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躍進簡史》多了解事實，才能更讀懂曆史（巨掃盲貼）

來源: 小艾媽媽於 2012-05-09 22:48:44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30668 bytes)

大躍進簡史（ZT)

大躍進可謂中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慘劇，短短三年時間便造成了三千萬以上國人的非正常死亡【1】，占全國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由於我黨為人一貫低調，從不宣揚自己的功績，多數中國人對此事知之不詳。今人在談到毛時代“畝產萬斤”、“文革”之類的荒謬事件時，總是一笑置之，覺得前人太過愚蠢。其實等你了解了“愚蠢”的細節，可能會發現今人並沒有你想象得那麽聰明。

在說大躍進以前，有必要先談談始作俑者毛澤東。老毛這個人其實從來就不安分於隻做中國的國王，而是打算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中國在他眼裏最多隻能算是邁向下一步成功的墊腳石。各位可以回憶一下毛時代流行的雷人口號，什麽“解放全人類”、“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地球管理委員會”、“地球統一計劃”，很多人以為毛澤東隻是在開玩笑，實在是低估了這個狂人的野心，老毛的性欲很強盛，隻不過是能力不足而已。正所謂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1950年斯毛金三人聯手策劃了朝鮮戰爭，不料遭到了美帝紙老虎的強力阻擊，折騰了兩三年也沒能把人家趕下太平洋，共產主義陣營的擴張計劃也因此宣告流產。毛澤東痛感中國還沒有跟美帝叫板的實力，決心掀起一場社會主義建設風暴，在極短時間內把中國改造成一個超級強國，“大躍進”正是由來於此。

在毛澤東的眼裏，一個國家的強弱是由軍事力量體現出來的。當時中國的軍工主要靠蘇聯支援，這個援助當然不是白給的，要用真金白銀去換，而中國能拿得出手的東西無非就是農產品了。為了把全國的農產品控製在自己手中用於出口換取工業，53年我國開始推行“糧食統購統銷製”【2】，農民不管種出多少糧食，自己隻能保留三四百斤左右，剛夠解決溫飽，剩下的要統統賣給國家，用於保障工業需要和對外出口。這成了日後大饑荒的重要伏筆——當你宣稱自己畝產萬斤時，吹這個牛逼是要上稅的。

光有糧食統購統銷製還不夠，我國的部分農民覺悟低不愛國，私藏糧食瞞報產量，跟國家大打遊擊戰，中國有三四億農民，政府自然應付不來。為了解決收不到糧的問題，同一時期毛澤東又開始推行“農業合作化”，說通俗點，就是把若幹農民集合為一個“公社”，共享生產資料，平攤勞動成果，每天按時上田，定點回家，還不準自己搞副業，你要是自己在家裏養一隻雞，那就是搞資本主義，屬於嚴重的政治錯誤。對毛澤東而言，合作化有兩大好處。首先毛澤東信奉“集中力量辦大事”，合作化代表了更加先進的生產力，是共產主義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合作化建立了一套嚴格的管理體係，將統治者的權力延伸到了農村的每個角落，把農民、生產資料和農產品都牢牢的控製在了自己手裏。毛澤東在山東視察時曾一語道破天機，說人民公社好，“便於領導”【3】，甚至放言要“把六億人口的飯管起來”【4】。合作社不僅讓征糧問題迎刃而解，也為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大躍進打下了基礎。

要說這生產力有所提高吧，實際上又不是那麽一回事。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更不要說是打了水還得獻給方丈了。失去了競爭和獎勵機製，農民的勞作積極性大大下降，到最後形成了某些合作社“船漂出三十多裏沒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裏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的奇觀【5】，農副產品產量一落千丈，例如福建省56年生豬數量減少20%，磚瓦數量減少27%，蛋類下降一半，茶葉產量僅有30年代的50%【6】。入社需要上繳所有的生產資料，農民也不傻，知道自己的財產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一些人幹脆砍掉自己的果樹殺掉自己的牲畜，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全國掀起了一陣生產資料破壞大潮，按劉少奇的話來講：“我們一搞社會主義，反而什麽都沒有了【7】。”而且加入公社之後勞動時間大大提高（這也是毛澤東提高生產力的方式之一），農民怨聲載道，說入社不如去勞改，勞改還有星期天。一方麵每天遵從公社的安排按時下地，一方麵又沒有勞動積極性，結果就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每天都在田裏混日子。

