窩囊之人方勵之
方勵之先生過世了。 對於他的學術才華，為人師表，民主訴求和表達勇氣，我毫無非議，衷心佩服。他的學生寫了眾多回憶文章足可以告慰他在天之靈了。
方先生對於我這個歲數的人來說，他的貢獻不在於他提出了什麽民主新思維，而在於他能夠在當年中共政治體製內提出民主理念的勇氣。 民主的理念，即便在中國，五四運動以後早有很多知識分子著述討論了。 也不乏知識分子在民國時期為民主理念獻身的例子。要命之處在於自從毛爺上台統治神州後，毛爺采取了文字獄的手法，扼殺了一切不同聲音。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和人民從1949年中共立國之後就再也不能聽到民主的知識也無法發出民主的呼籲了。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這一代“紅色共和國”之後出生的人群一直任由中共洗腦，基本上不知民主的理念。方先生在其職務內，做了一定的鼓吹民主的工作，在中共體製內發出了微弱但不同的聲音。這在1978年前後一段時間內，並不容易。首先，經過三十年統治，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是驚弓之鳥，被毛爺的文字大獄嚇破了膽。體製內雖依然不乏有識之士，但是在乍暖的歲月中，很少人敢說出真實想法。所以，方先生敢說出別人不敢說的事情，已經是難得的勇氣了。其次，彼時中共體製內的知識分子很多也是“偽”知識分子。筆者加一個引號是因為當時的大學內部很多教師早已習慣了中共的說教，已經把中共的虛偽曆史和價值觀，在自覺和不自覺間， 作為自己的思維慣式，成為中共的揚聲筒了。而方先生依然保持著自己的思維，沒有人言亦言。卓爾不群，算是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這就是筆者對方先生依然存有好感的原因。套句毛爺晚年時候一句“政治正確”的口號就是“反潮流。” 連毛爺自己也說了，反潮流不得人心，要勇氣。如果方先生當年學錢學森先生那樣做黨的哈巴狗的話，做體製內的紅色知識分子的話，方先生就不會有後來的崎嶇之路了。甚至方先生可能和錢學森先生混得一樣“又紅又專”呢。搞個政協副委員長幹幹也不是什麽難事吧？
1989年的民主運動，方先生實在是身不由己被卷入進去了。中共早已盯上了方先生，愣是無中生有，生拉硬扯地把方先生打成“黑手。” 即便方先生說了幾句話，做了什麽地下工作，也絕不可能隻手遮天，翻江倒海，成就1989年偉大的北京之春運動的。 不是我低估方先生能量，而是一個明顯的事實。任何社會運動，不是一個人，一個政黨所能左右的。必定有極其複雜而強烈的社會因素在起作用。能夠讓廣大社會成員一起呼籲努力的，必定是當時社會狀態中的主要弊病強烈影響了大多數人。 這就是當年改革伊始就開始蔓延的貪汙腐敗現象和一黨專政的獨裁製度。這二大因素引起了廣大中國民眾的憤怒，造就了當年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 什麽胡耀邦逝世，那隻是一個導火索，一顆火星。在一個充滿憤怒的社會，任何事情都可以引起一場大火的。中共後來把方先生作為替罪羊。給方先生栽贓，隻是欺騙需要。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呐？ 中共起事幾十年，因其內部幫派鬥爭而產生的紅色倒黴蛋兒不計其數。方先生雖然是一介書生，但人在體製內，自然會被專製機器所傷的。
我真正對方先生心有芥蒂的是方先生在1989年六四屠殺後慌張逃入美國大使館的愚蠢行為。方先生還是未能免俗，內心虛弱，懼怕中共的屠刀。雖有高尚理想，然缺乏獻身勇氣。在屠刀的陰影下退縮了。自然，有人會說， 要是你在屠刀陰影下，你也會退縮的。為什麽非要讓方先生挺身而出，犧牲於中共紅色屠刀之下呢？ 這話有道理，任何人是無權要求別人做出犧牲的，也不能以做出犧牲與否來片麵判斷一個人的貢獻的。 話說到這裏，按說，我應該收手擲筆不寫了。 自己做不到的，何以要求別人做呢？ 幹嘛非要讓方先生犧牲成為民主英雄呐？
但是，我還是要說下去。
