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揚給人最深的印象，是人道主義思想在他身上的複活。十年非人的文革經曆，那種刻骨銘心的屈辱與苦難體驗使他對違背人性人道的極左的思想行為，對革命的利劍傷人且傷己的悲劇性原因有了反省與反思的機會，因此也就有了一種人性與人道意義上的覺醒。在公開場合人們多次見到周揚對自己曾經給他人造成過傷害表示歉意，並留下痛苦的眼淚。此時的周揚在人們眼裏傷感而迷惘，更富有人情意味，對思想解放抱著支持肯定的態度，在人道主義風波中再次遭遇不公正待遇，由是獲得了人們的原諒、同情和尊敬。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以人為本的人道主義思想主導了晚年周揚的思考及活動，1982年周揚與陳伯達有過一次鮮為人知的會麵，也可以作如是觀。
周揚和陳伯達相識於抗戰時期的延安，解放後除了工作上的不多接觸，少有私交的相互往來。但作為黨內秀才，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忠實執行者，作為執行這一思想過程中的傷人者又是受傷者，在這一意義上兩人具有高度的相同性。當然，相同之中也有不同之處：身為黨對文藝主管的周揚，直接掌握著文藝界生殺奪予的大權，從胡風事件到反右運動傷害了不少的文藝界人士，不過，這種傷害全都發生在文革之前，文革伊始周揚自己旋即成為被傷害者。而陳伯達雖然文革前即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黨內地位比周揚高，但僅作為領袖政治秘書，為領袖思想作宣傳闡釋，沒有實際的政治運作權力，也就沒有留下什麽不良的記錄；陳伯達傷害他人出現在文革之中，在他被推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權位、進入政治局常委之時，隻不過隨著文革向縱深發展，他也被文革戰車拋出了車外，被滾滾車輪壓得粉碎。除此之外，兩人還有一處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文革結束，周揚得到平反昭雪，恢複名譽，官複原職，而陳伯達卻繼續關押，且受到審判，處以刑罰。
周揚和陳伯達的同途殊歸，榮辱兩別，構成了共和國政治史上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它讓人產生興趣的同時，不免引起疑惑：同一製度框架之內，何以兩人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生結局？誠然，依照上麵給定的解釋，這種不同乃是“前者是好人犯錯，後者為壞人犯罪”使然。可是，人們不禁要追問：在同一廟堂之上，在同一黨的領導之下，同為不折不扣地執行毛澤東思想，是如何地判斷“好人”與“壞人”？又是怎樣地認定“犯錯”與“犯罪”？是因為在文革中傷害人的就是壞人，就為犯罪，在文革前傷害人的則為好人，為犯錯嗎？那麽，難道文革就不是黨的領導，不是毛澤東思想照耀？或者，文革前受傷者多為知識人，而文革中的受傷者除了知識人多了黨政領導人？不能不說，在這不經追問的榮辱臧否之間有著太多難以言喻的婉轉曲折、錯綜複雜乃至是非恩怨，是不宜為外人說道，也不易為外人知曉的，而局中人的周揚當最為清楚與明白。
雖然我們不知道周揚是否對此有過思考，但作為讀史者，我們可以根據他的有關言行進行推測，並提出這樣可以商榷的看法：在其內心深處周揚或許沒有覺得他與陳伯達作為毛澤東思想的忠實執行者有什麽實質上的區別，如有區別，也隻是執行的時間不同，一為文革之前，一為文革之中。直言之，周揚或不會認為他在反右中的傷害了人與陳伯達在文革中的傷害了人有性質的不同。不然，他就不會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討論會上為陳伯達說話，更不會想到要與陳伯達見麵，因為陳伯達畢竟政治上已判極刑，且是一正在服刑的罪犯。
周揚想與陳伯達見麵，但以周揚的身份自是不便提出，於是就通過從前的部下也當過陳伯達秘書的王文耀將這一信息轉告了陳伯達。
自1970年廬山會議上倒台，隨後被關押，到1981年被正式判刑，陳伯達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即便後來的保外就醫期間，除開兒子在身邊照料日常生活，和從前的秘書被允前來看望，仍是作為監外執行的囚犯，生活在被監視的封閉之中，與外界沒有聯係。因此，當得悉周揚的劍膽琴心，陳伯達的驚喜、感激與興奮可以想見。陳伯達迅將自己希望見見周揚的想法報告給有關部門，很快獲得了批準。1982年4月23日，這一天陳伯達早早吃過晚飯，由公安人員陪同，趕往周揚住處與周揚會麵。
