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荊軻：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
向紅，《新史記》第4期
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其獨特的鋒芒：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真話、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如今四個十年過去了。每年的這個日子，我會和許多受“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一樣，思緒萬千。在40年前，我已經下了結論：從政治生命這個層麵上講，政治上的我，已經隨著我父親死去了。遺憾的是，40年來的經曆證明了我的預言。
關於“九一三”，的確是一個令我難以回避又難以把握的命題。鑒於我與之40年的淵源，我想嚐試一下管中窺豹，來談談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對曆史知之甚少。我認為：研究曆史就是要細，因為往往細節導致拐點或突變，所以點點滴滴，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個人回顧曆史，卻不能走得太近，否則深陷其中，枝枝蔓蔓，曆曆在目，隻能看到一家一戶的離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糾結？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這個事件上，要學著站得高一點，離自己的利益遠一點，去看國家、民眾的利益，“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爺爺、爸爸與我
聽我奶奶講，爺爺很早就是地下黨，後來參加了八路軍，一穿軍裝就是幹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後勤幹部，一直隨著四野打到廣東。我父親從小當過兒童團長，在抗日中學畢業，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黨；他是搞宣傳出身，入伍後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幹事並兼職戰地記者，身上有兩處遼沈戰役的彈片留下的傷疤；組建空軍時他所在的那個團去了空軍第一航校，他還是搞宣傳。他是個政治上很堅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躍，很要求上進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給劉亞樓司令員做了幾年秘書。
他給劉亞樓當秘書時，有一次上午到的大開本《參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給劉司令看。劉批評了他。他解釋，這隻是一本《參考消息》，不是文件，並沒耽誤工作，遂不肯認錯。劉的性格很聞名，豈能允許別人反駁和異議，尤其是自己的秘書，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再次批評我父親，好像說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親也很倔，有些不識時務，堅持不認錯，劉亞樓大為光火。我父親那時是少校，劉為此在空軍出台了一條新政：凡是少校軍銜沒有擔任過指導員或教導員等職務的，一律下放一年，補課。這就是我父親後來下放到江蘇鹽城高炮某部，擔任了一年營教導員的前因後果。
於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軍，是革命老幹部；他父親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廣播電台的創始人，後來擔任過上海市人民廣播電台理論編輯部的領導，1958年支邊調到寧夏省電台工作。
我也還清晰地記得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穿著新軍裝，寡言少語地坐在我家床上，見我進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後來他成熟了，也胖了，像個幹部的樣子了，到哪兒都能聽見歌頌他父親和讚美他的話，每逢此時，他隻微微一笑，頷首致意，應付自如，並不張狂，平時依然寡言少語，好像總是有事可做，從未見過他懶散的樣子。
後來跟林立果見麵次數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紀要》聯係起來。
我們一直在想：是什麽讓我父親從當年一個學習毛選、宣講毛選的“積極分子”，和那些空軍黨辦的精英們，變成了後來的他們？可以說他們都已經有家有業，也有一定權勢，他們還想幹什麽？怎麽就願意冒死跟著林立果幹出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呢？難道是貪圖更多的權益？難道是腦子一熱、自我膨脹？或是上了“賊船”下不來了？林立果還折騰什麽呀？林彪不是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嗎？一開始怎麽也想不通，第一次覺得熟悉的父親那麽的陌生；後來慢慢想通了一點，逐漸地，我們開始走近我父親。
我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們部隊學員的夥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夥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後，女孩子們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麵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麽好神秘的？也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們神秘、機動的工作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麽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隻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父親對我“路線交底”
盡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麽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問有沒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這個家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歎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隻不過我沒有真正領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對我說，你不要看咱們家現在這些條件，以為我們和呂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風平浪靜，路線鬥爭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隨時都有風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這樣打下大半個中國，這麽大功勳的人還要被整，是卸磨殺驢啊！