既然農民這麽討厭合作化，那不入社行不行？毛澤東很清楚這之間的矛盾，曾有言：“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8】。”他一方麵表示入社全憑自願，一方麵卻又給合作化下了指標，要求在57年底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農民入社【9】，並且將完成程度和官員的烏紗帽直接掛鉤。如此一來下麵的官員別無選擇，隻能逼迫農民入社，各個地區奇招百出，威脅說“加入公社就是跟毛主席走，不加入公社就是跟蔣介石走”，再一指旁邊正慘遭批鬥的富農，稍微明白一點和諧社會真諦的人都會乖乖屈服。萬一遇到刺頭怎麽辦？好說，出動民兵把人抓回來喝茶，先進分子輪番上陣，促膝長談三天三夜，看你丫挺不挺得住。說實話，這還算是文明的了，那個年代法院這種東西比現在更可有可無，隻要手上有權，個個都是土皇帝，區區幾個農民想跟政府鬥，那你還不是自尋死路？到58年初，某些地區的合作化程度已經遠遠超過毛澤東的要求，達到了85%，到58年底全國農村基本都實現了合作化，遠比毛澤東預想的要快，這讓毛澤東精神抖擻，也充分體現出了專製體製相對於民主的優點：辦壞事效率高。

我國有些專家學者認為“合作化”也有自己的優勢，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屬於沒抓到問題的重點。合作化是好是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農民有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自願的叫合作化，非自願的隻能叫集中營。有人甚至說毛澤東的公社化運動就是農奴製，這話其實一點也不誇張。當時中國農民的生產資料幾乎全部被控製在政府的手裏，尤其是我黨當年靠打土豪分田地收買人心，這才沒過幾年就把地全部收回去了，可謂空手套白狼的經典案例。農民在公社的強製要求下進行勞作，多餘的糧食被強製收購，58年後更是連遷徙的自由都沒有，而且一般的農奴製還沒說是一下餓死全國百分之五的人口這麽有才的。聯想59年在西藏搞得轟轟烈烈的消滅農奴運動，就會發現共產黨與西藏之間的衝突，本質上是變態農奴製與傳統農奴製之間的衝突。

不光農民反對合作化，黨內也有一小撮官員向毛澤東開了炮。1955年全國各地亂象浮現，副總理鄧子恢緊急叫停，把浙江省的合作社砍掉了1.5萬個，引得老毛大怒，說鄧子恢的做法“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為什麽老是喜歡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裏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10】。”將鄧子恢一腳踩翻。為了對付這類反動分子，這段時期老毛可沒閑著，各種政治運動搞得風生水起。這其中最為經典的莫過於57年的“引蛇出洞”，充分展現出了偉大領袖的政治智慧。57年上半年的時候，毛澤東屢次擺出姿態，說斯大林“殺錯了很多人”，要知識分子“百花齊放”、“言者無罪”【11】。要不怎麽說書生天真呢，馬上迫不及待的出來針砭時弊，還以為自己碰上了當世明君，一個個感激涕零。不過這老毛狡猾狡猾的，大鳴大放的場所隻限定於部分大字報和座談會，從中選出一些比較和諧的言論登在報紙上，讓眾人來了個內部交流、自娛自樂。到了6月 12號，情勢急轉直下，毛澤東發文《事情正在起變化》，說右派“最猖狂”，要“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麽允許登在報紙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這反右鬥爭就像搞合作化一樣是帶指標的，毛澤東說知識分子中有1%到10%的右派，既然偉大領袖說了10%，下麵的人絕對不敢隻抓9%，不夠的湊也要湊出來，最後500萬知識分子中有55萬遭了殃。這些人中有97%以上在二十多年後被平反，可惜很多人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

