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講話》時我紀念什麽？
昨天讀到一位好友的信，對我參與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嚴詞責問，向我要一個解釋。接著，其他朋友的同樣責問紛紛來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驚。此時，我才意識到我做了一件多麽糊塗的事。
我幾乎已經忘記這件事了。兩三個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約請我手抄《講話》中的一頁，專用的稿紙也一並寄達。當時略覺詫異，直覺告訴我，此事不該我做。但是，遺憾的是，這次我沒有聽從我的直覺，而是顧及了情麵。我想，該社的人我熟識，手抄一頁書也說明不了什麽，讓抄就抄吧。我還想，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也有紀念《講話》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長歲月裏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學時的詩歌習作冊，扉頁上抄錄的正是《講話》中的一段文字：“那麽，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當時的感覺是，這段話簡直是我的一麵鏡子，照出了我的真麵目，所列舉的情緒，從“小資產階級的”開始，我幾乎占全了。事實上，那個詩歌冊之前，我還寫過許多詩，但大多銷毀了，隻把自己覺得在創作情緒上還算“健康”的保留下來，謄抄在了這個本子上。那已是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決心按照毛的教導來破壞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創作情緒。
不過，我內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麵，在那個政治高壓的年代，知識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當我發現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緒時，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艱難。另一方麵，正是這些不“健康”的情緒使我顧影自憐，覺得自己畢竟比周圍許多同學心靈豐富。《講話》中還有一句話是我當時經常重溫的：“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強烈感覺到這句話也是在說我，擊中了我的要害，同時又因此充滿了憂慮和疑惑：如果我的靈魂深處沒有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我一方麵似乎願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麵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
也許正因為《講話》觸到了我的痛處，其實也是觸到了一般文藝知識分子的痛處，在全部毛選中，這篇文章是我反複閱讀因而讀得最多的。現在我當然已經明白，當年我在讀《講話》時發生的內心鬥爭，實際上是我的被壓抑的精神本能尋求突圍的曲折表現。我在2004年出版的《歲月與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為原罪的正是這種精神本能，而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與之進行鬥爭的漫長過程，改造的成效則體現在能否成功地將它削弱乃至扼殺。回頭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耗費在與自己的精神本能作鬥爭上了，而他們本來是應該讓它結出創造的果實的。”毫無疑問，這裏說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如此看來，在紀念《講話》時，我紀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曆程。那麽，通過參與手抄活動能否表達我的紀念呢？顯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這就是我的糊塗之處。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向人們說明，此紀念非彼紀念，現在我對《講話》的認識以我的反思為準。
周國平
2012年5月23日
感想：中國文人可憐。連敢做敢當都不會，
昨天讀到一位好友的信，對我參與手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事嚴詞責問，向我要一個解釋。接著，其他朋友的同樣責問紛紛來到，一律表示疑惑和震驚。此時，我才意識到我做了一件多麽糊塗的事。
我幾乎已經忘記這件事了。兩三個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約請我手抄《講話》中的一頁，專用的稿紙也一並寄達。當時略覺詫異，直覺告訴我，此事不該我做。但是，遺憾的是，這次我沒有聽從我的直覺，而是顧及了情麵。我想，該社的人我熟識，手抄一頁書也說明不了什麽，讓抄就抄吧。我還想，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也有紀念《講話》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長歲月裏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學時的詩歌習作冊，扉頁上抄錄的正是《講話》中的一段文字：“那麽，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當時的感覺是，這段話簡直是我的一麵鏡子，照出了我的真麵目，所列舉的情緒，從“小資產階級的”開始，我幾乎占全了。事實上，那個詩歌冊之前，我還寫過許多詩，但大多銷毀了，隻把自己覺得在創作情緒上還算“健康”的保留下來，謄抄在了這個本子上。那已是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決心按照毛的教導來破壞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創作情緒。
不過，我內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麵，在那個政治高壓的年代，知識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當我發現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緒時，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艱難。另一方麵，正是這些不“健康”的情緒使我顧影自憐，覺得自己畢竟比周圍許多同學心靈豐富。《講話》中還有一句話是我當時經常重溫的：“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強烈感覺到這句話也是在說我，擊中了我的要害，同時又因此充滿了憂慮和疑惑：如果我的靈魂深處沒有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我還是我嗎？我一方麵似乎願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麵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徹底改造了。
也許正因為《講話》觸到了我的痛處，其實也是觸到了一般文藝知識分子的痛處，在全部毛選中，這篇文章是我反複閱讀因而讀得最多的。現在我當然已經明白，當年我在讀《講話》時發生的內心鬥爭，實際上是我的被壓抑的精神本能尋求突圍的曲折表現。我在2004年出版的《歲月與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為原罪的正是這種精神本能，而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與之進行鬥爭的漫長過程，改造的成效則體現在能否成功地將它削弱乃至扼殺。回頭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耗費在與自己的精神本能作鬥爭上了，而他們本來是應該讓它結出創造的果實的。”毫無疑問，這裏說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如此看來，在紀念《講話》時，我紀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曆程。那麽，通過參與手抄活動能否表達我的紀念呢？顯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這就是我的糊塗之處。所以，我覺得我必須向人們說明，此紀念非彼紀念，現在我對《講話》的認識以我的反思為準。
周國平
2012年5月23日
感想：中國文人可憐。連敢做敢當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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