這是因為，方先生彼時不是一個單純的教授，一個副校長而已。他是一麵在紅色獨裁體製內追求民主理念的旗幟，一個具有代表意義的形象。在他身影下麵，多少青年學子在仰望著。眾望所歸，是方先生不能退卻的原因。他的後來行動具有曆史和道德的意義，具有他所不能左右的影響。別的民主學生領袖不管是誰，不管他們在宣布絕食後依然吃喝，他們在彼時都不具有很大影響，沒有已經站在曆史的高度上。但是，方先生作為著名的體製內的知識分子，他的後來行為在中國民主史上是必定有一書的。 他如果當時不貿然走進美國大使館追求政治庇護，而是讓中共抓走，他會成為一個真正追求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靈魂人物， 英雄人物的。他會把自己推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曆史高度。以其不屈的追求，甚至殺身取義成為後來無人可以比擬的人物的。 若果是這樣，方先生一定會和蘇格拉底這樣的人類智慧形象齊名的。那中共鼓吹的魯迅也肯自歎不如了。畢竟相對於當時的歡迎，民國政府對於魯迅還是寬宏大量，任其發展，基本沒有人身危險的。 而中共紅色獨裁政權對於黨內外的異己是手狠心黑的。 就這外在環境而言，方先生的勇氣和行動也會讓其在曆史上位於任何近代知識分子之上的。
可信，方先生最後關頭軟弱了。對個人生命安全的擔擾使得他走進了美國使館，不但一手毀滅了自己成為真正民主鬥士的機會，也讓自己的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弱點——坐而談，不起而行—暴露無遺。 更要命的，他自己幫助中共坐實了對他的汙蔑，“勾結外國反共勢力”的罪名。當中共的屠刀在北京大肆揮舞的時候，他走進美國使館顯得他早有安排，臨危脫身，保全自己。而熱血青年和市民們在在屠刀下流血犧牲，成為各種勢力的犧牲品，也成為方先生的“工具”了。方先生的懦弱在關鍵時刻表現出來，不僅是給他自己的肖像上塗上一個敗筆，也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形象造成傷害。這麽多年來，筆者和不少朋友談起方先生，一致看法就是他的懦弱和走進美國使館的愚蠢決定使得他這個本來可以成為錢學森反麵的光環破滅。從此，他不再具有道德的感召力，更不再是青年學子的楷模了。
相對於方先生，我對早於方先生號召中國民主的魏京生先生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魏先生早在1977年前後就在西單民主牆上之處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問題並為此坐了14年的中共黑獄。到現在， 我依然沒有找到魏先生屈服中共，簽名認罪的任何文件。這樣說來，魏先生更忠於自己的理念，更不在乎做出的犧牲，沒有同邪惡勢力妥協，從而使自己站在道德製高點上，在曆史上有自己的定位。至於最近魏先生的言論被人議論，那是另一碼事兒了。僅就堅持理念和甘願做出犧牲的勇氣，魏先生是遠遠高於方先生的。說到此處，我也一致認為，魏先生其實比劉曉波更具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 當魏先生為民主理念呼籲的時候，被關在中共黑獄裏的時候，世人還沒有對中國民主問題認識多少呐。
方先生的懦弱使得他走進美國大使館，成為中共和美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身不由已，任人宰割。 作為中美密約的結果，方先生允諾從此不再涉身民主運動，在自由世界反而要自律慎言。這是多大的代價啊！一著不慎而滿盤皆輸。 這是方先生的終身之痛。相信他會把這個遺憾帶進棺材的。
看到不少紀念方先生的文章，可以理解人已經走遠，後輩們和生者群體的讚美之詞和拳拳苦心。但是，說出我一致的看法，也讓我從此放下這塊心結。 方先生遠行對於我，表示了中國1989年民主運動的一個終結。 其他民運人士，比如王丹，早已是民主行屍，除了他們曾經參與過中國民主運動外，無人能夠作為中國民主追求的完美代表，無人具有曆史和道德的高度，具有旗幟的作用了。
最後說一句，無意苛求方先生，隻是可惜。 他之成就，我自己亦不能做到，更無力耳。
嗚呼，中國民主運動。
痛惜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