55年的肅反運動也是如此，毛澤東指示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約百分之五”左右【12】，你少抓一個都不行。毛澤東不光把矛頭指向知識分子，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也受到過他的特別關照。周恩來認為毛澤東在工業上的投入過大，忽略了民生和基礎建設，在56年時寫了一篇《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個標題是很給老毛麵子的，但老毛隻在後麵批了三個字：不看了。“罵我的我為什麽看【13】？”直到58年全國實現公社化，毛澤東欣喜之餘仍對周懷恨在心，心說要不是這孫子搗亂，現在社會主義建設早就跨上新台階了，於是舊事重提，向周發難：“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了【14】。”57年剛反完右，這個“右派”的帽子誰也戴不起，周不得不一次次的作自我檢討，而且將這次教訓銘記在心，日後成了打醬油專業戶。這一波接一波的運動為中國帶來了足夠的政治恐慌，從此領導人不敢忤逆毛澤東，知識分子不敢指出問題，老百姓不敢表達不滿，隻能任人擺布，否則隨便一句牢騷都有可能被當成罪證，畢竟老毛的指標不是那麽好湊的，老百姓不小心翼翼，官員們就會小題大作。這既為強製推行合作化創造了條件，更為日後的大躍進鋪平了道路。

這麽一來前期準備都已做好，隻等毛澤東一聲令下，千萬螺絲釘組成的社會主義戰車就可以發動起來了。1957年底，毛澤東前去蘇聯出席莫斯科會議，到場的有幾十個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代表，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有一個重要的目標：取代赫魯曉夫。毛澤東要想管理地球，除了得消滅美帝以外，也不能讓蘇聯人永遠騎在自己頭上。斯大林掛點之後，這新上任的赫魯曉夫又是跟美帝修好，又是裁軍，又是削核武器，又是搞修正主義，又是破除個人崇拜，以老毛的觀點來看，此人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叛徒，不得人心的軟蛋，早就有意取而代之，成為共產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為了爭取各國的支持，毛澤東在會上顯露出了赫魯曉夫所沒有的霸氣，大談核戰爭：“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全場嘩然。毛澤東在會上一邊拐彎抹角的削弱赫魯曉夫的威信，一邊在眾小國們麵前裝出副老大哥的樣子，極盡傲慢之能事，無怪乎赫魯曉夫日後評價說：“毛認為他是上帝的特使。他很可能認為上帝是他的特使。”【15】

毛澤東本以為自己振臂一呼，可以成為新的武林盟主，但是他沒有意識到一個問題：諸小國既不想要蘇聯老大哥，也不想要中國老大哥，更不想要核大戰， “解放全人類”隻是他的一廂情願而已，而且很容易被人當成神經病。毛澤東隻覺得是自己的影響力還不夠，倍感挫折，前思後想，問題還是出在中國國力太弱上。 57年初時老毛曾說：“（蘇聯）無非是五千萬噸鋼，四億噸煤，八千萬噸石油。這算什麽？這叫不算數。你無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麽一點東西，變成鋼材，做成汽車飛機之類，這有什麽了不起【16】！”60年時亦有言：“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於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17】。”57年末時赫魯曉夫說要在15年內讓蘇聯的水泥、鋼鐵和糧食產量趕上美國，毛澤東一聽，小夥子有創意，立刻跟進，宣布中國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僅僅一周後，《日人民報》便正式推出了“大躍進”這個口號【18】。不過，赫魯曉夫的意思是在15年後要讓蘇聯趕上57年的美國，毛澤東的意思卻是要趕上72年的英國，兩者的牛逼程度不可同日而語。

毛澤東如此深愛軍工，大躍進的主要任務當然是煉鋼。57年中國的鋼鐵產量隻有535萬噸，大約是蘇聯的十分之一，毛澤東要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自然是高標準嚴要求，在57年底提出要在五年內讓中國的鋼鐵產量翻到1000萬噸【19】。這個年增長率14%的指標已經很不切實際了，要知道我們現在的 GDP才保八爭十，但毛澤東還不滿足，58年初他又放話：明年1000萬噸，後年1700萬噸，“世界就會震動”【20】。到了58年6月，毛再次提高指標：今年年底，鋼鐵產量就要達到1070萬噸，比上年翻一倍！很不幸，毛澤東這個人中專學曆，常年以自己數學掛科為傲，他的蘇聯在華經濟顧問阿爾希波夫曾說，毛對經濟“一竅不通”【21】（由此也可理解他為何如此痛恨知識分子），他對煉鋼的認知，確實隻有“挖了那麽一點東西，變成鋼材”這麽簡單。55年時鄧子恢說合作社數量隻能翻半番，毛澤東一口咬定要翻一番，最後的結果是翻了一番還不止。既然合作社可以做到，鋼鐵又有何不可？“思想上有鋼就有鋼”。

