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
這是我三歲前後的故事。我雖是故事主角之一，但隻有極少的內容來自我的記憶。大部分是聽母親講述的。
我父母都是杭州人。1934年春夏舉家遷到北平。一則因為祖父去世了。再則父親在北平的鐵路部門找到工作。祖母也一起北上。二，三十年代，從江浙一帶北遷的家庭不少，盡管南方更富庶。因為北平是一個文化，教育和政治的中心，但缺人。那時，我父母的家庭中已有我的兩個哥哥：念之和複之。移民到北平後的第二年，1936年，我出生，所以，我算是我家第一個PBH（北平出生的杭州人）。被取名勵之。後有解字愛好者雲：厲，“犯政為惡曰厲”（康熙字典），再外加一個力，一個之，加力犯政之謂也。
1934-1936年，中華民國的贗平安年代。 1937年，國有大難，七七事變，日軍入侵，北平淪陷。 1938年，家有大難，念之得病不治，死了，時年六歲。 1939年，我有大難，重病。母親說，“比念之還厲害，看樣子不行了”。
就在這關鍵時刻，我的母親，在幼兒看病問題上，全盤西化了。長大以後，常常聽到母親痛數誤診誤治念之的中醫的劣跡。念之得的是腸胃係統病，不是不可治的。從我以後，凡是母親管得到幼兒有大一點的病，一定送到西醫的兒童醫院，雖然大佛寺西街的中醫院近在咫尺。母親的兒科全盤西醫化，受益者當是很多，因她從事過十多年的幼兒教育。
我是第一個受益者。
三十年代的北平，西醫和中醫還極為對立。兩造之間，水火不容。當時，大部分人看病是請懸壺濟世的郎中，或是找中藥店裏的坐堂郎中。不少社會名流則已不斷對中醫說狠話。不僅魯迅，許多受過西學熏染者都卷入了。他們似乎覺得，不放狠話，民智不能開。如傅斯年，在1934年還說：“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不如此，便對不住我受的教育”。為了與中醫劃清界限，北京協和醫院規定，凡到該院就診者，不準同時再看中醫，否則不負責預後。
另一方麵，反西醫群體，一樣強硬。上海有“提倡中醫中藥運動”。其基本口號是“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中醫符合三民主義”，而西醫是“帝國主義者辟一醫藥侵略之途徑”。協和醫院沒有治好孫中山，接著又誤治梁啟超，都是醫藥侵略的惡果。父母的朋友中，有業餘中醫，也支持文化侵略論。
然而，母親偏偏就帶我去了協和醫院，沒有去找符合三民主義的中醫。
協和醫學堂創建於1906年，有西太後的默許。辛亥革命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買斷前清的豫王府舊址（在東單三條），建起協和醫院。它是北平的第一所綜合型的西醫院。在此之前，雖也有傳教士以西法行醫，但不十分專業。同樣是美資的清華大學，創建於1909年。所以，協和醫院是“西風東漸”在北京的最早的大產物之一。豫親王多鐸，是1645年清軍入關時，發動“揚州十日”屠城的主帥。殺人王的王府換成了一座西方文化侵略的洋醫院。這就是北京的一段曆史。
“揚州十日”是我最早知道的曆史之一。因為明末揚州抗清守將是史可法，母親家族也姓史。常聽母親和在杭州的外公提到史可法，他們有同宗的自豪。1939年也是戰亂和屠城，“揚州十日”變成“南京四十日”。早在抗戰剛一開始，北大醫學院就隨著其它大學一起逃難，遷走了。北大醫院徹底停擺。幸好，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美日之間還不是正式宣戰的敵國。所以，協和醫院還能正常運轉。協和還有德籍醫生，日軍更不便輕易幹涉。
我家當時住在西四禮路胡同。從西城去東城看病，前後一年多。開始是坐人力車。後來，人力車不坐了，太貴，改乘有軌電車，便宜。北京的人力車夫們，即“駱駝祥子”們，為了報複有軌電車搶了他們的生意，曾大打出手，毀壞有軌電車，打傷電車場工人，迫其停駛。人力車傳自日本，有（東）洋車之稱，而有軌電車大都是西洋造。所以，毀車運動也是“西風東漸”惹的禍。