他眼裏含著淚，空氣很凝重。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不知道怎麽安慰他，同時也被這些話的內容鎮住了，我不再抽泣。憑著自己的那點文學知識，腦子一個勁兒地思索著，怎麽把成語與現實結合起來：誰是狡兔？誰是走狗？“文革”時期的思維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誰把林副主席當“驢”？但還是怯怯地問了父親一句，誰還敢整林副主席啊？
後麵的談話裏他提到了江青的外號“白花蛇”，張春橋的外號“眼鏡蛇”，姚文元的外號“響尾蛇”……說要“清君側”；他說“現在軍隊受壓”，“國民經濟倒退”，“筆杆子要壓倒槍杆子”，形勢“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他還說“上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二桃殺三士”；他對著周圍一揮手，說：“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可能是階下囚！這一切，說沒有就沒有了！”
我雖然懂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殺驢”這兩句成語的含義，但僅停留在字義上；對“二桃殺三士”則不太明白，父親耐心地給我講了典故，解釋是借刀殺人的意思。
父親對子女要求一向很嚴格，很注意督促我們學習、看書，看完了還要讓我們談讀書心得，比如我們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讀完《共產黨宣言》，並且談了心得，通過了之後，才同意我們走的。此時此刻的講解，使他剛才流露出來的義憤和憂慮緩解了許多，又恢複到了平時對我們循循誘導的狀態，但仍然流露出一絲疲憊。這是與平時不一樣的一次談話，父親和我是平等的，我傾聽了他的內心，他跟我講了他的工作，雖然不能分擔什麽，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隻緣身在此山中”，除了記住了“路線鬥爭很複雜”、“很激烈”這一類平時也聽到過的話，並沒有感到事態嚴重。
時值8月底，從這次談話來看，林彪已經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覺到了。《紀要》裏他們對“四人幫”的反感，已經到了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對此的立場和態度；那幾個充滿了悔恨的不祥成語，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間是被毛澤東“利用”了的無奈境地，隻是出自我父親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還是林立果，起碼是林立果吧！事後我明白了，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發生了動搖，軍委辦事組勢力由盛到衰，跟著汪東興積極發言的軍隊幹部全部吃癟……林立果他們感到大勢將去，所以才有了後來“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裏的那句氣話，竟不幸一語成讖——從此無家可歸。
父親說：林彪對“文革”看法跟毛完全不一樣
很多人描述過那一夜，都會使用“驚心動魄”一詞。我不會，因為當時我在廣州上學，沒有和家人一起親曆北京那一夜。但從他們的描述裏，我聽出父親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勞”，也聽出了沒有過的“緊張”、“情緒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個詞去形容家人麵前的父親，因為他不是“黨辦的周副主任”，他隻是一個同時兼有兒子、兄長、丈夫、父親身份的普通人。接下來的40年裏，這種痛徹心扉的感覺揮之不去。
9月10號，接到我父親拍去“母親病重”的電報的二叔，帶著三歲多的女兒從外地趕到了我家。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我父親已經常常忙得夜不歸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親特地回來見他，神態很正常。
二叔問他，媽沒病呀，你怎麽拍電報說媽病了？
他說，最近要開九屆三中全會，開四屆人大，這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會。江青、張春橋要整軍隊這些人，形勢比較緊張，北京是個火藥桶，我因為和林立果的關係，已經卷到他們的糾紛裏去了。今後我就顧不上家，也顧不上管媽了，你把媽帶走，以後你要多照顧弟弟、妹妹們。這個“他們”是誰，當時二叔沒問，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諱別人問。
二叔問：我什麽時候走？我父親說，不著急，先在北京玩玩，過兩天再走。還說：你不用惦著我們，我們跟林副主席到廣州去。家裏你想拿什麽就拿，有獵槍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愛好。
二叔看他情緒一點也不緊張，就像平時的樣子，也沒覺得情況很嚴重。他倆談話時間很短，談完他就走了，看來是專門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樣安置母親的事情來了。
9月12號晚上我父親又回來了，他跟二叔說，你和媽準備準備，收拾收拾東西，明天早上有人給你們送車票來，把你們送到車站。我們也收拾東西走，去北戴河，然後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廣州。說著他把家裏所有的積蓄大概有三千元，給了二叔，說是讓他以後用來照顧老母親。後來二叔被辦班時，這筆錢都被搜走了，同時被搜去的還有一塊林立果送的勞力士金表，據說世界上隻有60隻，至今都沒有歸還。
我哥哥和弟弟聽說要去北戴河，很高興，因為能見到林副主席了。
接著他告訴我奶奶：媽，我睡五分鍾，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親和我媽媽收拾東西時，二叔不放心，怕眼下這事是因為軍隊之間的派係鬥爭鬧的，就過去問他：到底怎麽回事啊？他說，你不要問。二叔還是問他：主席的態度是怎麽樣？是不是支持你們呢？
他衝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們兄弟中唯一的大學生，1957年一上大學就趕上“反右”，所以曆來對政治沒興趣，淡泊名利。這在我父親看來屬於政治上不要求進步，以前哥倆碰在一起就經常辯論。
1969年九大以後，二叔來北京出差。後來他告訴我：
那次我想打聽一下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談到政治上的、國內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問他：國家這麽搞，不是胡來嗎？
他說：都是主席搞的。
我問：將來怎麽辦？
他說：他搞的，將來他負責嘛。
我問：你對像章感興趣嗎？
他說：不感興趣。
我又問：將來林副主席上台是什麽政策？
他說：搞經濟建設，搞科學技術。
我問：對知識分子什麽政策？
他說：將非常重視知識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但是誰給他（指毛）提意見他打倒誰，就整誰，像彭德懷、陳毅……江青和張春橋曆史上有問題。
我父親告訴他，有一次他和我媽媽到林彪家裏去看了兩個電影，其中有一部是蘇聯電影《祖國在召喚》，講的就是國家建設需要知識，國家需要知識分子。
二叔的話，讓我想起“調研小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講過，我父親跟他們講過，林彪對“文革”的“看法當然有，跟毛澤東完全不一樣。林說……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後傳說毛家灣有一書法條幅：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我不知道父親講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於林立果之口。這些話雖然聽了真會“驚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麽有希望，那麽真實，那麽好！