毛澤東一個中專生不懂煉鋼就算了，他手下的冶金部長王鶴壽做得更絕，提出59年就要3000萬噸、60年就要8000萬噸的宏偉計劃【22】，毛澤東聽“專家”都那麽說，自然欣喜若狂。劉少奇當時有句話道破了我國官員一貫的虛弱本質：“王鶴壽當冶金部長，他也不是專家，但搞兩年就會了，要是一個煉鋼專家當冶金部長就不行。經濟學家馬寅初當財政部長，一定當不了，他當大家都沒飯吃【23】。”經過曆次運動，毛澤東身邊的人早就不敢替他潑冷水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搞兩年就會”的馬屁精，毛澤東在這些人的攛掇下，胃口越來越大。56年的時候毛澤東曾說：“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24】！”才過不到兩年，毛澤東便改口道：“超過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隻需要兩到三年【25】。”

這邊毛澤東定了指標，你誰敢不完成？58年中國正式進入瘋狂的全民煉鋼時代，1/6以上的人口參加了這場鬧劇，就連外交部的院子裏都搭起了煉鋼爐。但這煉鋼還要考慮很多問題，不是光靠人海戰術就能搞定的。首先是原料，鐵礦從哪裏來？鑒於當時農民普遍已經入社，“便於領導”，幹部們一聲令下，浩浩蕩蕩的隊伍就上山找礦去了。業餘礦工到底效率有限，不能滿足需要，幹部們靈機一動，又想出一個天才的主意：鋼鐵回收。把什麽公園的鐵欄杆鐵鏈子，居民家裏的縫紉機水管鍋碗瓢盆之類的，凡是能看得見的鐵製品，統統扔到爐子裏重煉一遍。你說什麽，這是胡鬧？隻要能保住烏紗帽，誰他媽管這麽多！煤炭產量跟不上，燃料不足怎麽辦？還是老規矩，先發動人上山砍樹，大肆破壞生態環境。樹砍得七七八八了還是跟不上社會主義建設日新月異的步伐，於是又把目光落到了居民家裏，一切木製品甚至房子，都可以用來作為煉鋼的燃料，一把荒唐火，把農民的財產燒了個精光。你說什麽，農民有不滿？“交一把鏤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根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

煉鋼還需要煉鋼爐，造山寨煉鋼爐需要大量磚頭，除了拆居民房，幹部們又想出一個主意：拆古城牆。問題是，這種土磚窯搭配劣質燃料，根本就滿足不了煉鋼的條件，一個個縫紉機扔進去，出來的全是鐵疙瘩，導致了巨大的浪費。就這麽拚了命的造假，還是滿足不了毛澤東的要求，這樣隻剩下最後一招——放衛星了。這“放衛星”如今是吹牛逼的意思，在毛時代卻是個褒義詞。那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毛澤東立刻就對這個能體現國力的東西著了迷，放話說我們也要拋衛星，要拋就拋個大的，拋個一兩萬公斤的【26】。後來可能覺得這樣太不低調了，於是改口說可以先從一兩千斤的開始——蘇聯的衛星重83.6公斤。當年這牛逼吹的，真是讓人歎為觀止。新華社58年10月29日報導說，河南600萬人齊上陣，日產133萬噸鐵，10.3萬噸鋼。按照這個速度，河南人民努力小半年便可完成全國的煉鋼任務了。廣西一個小縣日產鋼鐵20萬噸，另一個縣出動7萬多人，19小時采煤60萬噸，接近57年全國的日產煤量。58年還沒結束，1070 萬噸的指標便順利完成，毛澤東一時興起，索性又改成了1200萬噸。

鋼鐵產量都大躍進了，那農業產量也得跟上啊，不然毛澤東拿什麽東西出口換設備？三千萬國人用他們的生命，吹出了一個人類曆史上成本最高的牛皮：畝產萬斤。這畝產萬斤還不是隨口胡謅的，而是有著深厚的“理論基礎”。當時全國各地發明了各種奇特的種植方法，例如“密植”法，過去一畝地裏撒一兩斤種子，大躍進時卻要撒一兩百斤，結果一斤糧食也收不到，種子統統爛在了地裏。還有的地方在肥料上作文章，說糞便經高溫熬煮更能發揮效力，於是架起一排排的鍋來煮大糞。看過金坷垃廣告的人都知道，“三米以上兩米以下，藏著讓莊稼一百年都用不完的氮磷鉀”，當年我國也講“土地深翻”，以便讓根係長到地下數米“吸收養分”，安徽提出一般田挖三尺，高產田挖六尺，衛星田要深翻一丈，男女老幼什麽活都不幹，就光在那裏挖地，挖出來的土拌上肥料再埋回去，“產量至少翻一番”。萬一上級領導來檢查怎麽辦？那就把幾畝地的糧食移到一畝地裏，擺個造型蒙混過關。這麽粗糙的手法不可能沒有人看破，但是誰又敢說出真相呢？

