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任遵義縣長 －－作者：李建平

 

   
這裏說的最後一任遵義縣長不是現在經常出現的撤縣並市，遵義縣縣長從此沒有了，而是指國民政府在遵義縣的最後一任縣長，此人叫湯家律，說起來他是我姑奶奶唯一的兒子，我應該叫他堂伯吧，估計早就離世了，如果活到現在，恐怕近百歲高齡。小時沒見過他，隻是聽父母說，他在貴州遵義的一個勞改工廠勞動改造，那個工廠的名字至今還記得:貴州省遵義縣磷肥廠三分廠。之所以記得是因為每個月姑奶奶都會接到他從那個遙遠的地方寄來的信。信總是八分錢的平信，內裝兩三張薄薄的紅橫格信紙，開頭總是：母親大人，結尾總是：兒家律，文有古風，字也典雅，信的內容倒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內容，總是詳細匯報自己的近況，身體很好、吃飯很香、工作順利等等。從姑奶奶保存的唯一一張照片上看，他是個很俊秀的青年人，中等個子，五官搭配得很好，眉宇間很有些英氣，放在今天，一定會撩動女性的芳心，可是他卻很慘，慘得無以言表。
   
他出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南京江寧縣城，家境優裕，祖上號稱“湯百萬”，有房有田，據說還有當鋪、染坊、醬坊等產業，可以說是含著金勺子出生的。後來由於他的父親，也就是我姑奶奶的丈夫染上了芙蓉癖，以致逐漸家道中落，最後竟死了，姑奶奶和兒子要靠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爺爺來撫養。好在爺爺是當時鄂西北的郵政局長，月入大洋一百八十，足以應付家中開支，湯家律這才平安地度過了童年。抗戰勝利後，爺爺很有葉落歸根的想法，於是打發我的父親從湖北回南京上高中上大學，姑奶奶和兒子自然也回了祖籍南京，湯家律也在爺爺的資助下準備上大學。人生的轉折就出現在這裏，原本他已考上了清華和北大，其他一些著名的大學也都向他招手。大概出於中國人傳統的升官發財思想，他同時也報考了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政治係，這個係的宗旨就是為國民黨培養青年才俊，也就是接班人。爺爺不同意，因為那畢竟要攪和到政黨紛爭中，鬼知道今後天下是誰的；而姑奶奶是一介女流，不問世事，哪知道什麽好壞，隻要兒子在身邊就好。於是在他自己的堅定下，還是上了這個學校這個係。
   
轉眼已是1948年夏，黃河以北早已解放，南京也岌岌可危，湯家律就在這個時刻畢業，並接到一紙委任狀，任命他為貴州省遵義縣縣長。父親當時已是中共地下黨員，竭力阻止，而且言之有理：國民黨將要垮台，你不能去！也許是縣長位置對一個少不更事青年人的誘惑，也許是滿懷一腔經天緯地的抱負，也許是想以一己之力挽狂瀾於既倒，甚至也許幻想國共可以劃江而治，總之他還是懷揣那一紙任命去了遵義。一個剛畢業的毛頭小夥子去了人心惶惶的遵義縣能幹什麽？反正沒有多久遵義就被解放軍拿下，他自然也就成了階下囚。
   
共產黨對待投誠起義的軍事將領很是寬大，還會給個官做做，比如程潛，比如傅作義、張治中，官當得都不小，盡管沒有什麽實權；對待賣國的溥儀也很仁慈，國家總理還親自關心他的生活和婚事；李宗仁回大陸，官方逢迎有加；對“人民公敵”蔣介石更是溫柔，隻要答應台灣回歸，可以給個國家副職幹幹，既往統統不究。而對於所謂的軍警匪特人員甚是嚴厲，於是他這個沒有做過任何壞事的國民黨末代遵義縣長就被關進了監獄，那時他隻有二十歲出頭，還是個嘴上沒毛的英俊小夥。隨後他被判了刑，再後來就是刑滿釋放安置在磷肥廠工作，我還清楚的記得那個廠的名字:貴州省遵義市遵義縣磷肥廠三分廠。雖是刑滿釋放人員，但還是沒有人生自由，姑奶奶也隻能鴻雁傳書，與她唯一的兒子每月在紙上見一次麵。
   
