成果來，除了展覽，我們還要印一套畫冊，但是經費非常有限，我主動負責來解決出版印刷的事，到上海聯係了紙行和印刷廠，由他們出讚助，係裏再以“集資”的辦法湊了一些錢，終於把畫冊印出來了。我記得這種“集資”，也覆蓋到每一個學生的身上的，雖然數額不大，但是畢竟他們每一個人都出了一份力氣。到北京的時候，C教授就安排學生跑來跑去分頭派送這些畫冊，雖然表麵上是慷慨的派送，實際上每一本都有登記的，結果有一個學生搞丟（或搞錯）了一本，C教授就當麵大發雷霆，拚命數落他，並要那個學生自己想辦法（賠）；我早在一旁看不過去，想打個圓場，說：算了算了！他又不是故意的，不要緊的，我去印刷廠再搞幾套出來補上應該沒有問題（因為我看到畫冊印出來的時候數量很大，是有寬裕的，隻是最後挑出所要求的數量來給客戶的）。沒有想到C教授更加火大！“你以為你做好人啦？！如果印得有寬裕為什麽不早說？？？......我們這裏就是要公事公辦！”，我頂嘴：“學生已經貼了錢來這裏義務勞動了，怎麽可以這樣較真？！何況紙行和印刷廠讚助我們，也主要是為了學生啊！”......就這樣你來我往，吵起來。事後我果真到印刷廠要了好幾本寬裕的，再加做了精裝硬封麵送給C教授，算作一種賠禮，這件事才過去了。
當然，跟C教授最後一次衝突，是我已經留校以後的一年裏，我在那篇“路西法效應”裏有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係裏那個時候已經積極地搞起創收來（根據網友提供的線索，可能那個時候係主任是有提成的，我說是“可能”），但是至少後來輪到係裏應該給年輕老師提供一些經濟上的支持來解決他們的學曆問題（除了我，其他人都沒有研究生學曆）時，他寸步不讓，結果年輕老師就安排義務教創收項目班級的事多有情緒，由我直接反映給了C教授，他火冒三丈，召開係會議來強調組織紀律問題，被我當場頂碰：我並沒有用“大氣”的藝術家應該有的鏗鏘有力的聲音和他爭論，我隻是輕輕地說我認識的道理，提出係裏的收入應該透明，應該照顧大家的利益，課外的創收應該和實際的個人發展結合等要求。
第二天，他停掉了我的課，並且請求院方對我進行調查，所有的其他年輕老師馬上屈服了他，都改口表衷心；後來的路對我來說變得出奇的艱難，我卻明白自己其實並不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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