“放衛星”對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來說或許都隻是一出不可能發生的鬧劇，但放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卻有它的必然性。大躍進那個年代不僅“插紅旗”，還要“拔白旗”，批評、撤換那些產量不達標地區的官員，光是丟掉烏紗帽都算走運的，要是一不小心給你整個反革命出來，那你以後的地位就連普通老百姓都不如了，而且老婆孩子都要跟著遭殃，所以頭可斷血可流，黨票萬萬不能丟。毛澤東定個100的指標，你最低限度也得吹個105吧，問題是萬一某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官員吹到了150，老毛立刻又會抬高指標，你之前就屬於吹牛不合格，必須重吹一次，這謊言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越是吹牛要上稅的場合，人們反而吹得越起勁。俗話說樹多生雜木人多出怪物，要求所有官員都不吹牛就跟要求他們不貪汙或者是要求老百姓入了社還拚著老命種地一樣不現實，問題並不出在這些人的身上，而是毛澤東統治之下的中國，其他人不僅沒有說真話的權利，甚至連保持沉默的權利都沒有。57年時《日人民報》的總編鄧拓僅僅是沒有及時發出老毛的最新指示，就被逼得辭職，河南省書記潘複生曾要求毛澤東降低河南的糧食征購量，結果被下放到了西華農場，換上來的吳芝圃則是一號科幻大王。在這種環境裏，越是忠臣越被發配，越是渣滓越能上位，敢於為民請命的人早就勞改去了，毛澤東身邊剩下的不是軟蛋就是陰人，他自己又是個自作聰明的傻逼，簡直是無敵了。

畝產萬斤看似荒誕，其實真把現代人放到那個環境裏，還真由不得你不信形勢一片大好：《日人民報》登滿各種喜訊，個個有圖有真相；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的《豐收曲》裏，河南某公社當場從一畝地裏稱出蘿卜28萬斤，更有毛劉周鄧四人在農村指導工作的畫麵；當時的人民英雄錢學森則寫了一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說隻要能充分轉換光能，畝產就不止現在的“兩三千斤”，而是再增長“二三十倍”。從媒體到領導到專家全都這麽說了，整個社會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你還有什麽可懷疑的？各地照搬那些衛星大戶的種植經驗，即使畝產沒有提高，也隻會認為是自己沒有學到其中的精髓，就像看不到皇帝的新衣，他們隻會以為是自己太笨，還羞於說出口一樣。在一個信息被嚴格封鎖的一言堂社會，隻要官方開動宣傳機器，任何假的東西都可以說成是真的。

前文說過，在糧食統銷統購製度之下，收成越高，向國家上繳的糧食也就越多。58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大約為4000億斤，由於公社化對生產力的破壞以及大煉鋼鐵對農業的影響（當時青壯年都上山砍樹挖礦，秋收時莊稼一片片的爛在地裏，婦女留守公社，因此被人譏為“人民母社”），59年產量已經急劇下降到了 3400億斤，60年下降到2870億斤【27】。但征購指標卻是水漲船高，57到58年為920億斤，58到59年為1125億斤，59到60年為 1214億斤【28】，在這種情況下，餓死人已經成為一種必然，而且越是窮折騰瞎扯淡的省，死亡的比例就越高。