1949年後，孤身一人的姑奶奶無依無靠，隻好跟隨我父親一道生活，家中一切衣食住行皆由她安排，雖辛苦，倒也心安。時間一晃就到了1968年，“文革”鼎盛，湯家律突然來信，說經人介紹，工廠附近有個死了丈夫的婦女同意與他交往。此時湯家律已是知天命之年，單身一人已有半個世紀，那年頭有人願意跟他無異於天上掉下金元寶，從來信可以看出，他很高興，甚至憧憬今後的美好生活。姑奶奶自然更高興，兒子終身大事將要解決了，盡管那女人是個寡婦，還有一個孩子。那時還有一樁大新聞，從不出名的南京紫金山鍾表廠經過“毛澤東思想武裝”，研製出一種不鑲鑽石的手表，取名“鍾山”，此處有典，含義有二，一是毛澤東寫過一首詩，起首一句就是“鍾山風雨起蒼黃”，於是起名“鍾山”；二是手表廠位於鍾山腳下，名副其實。此表價格26元，大而粗劣，走時不準。姑奶奶居然從可憐的零用錢裏鷺鷥腿上劈肉般的攢了26元，又想法弄了幾張工業券，在排了一個長長的隊之後，13歲的我，替姑奶奶在人頭攢動的商場裏買到了一塊鍾山牌手表。手表被姑奶奶小心翼翼的包好寄給了湯家律，至此我才明白，手表是為湯家律娶媳婦增加的重要砝碼，那時節，男人手上有塊手表就好比現在有輛寶馬奔馳，立刻令人刮目相看。
   
手表寄去了，回信也說收到了，還沒等到湯家律的戀愛結果，我的父親就在“特嫌”和“牛棚”的雙重壓力下離開了我，沒過半年，姑奶奶也在1970年一個冬日的晚上，腦溢血中風癱瘓在床，從此一病不起。接到電報，湯家律趕來了，他是把那塊視若珍寶的鍾山牌手表賣掉後湊了路費趕來的。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天黑了，當湯家律敲響我家大門時，那一聲：“我是湯家律”！無疑讓母親魂飛魄散，父親剛頂著“特嫌”的帽子離世，一個曆史反革命又來到了家裏！猶豫了很久，母親才開了大門，讓進了滿身疲憊的湯家律。那天他在我眼裏完全沒有舊照片上的一絲風采，蒼老、卑賤、低三下四，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他監獄裏的管教，連對十六歲的我也是點頭哈腰，極盡奉承。
   
冬日的深夜清冷異常，母親和湯家律坐在桌邊，頭頂上一盞15瓦的燈泡泛著昏黃的微光。我雖小，卻也懂得分擔母親的憂慮，坐在一旁靜靜地不出聲，聽著兩個大人交談。母親也頂著“特嫌”的大帽子，父親的離世加上家庭負擔，使她不堪重負。湯家律雖說已刑滿釋放留廠工作，但仍屬曆史反革命。兩個人的談話異常沉重，母親不知如何安置姑奶奶，以一己之力，她實在無法，更何況很快又要去遙遠的蘇北金湖農場接受再教育，家中隻有我和年幼的弟弟。湯家律也沒有辦法，遙遠的貴州和微薄的薪水，如何將母親安頓？他們兩人就這樣默默地坐著，很久很久。終於，母親輕輕說了句，你去睡吧。
   
那晚，湯家律和他母親睡在一張床上，說了一夜的話。
   
第二天一早，湯家律走了，工廠隻準了他一個星期的假，來回路上消耗了六天，在母子分離二十年後，他隻和他母親相聚了短短的一天。
   
後來，他仍和先前一樣給姑奶奶寫信，我依照姑奶奶的口述，代替姑奶奶回信。其中有一封信中談到了那個女人，說人家嫌他成分不好，不願意跟他了。
   
纏綿病榻兩年後，姑奶奶以八十高齡去世，去世前，竟拿出自己存的十八元錢交給母親，說是火化自己的錢。打電報問湯家律，姑奶奶骨灰如何處理？回答，不要了。
   
姑奶奶去世後，湯家律就與我家失去了聯係，仿佛在地球上消失了一般，是啊，對於一個國家或者地球來說，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有誰會在意，奇怪的是，我一直沒有忘記他。究其原因，我自己也說不清。毛澤東曾經說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也就是說允許別人犯錯誤，隻要改了就好。列寧也說過，年輕人犯錯誤，上帝也會原諒。作為湯家律來說，他隻是犯了一個年輕人很可能會犯的選擇性錯誤，如果當年他沒有去遵義當那幾個月的縣長，也許他會以自己的學識在內地某個大城市娶妻生子頤養天年。像湯家律這樣的人，新政權都要建立了，你還千裏迢迢的跑去當什麽縣長，這不明擺著向新政權挑戰嗎？在他看來是悲劇，在新政權看來他是咎由自取。就這樣，他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我猜想，湯家律至死都會後悔他當年的選擇。其實在世界任何別的地方，許多人的人生選擇都是朝三暮四的，選錯了再來一次就是，沒什麽大不了的。可是在那個年代，你選擇錯了就意味著你一生的悲劇，曆史常常就在一瞬間鑄就，而且永遠無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