此時，他隻有安慰哥哥說：咳，這都是階級鬥爭嘛。
我父親聽了情緒有些激動，他反駁道：什麽階級鬥爭？他們完全就是整人！爭權奪利，整人！你知道嗎？中國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們整死的！？我父親接著說，我已經登上曆史舞台，我是下不來了，隻有盡力去幹了！
二叔聽了他的話，知道哥哥這回真的是卷進政治漩渦裏去，想出也出不來了。
我媽媽在旁邊一邊收拾一邊也說，他們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斬盡殺絕！
我父親接著我媽媽的話說：他們也好不了，將來也會有人收拾他們！
我媽媽又補充了一句：他（指毛）聽江青的。
我媽媽是個醫生，是個非常本分、老實到木訥的傳統女性，家都交給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親，也從來不過問我父親的事情。可能是因為我們和父母一直是傳統的子女與長輩的關係，從來也不交談這些政治上的問題，也沒見過他們彼此之間交談。我聽了二叔的描述，很難相信他講的是我媽媽——從什麽時候開始，她也明白這些事情了？我很震驚，但二叔的話我是相信的，暑假時父親不也給我打“預防針”了嗎？他要是不跟我媽媽“交底”，我媽媽怎麽跟他走呢？
就在那個夜晚，他們的幾番交談揭開了中國紅色鐵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個涉及國家的最高機密。多年來，它猶如悶雷一直在我心頭滾動。
“九一二”之夜：父親一切都在所不顧
直到後來在裏屋接了一個電話，我估計是林立果讓我父親“北上”的那個電話，他才顯得有些著急了。他匆匆忙忙帶著我媽媽和我兄弟走了，家裏安靜下來，就剩下二叔陪著奶奶，他的小女兒早就睡了。
誰知沒過多久他們又回來了，我父親自己上樓來，二叔問他，你怎麽回來了？他說吳法憲在機場呢，走不了了。二叔當時也不懂“吳法憲在機場”是什麽意思。
他要馬上送二叔去火車站，並且說：你把向陽帶走吧！我把你們送走，你們買明天早上的車票走。媽就留下吧，要不家裏沒個人。
在去車站的路上，我父親說：到時候什麽都顧不了了！誰也顧不了了！
我二叔當時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國外去。“到時候……誰也顧不了了”，這個“誰”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聽見了這句話，無論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實答案，我媽媽可能也是如此。我父親從火車站回來，在我家樓下讓媽媽和弟弟下車，車沒熄火，馬上又開走了，媽媽很不放心，匆忙中問了他一句：什麽時候回來？他的回答淹沒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裏，媽媽隱約聽他說了一句：別等我了！這句話就成了我父親留給我媽媽的臨終遺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據我哥哥回憶，我父親在9月12號晚上已經有了赴死的準備了。因為沒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前途叵測，肯定是凶多吉少，從西郊機場回來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過去都說，人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我現在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了。
他是準備去死了。
於新野叔叔的愛人李雯阿姨也告訴我們——她在1971年暑假結束回西安第二軍醫學院以後，收到過一封“九一三”前於叔叔發自廣州的信。信上說，如果以後有什麽事，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口氣挺內疚的。
以前他們倆人之間就經常開這種玩笑，李阿姨說：我如果先死了，兩個孩子交給你哦。於叔叔也說：我要是先死了，兩個孩子就交給你。兩人笑著，說：那就看誰先死吧。於叔叔最後這封信，等於是他的遺書，是向李阿姨交待後事。
他也準備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個人的行為舉止以及整個過程，對我無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讀懂他們。我走訪過一些父親以前的領導和同事，他們對父親本質和能力的評價使我寬慰。
正像於新野叔叔曾經說過的那樣：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們懷著美好而壯麗的理想，做著自己認為是反獨裁、正黨風、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會犧牲也義無反顧的革命者，他們舍生取義，是現代的荊軻，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倡導改革開放的先烈，他們用生命譜寫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大愛。
40年來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從未平息過，隨著客觀環境的改善，隨著真相的不斷披露，學者和世人們已漸漸脫離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讀他們，對他們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資料的研究也越發深入，這是令人欣慰的。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除了可以讀出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外，其憤慨的後麵，更多的是對國家大政背離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他們曾經抱著這一理想入黨、參軍，抱著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紀要》之所以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撻，就是因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了真話，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越來越善於獨立思考，終將難掩其獨特的鋒芒。
孟子雲：“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陌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為反麵教材，它的曆史使命也沒有終結，對於專製的統治者們來說，依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四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親他們在天有靈，一定會滿懷眷戀地俯瞰這片大地，一定會深深關注這片大地上的四季風雲，他們一定希望黨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國家有序發展，一定希望軍隊越來越強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來。
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中國人民額手稱慶，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親他們沒有完成的心願。請讓我們共同記住這個40年前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們命運的日子吧！