農民當然不可能乖乖交出性命攸關的糧食，征購工作遭到了巨大阻力。饑荒的報告一份份丟到了毛澤東麵前，而毛澤東這時正沉浸在盛世崛起的幻覺指中，當然不願意相信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他認為所謂的“饑荒”是農民缺乏覺悟的表現，實際上是不願意把糧食交給國家所找的借口，下令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29】，將糧食征購和反右掛鉤。各地幹部麵對上級催糧如催命，隻能組織“逼糧隊”去農村上演血腥全武行。以河南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為例，實際產量1191萬斤，上報產量4610萬斤，征購指標1200萬斤，比該公社的總產量還高。要完成這樣的任務，社員不僅一粒糧食都不能剩下，還得倒吐幾口出來，最後36691名社員死了三分之一。除了餓死以外，其中還有一千多號人是因逼糧被活活打死或者自殺身亡【30】。

其實毛澤東早在55年就收到過湖南因農業合作化而導致餓死人的報告，因此有許多人認為老毛對下麵的情況其實知根知底，隻是為了他的霸業而故意犧牲了中國農民。真要是這樣的話老毛這個人未免也蠢得過頭了一點，他這一番鬧騰是把中國的農民給弄死了，問題是煉出來的鋼也不能用啊。其實老毛的行為非常容易理解，而且在當今社會極為普遍。你想想今天我們每個人都是沐浴在CCAV和環球時報的春風之下，就算此時有人揭露出一點社會現實，愛國青年們無非也就是什麽漢奸網特輪子美分之類的一磚頭招呼上去。獨裁者在封住別人嘴巴的同時，其實也順帶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老毛雖然能聽到一丁點反麵的聲音，一個整天聽慣了吹捧的人卻隻會把這想成是背後瞞產私分之類的陰謀。被統治者也不能說是一點責任也沒有，搞合作化時他們看危害不大於是迎合了老毛，搞大煉鋼時他們覺得還可以忍受於是再次迎合了老毛，他們就像溫水裏被慢慢熬煮的青蛙一樣逆來順受，隻要還有一點退路就絕不反抗，把統治者嬌慣得不可一世，等真到死人的時候再想反抗卻發現已經太遲了。

在饑荒蔓延到城市之前，不少農民選擇了逃荒要飯。但那個年代農民就是想進城都不容易，毛澤東知道他們小農階級意識濃厚，不肯為偉大祖國奉獻力量，影響了自己的宏圖霸業，因此一直反對農民進城務工，到58年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的將中國人分成了農村人和城市人這兩個等級，形成了製度性的歧視。大躍進後農民大量流入城市討飯，我黨又發布了《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將逃荒農民稱之為“盲目流動人員”，簡稱“盲流”，社會上掀起一片批判之聲，說這些人是好吃懶做不勞而獲，白天要飯晚上下館，城市人對此深信不疑，於是農民口中的“饑荒”也就成了用來騙飯的謊言了。農村出了那麽大的事，城裏人愣是毫不知情，可見言論封鎖足以創造出一個“和諧社會”。通知下來之後，各地派民兵守住各大道口，把農民封在家裏等死，導致了各種吃人肉甚至“易子相食”之類悲劇的發生。無論是餓死也好，被打死也好，被逼自殺也好，被吃掉也好，任何一個大躍進的犧牲者，無疑是死於一場徹頭徹尾的大屠殺。

基層幹部對下麵的真實情況當然是了解的，但專製國家的一大特點是官員隻對上級負責不對下級負責，所以麵對農民和政府之間相矛盾的利益訴求，這些人會站在哪邊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中國是講人性沒人命，你做個良心人士不僅對大局毫無影響，說不定還把自己搞成了勞改犯，在這場大饑荒中的存活率連農民都不如。套一句愛國青年常說的話：這社會就是這樣，既然不能改變，那你就老老實實的去適應嗎！反正橫是死豎也是死，當然是死農民不死自己。諷刺的是，許多國人的目光隻能看到這些基層的執行者，而看不見背後那些決策者，最後基層幹部落得兩頭不是人，不僅被老百姓看成十惡不赦的魔頭，還被上層當成了替罪羊，搬到前台供民眾泄憤。真正的罪魁禍首不但沒人追究，反倒成了大英雄、大救星，至今還以水晶宮主的身份被後人膜拜著。