周揚和陳伯達的上一次見麵還是在1965年的天津。當時陳伯達一邊蹲點小站四清運動，一邊從事電子工業調研，適逢周揚出差津門，在天津市長胡昭衡的歡宴上，他們有過文人式的把盞言歡。其後，周揚患病，政治風聲日緊。1966年3月陳伯達參加上海會議離滬前夕，聞悉周揚轉至滬上養病，準備前去問候，被江青勸阻——此時毛澤東已決定正式批判周揚，周揚倒台跡象已明——陳伯達遂改派秘書代為探望。
曾見有人據此指陳伯達膽小怕事，有見風使舵的嫌疑。這一說法值得商榷，人們或可認為陳伯達膽小怕事，但見風使舵未免嚴苛。揆諸黨史，人一有事即劃線撇清的現象，可謂黨內一種普遍的政治生態，而非某某個人的取巧行為。如1959年彭德懷廬山落難返回北京，除了張愛萍將軍，大家“都不願和彭老總同機”，以至於“那架飛機隻稀稀落落地坐了幾個人。”又如1966年彭真上海挨批，幾個大區書記晚上散步“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其實，對於這一現象，我們最需檢討的應是如何形成的這種生態環境，而不是責問這種環境下的個人行為反應。畢竟陳伯達派了秘書代致問候，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高壓環境下還沒有因黨性而將人性完全包裹。而這在周揚，如涸轍之鮒，即便微弱的一沫，也一定是可為感念的溫暖。
不能說周揚會見陳伯達全然就是對當年的投桃報李，但不忘人情、感念舊誼確是無疑，而文人式的“同病”相憐亦隱隱然見於其間。所謂“同病”，意指同為執行毛澤東思想過程中用這一思想傷害他人又被這一思想所傷害的悲劇的同一性。由於周、陳兩人當時的身份，以及曾經的身份，這一場特殊的見麵具有特別的意味，讓人產生太多的感慨與想象，畢竟兩位老人（周揚時年75歲，陳伯達79歲）暌隔了16年，又經曆了那樣大的曆史變故與人事滄桑。
陳伯達之子陳曉農在周、陳見麵的第二天上午根據父親的複述，記錄了見麵談話的主要內容：周揚感歎陳伯達當年身居高位，未能及時退身，就像《紅樓夢》說的“世上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以至有了後來的情形。陳伯達解釋說，很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當文革組長是周恩來提出，曾三次辭卻，最後周恩來發話：“你是共產黨員，難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嗎？”如此，隻得接受。周揚說，文革中我在監獄聽廣播，開始還能聽到你的名字，後來再也聽不到了，知道你也倒了，我也很難過，給你戴的帽子最多，首屈一指，在討論曆史問題決議時，有幾位同誌，也有我，為你講了話，所以有後來的區別對待（意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沒有點陳伯達的名，區別於四人幫）與優待。陳伯達答道，自己以為受到優待是曆史上曾經救過毛主席，便把1948年春在河北阜平毛住所遇飛機轟炸時救毛經過說了一遍……
其實，無論在當時還是如今，周、陳見麵具體談論了什麽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見麵這一本身。正如前麵所說，由於兩人當時的身份，以及曾經的身份，這場特殊的見麵具有一種特殊的意味和曆史象征意義。在一個社會開始解凍但仍有嚴寒、政治初始開明但遠非開放的年代，周揚此舉不僅顯示了其思想解放、衝破俗見的膽識與勇氣，表現出一種感念舊誼、哀矜憐惜的人性關懷，讓人感到一份久違的人間溫暖的同時，讓人道主義精神盡得彰顯。這象征著一個嚴酷的社會開始向著正常與人道的回歸。
曆史上有過類似的一幕，1930年代胡適也曾探訪獄中的陳獨秀。一位有影響的社會名人探監另一位有影響的曾為名人的政治犯，這在當時經公開報道，為眾所周知，傳為佳話。隻不過今次周揚會見陳伯達則有所忌諱，也就鮮為人知。同為可以高標的義舉，從溫暖動人的佳話變為不事聲張的謹慎，曆史一度走入逼仄的胡同，此跡為象，讓人難免惋歎。尤為憾歎的是，前者之中共創始人和第一任總書記的陳獨秀坐的是國民黨的監獄，而陳伯達坐的卻是共產黨自家的大牢，不能不說，陳伯達及其身處的曆史蒙有一層更濃的悲劇色彩。
周揚與陳伯達的這場會麵，原已約定下文，由於陳伯達的一次意外生病，更由於周揚後來陷入一場人道主義風波，而難以為繼；隨著周揚與陳伯達在1989年先後去世，遂成為兩人平生最後一次相見而載入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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