北平的有軌電車路線，不到十條。我還依稀記得，母親抱著我乘有軌電車，去協和。從西四去東單的電車，要繞道前門，因天安門前沒有有軌電車道。據說是修鐵軌會割斷龍脈。盡管二，三十年代的天安門上下裏外都沒有龍，無論是活的還是死的。
我的病在呼吸係統。百日咳、急性肺結核、胸積水等輪番出現。做抽液手術不止一次。那時還沒有抗生素，確實是不容易治的病。母親說，我這個病例被協和醫院大夫選作教學示範用。醫學院的學生觀摩整個治療過程。我上大學後，協和醫院的老大夫和老護士還向母親問起過我，還記得我在協和的病曆檔案之厚，是極少見的。1970年代，一位在協和醫院病曆部門工作的人轉告說，還查得到我童年時的厚病曆。
還有一件小事。我的頭頂左後側有一個與生俱來的突出物，半球狀，直徑約兩厘米，高約一厘米，外層柔軟內有硬核。母親覺得不好看，要大夫切除它。當時，北京猿人的頭骨就藏在協和醫院。我猜（沒證據），母親也許想，不能讓我的頭骨比北京猿人的還差，要治。協和大夫認真診斷了，結論是，突出物雖為良性，但不能割除，因它與腦內有連接。有人說，這大概就是所謂的“頭上長反骨”。大夫則說，人體共有206塊骨胳，塊塊有拉丁名，不知“反骨”的拉丁名。看來，治反骨還得去找中醫。
到1940年底，我的病情，大體穩定了，隻是體質還弱，不時要去協和複查。1941一開年，快到五歲了，還是冬天，母親就不讓我“養”在家裏，硬是設法把我送進了北平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插班念書，第一目的是加速康複。至於學業是否能跟上班，是第二位的。師範附小在報子胡同，離家很近，但學校的氣氛不同。把上小學作為一種病後康複手段，大概也是受西醫理念的影響。
母親認識我的一年級老師，姓華。母親請她多照顧體弱的我。我不記得華老師上的課了。隻記得她常幫我係褲子。那年冬天極冷。小學生的廁所是露天的。上廁所的幾分鍾裏，手指就凍僵了，係不上腰帶，隻有求老師幫忙。就這樣，在華老師和母親的蔭庇下，稀裏糊塗地沒有留級，升入二年級。小學一年級的課，實質上沒有認真地上過。一個後果是，我一直認不全“博破末佛”等拚音字母。這算是至今仍在的大病後遺症。
到1941年暑期，肺中的病灶開始鈣化，病好了。母親帶我回杭州，這是我的“一進臨安府”。見到外公外婆，和大量的親戚。還沒有認清誰是誰，就又匆匆趕回北平上學。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小學生每周要在操場排隊，聽讀昭和天皇的（對英美）宣戰詔書“仰承天佑、承踐萬世……”（不懂，但會背，就象後來的學童背“語錄”一樣）。北京協和醫院旋即被日本當局接管，關門停業。北京猿人頭骨也在混亂中丟失，至今下落不明。從此，我也再沒有去過協和醫院。
母親常說，我是挑了一個“好”時候得病，不早也不晚，不早於念之事件，不晚於美日大戰爆發。長大後，母親每次要對我施一點壓力時，會說“我們家都是給你看病看窮了”。母親把我的病列為家道衰微的主因，不一定完全屬實，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冤案”。
1989年5月下旬，北京當局開始抓人，北京天文台的同仁送我到太原避風。因為母親當時在太原。她又在看管一批幼兒。她對教養幼兒，一輩子有“癮”。就在這時，母親還要在人前說，在她的子女中，她在我身上耗費的教養精力最多。這不“冤”。
母親以她及時地轉向西醫，給了我的健康一個良好的初始條件，至少整七十年（1940-2009）了，我沒有住過醫院，沒有請過病假。也還沒有必要退休，仍可以經受文化侵略至今。
母親去世十年了。早在1983年，陪母親再回江南時，就選定了她的墓地。母親的骨灰，一半葬在西湖和錢塘江之間的南山陵園中，一半供奉在Tucson我這裏。一東一西，亦東亦西，她永遠能同時看到世界的黑暗麵和光明麵。母親生於辛亥，公元1911年。按傳統，2010年春節一過，她就一百歲了。我想念著她，無論是黑暗中或光明裏，也是永遠。
2010年清明前，Tuc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