農村這邊餓得連埋屍體的力氣都沒有，毛澤東那邊還是捷報頻傳：征購形勢大好，收糧任務提前完成，明年可以爭取超額征購，出口計劃提前完成，共產主義國家紛紛發來賀電，開口就是管中國要糧食……我靠，這糧食是泛濫成災啊，老毛都不知該如何處理了，“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31】，“一天吃五頓也行嗎”【32】，諸如此類昏話層出不窮，甚至還搞起了“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自絕後路。但也不是所有官員都跟毛澤東一樣昏庸，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份萬言書，列舉大躍進工作中的種種失誤。這份材料所反映的內容相比中華大地上實際發生的慘劇而言，隻能算是冰山一角，但毛澤東還是對彭德懷發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批判，罪名從反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一直到反黨反人民、裏通外國、組建軍事小集團、生活太簡樸肯定是*****等等，甚至翻出一些陳芝麻爛穀子的舊賬，說彭德懷抗日太積極，消耗了我黨用來內戰的有生力量，“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33】。”在饑荒蔓延的同時，廬山上卻在醞釀新一波的反右傾運動，除了彭德懷本人以外，少數敢站出來替他說話的人也紛紛遭到清洗。剩下的聰明人見勢不妙，立刻掉頭轉向，例如柯慶施、薄一波最初帶的都是批判大躍進的材料（這種所謂的“批判”，是在承認大躍進已經取得光輝戰果的前提下，不痛不癢的指出一些無關緊要的小問題，完全是走過場，其內容不會比如今的兩會更不和諧），一見彭德懷被放倒，連夜組織人寫讚美大躍進的材料帶上廬山。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做得更絕，他在廬山的情況傳出去之前就把彭德懷的意見書下放給了四川各級官員，要求眾人寫讀後感，之後以此為依據抓人，將老毛的絕招“引蛇出洞”活學活用到了極致【34】。

毛澤東本以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清理掉了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便可以繼續“高速躍進”，但人們就是再害怕政治運動，也不能因此就活活餓死。廬山會議結束不過兩個月，各省終於到了牛逼再也吹不下去的地步，第二輪大煉鋼已經是無心更無力，城裏人終於也體驗到了饑餓的滋味（由於我黨采取保城市不保農村的策略，所以城裏的情況遠不如農村嚴重），在饑荒持續了一年多之後，我們偉大的領袖，終於不得不承認問題的嚴重性了。麵對再也掩蓋不住的事實，毛澤東開始感到空前的壓力，整過無數人的他唯恐失去自己的權力，不敢承認自己在大躍進中的錯誤，隻能想法設法的推卸責任，接連推出了“三年自然大災害”和 “蘇修逼債”兩個謊言，不了解農村情況的城市居民自是信以為真。實際上蘇聯不僅沒有逼債，還提出要提供援助並讓中國延期還款，問題是此時毛澤東已和赫魯曉夫交惡，而且這幫蘇聯佬還悍然攻擊我黨的總路線，妄圖幹涉我國內政，老毛自然不會吃這嗟來之食，反而打腫臉充胖子，提前還清了外債，“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35】。”這確實是個神奇的國度，什麽人間奇跡都創造得出來。老毛還要求幹部們與老百姓同甘共苦，帶頭表示不吃自己最愛的紅燒肉，讓純樸的中國人民感動得涕淚橫流。老毛確實是沒吃紅燒肉，但卻迷上了西餐，61年時老毛的菜譜包括意式奶豬、咖喱牛肉、奶油雞、雞蓉鮑魚湯、黃油雞排、生菜大蝦等幾十道西菜【36】，對當時的絕大多數國人來說是聞所未聞。

倒是之前跟著毛澤東一起發高燒說胡話的劉少奇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到1962年終於忍無可忍，在七千人大會上脫稿講話，說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番講話引動了毛的殺機，但也引起了與會幹部的強烈共鳴，盡管林彪和周恩來仍站在毛這一邊，但此時已是大勢已去，民意終於到了再也無法靠階級鬥爭壓製的地步，老毛隻能被迫接受劉少奇的糾偏方案。劉少奇也絕對不想跟毛澤東翻臉，兩人開始了一場漫長的討價還價，主題是“如何在不損害偉大領袖威信的情況下停止大躍進”，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仍不斷有人在饑餓中死去。為了不削老毛的麵子，劉少奇對大躍進做了冷處理，“三麵紅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標不搞，公共食堂不辦【37】”，大躍進依然不容置疑光輝正確，不承認錯誤，但也不繼續犯錯，假裝從來沒有發生過這回事，反正誰也不準批判老毛，更不能追究他的責任。至於彭德懷這幫人，絕不平反——老毛最害怕的就是“反攻倒算”。

饑荒的解決方案也很簡單，一是包產到戶，讓農民搞自留地，二是放棄高指標。雙管齊下，問題立刻迎刃而解，難怪有人開玩笑說：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體現在可以克服別的主義下根本不存在的困難。老毛對包產到戶是極為不滿的，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複辟”，為了安撫他的情緒，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但農民有了自留地，對合作生產毫無興趣，集體田裏雜草叢生，無人問津，其實隻是留了個空殼而已。實際上在劉少奇糾偏之前，各地就已經偷偷搞起了包產到戶。安徽省書記曾希聖之前也是執行大躍進的狂熱者，導致安徽成為重災區，但後來發現情況不對，立刻轉向了包產到戶，為了避免激怒老毛，換了個名目叫“責任田”。曾希聖的責任田遭到自己的上司柯慶施的反對，曾希聖將其硬頂了回去。之後毛澤東親自出麵批判，曾希聖依然陽奉陰違、我行我素，這無疑讓老毛無法接受，在七千人大會上痛批曾“搞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撤了曾希聖的職。而劉少奇隻想把大躍進停下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在其它方麵對老毛盡力迎合，因此衝上去給曾希聖補了一腳，大談安徽餓死幾百萬人的慘劇，把罪過全部算在曾的頭上。吳芝圃掌管的河南和李井泉掌管的四川境內雖然也是餓殍遍地，但他們倆的下場就沒有曾希聖那麽淒慘，直到文革時才栽在紅衛兵的手上。

從表麵看，大躍進已經悄悄結束，社會重新走上了正軌，實際上背地裏卻潛藏著一股暗流。老毛被踢出經濟決策隊伍以後，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成了新的領頭羊，老毛的發展計劃被全盤否決，當然不會善罷甘休。黨內的官員對大躍進是知根知底，已經不值得老毛依靠，黨外卻還有著大量不明真相的群眾，他們對上層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在官方的宣傳下仍然堅信是毛澤東帶領他們走出了三年自然大災害的困境。毛澤東開始轉移工作中心，狠抓階級鬥爭、政治教育和個人崇拜，而劉少奇仍不知大禍臨頭，放任老毛做他想做的事情。殊不料到了66年，老毛利用群眾，將在大躍進中力挽狂瀾的劉少奇等人一一踩在腳下，掀起了一場新的文革鬧劇，此乃後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曾有言，近代的幾次大饑荒並不完全是源於食物短缺，而是權利分配不均造成的，“主要的饑荒都不是發生在民主國家，即便是在那些非常貧困的民主國家。”我國抗戰八年死了不到兩千萬人，大躍進三年便死了至少三千萬，可見專製暴政之害，有時更甚於外敵的入侵。如今五十年過去，網絡上有反日的反韓的反美的反民主的，但極少見到有人會去反思大躍進的，我黨也不樂於讓人們討論他們過去的豐功偉績，就像毛一樣聽不得任何批評。釀成悲劇的土壤並沒有消失，死難的同胞卻沒有紀念日，幾乎被人徹底的遺忘。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顯示1960年人口死亡率飆升至25.43‰，遠高於57年的10.80‰和1963年的10.04‰（此數據被毛派篡改並於網上大量張貼，試圖在搜索引擎上覆蓋國家統計局的原版數據），可見確實存在大量非正常死亡現象，但對於具體的死難人數則有多種說法，上至五千五百萬下至毛派堅稱的一個都沒有。多數研究者認為死難人數在兩千萬至四千萬之間，如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蘊暉（《國史劄記》）的三千萬、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墓碑》）的三千六百萬等，具體技術細節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中共至今對遇難人數都沒有一個官方說法，光從此點已經足見其內心的恐懼。

【2】詳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

【3】1958年8月9日於山東視察，《中共黨史上的80句口號：人民公社好》，人民網

【4】1957年1月在省委書記會議上的總結，《毛澤東思想萬歲》

【5】《農村未來》1988年第二期

【6】《黨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7】劉少奇1955年12月29日講話“努力設計和生產新的輕工業品”，劉少奇紀念館，人民網

【8】1955年和李先念、鄧子恢的談話，《黨史研究》1984年第四期

【9】1955年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毛澤東思想萬歲》、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等

【10】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毛澤東選集》

【11】1957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澤東選集》

【12】《中共中央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13】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