向紅，《新史記》第4期
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其獨特的鋒芒：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真話、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如今四個十年過去了。每年的這個日子，我會和許多受“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一樣，思緒萬千。在40年前，我已經下了結論：從政治生命這個層麵上講，政治上的我，已經隨著我父親死去了。遺憾的是，40年來的經曆證明了我的預言。
關於“九一三”，的確是一個令我難以回避又難以把握的命題。鑒於我與之40年的淵源，我想嚐試一下管中窺豹，來談談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對曆史知之甚少。我認為：研究曆史就是要細，因為往往細節導致拐點或突變，所以點點滴滴，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個人回顧曆史，卻不能走得太近，否則深陷其中，枝枝蔓蔓，曆曆在目，隻能看到一家一戶的離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糾結？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這個事件上，要學著站得高一點，離自己的利益遠一點，去看國家、民眾的利益，“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爺爺、爸爸與我
聽我奶奶講，爺爺很早就是地下黨，後來參加了八路軍，一穿軍裝就是幹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後勤幹部，一直隨著四野打到廣東。我父親從小當過兒童團長，在抗日中學畢業，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黨；他是搞宣傳出身，入伍後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幹事並兼職戰地記者，身上有兩處遼沈戰役的彈片留下的傷疤；組建空軍時他所在的那個團去了空軍第一航校，他還是搞宣傳。他是個政治上很堅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躍，很要求上進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給劉亞樓司令員做了幾年秘書。
他給劉亞樓當秘書時，有一次上午到的大開本《參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給劉司令看。劉批評了他。他解釋，這隻是一本《參考消息》，不是文件，並沒耽誤工作，遂不肯認錯。劉的性格很聞名，豈能允許別人反駁和異議，尤其是自己的秘書，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再次批評我父親，好像說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親也很倔，有些不識時務，堅持不認錯，劉亞樓大為光火。我父親那時是少校，劉為此在空軍出台了一條新政：凡是少校軍銜沒有擔任過指導員或教導員等職務的，一律下放一年，補課。這就是我父親後來下放到江蘇鹽城高炮某部，擔任了一年營教導員的前因後果。
於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軍，是革命老幹部；他父親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廣播電台的創始人，後來擔任過上海市人民廣播電台理論編輯部的領導，1958年支邊調到寧夏省電台工作。
我也還清晰地記得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穿著新軍裝，寡言少語地坐在我家床上，見我進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後來他成熟了，也胖了，像個幹部的樣子了，到哪兒都能聽見歌頌他父親和讚美他的話，每逢此時，他隻微微一笑，頷首致意，應付自如，並不張狂，平時依然寡言少語，好像總是有事可做，從未見過他懶散的樣子。
後來跟林立果見麵次數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紀要》聯係起來。
我們一直在想：是什麽讓我父親從當年一個學習毛選、宣講毛選的“積極分子”，和那些空軍黨辦的精英們，變成了後來的他們？可以說他們都已經有家有業，也有一定權勢，他們還想幹什麽？怎麽就願意冒死跟著林立果幹出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呢？難道是貪圖更多的權益？難道是腦子一熱、自我膨脹？或是上了“賊船”下不來了？林立果還折騰什麽呀？林彪不是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嗎？一開始怎麽也想不通，第一次覺得熟悉的父親那麽的陌生；後來慢慢想通了一點，逐漸地，我們開始走近我父親。
我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們部隊學員的夥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夥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後，女孩子們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麵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麽好神秘的？也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們神秘、機動的工作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麽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隻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父親對我“路線交底”
盡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麽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問有沒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這個家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歎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隻不過我沒有真正領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對我說，你不要看咱們家現在這些條件，以為我們和呂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風平浪靜，路線鬥爭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隨時都有風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這樣打下大半個中國，這麽大功勳的人還要被整，是卸磨殺驢啊！
他眼裏含著淚，空氣很凝重。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不知道怎麽安慰他，同時也被這些話的內容鎮住了，我不再抽泣。憑著自己的那點文學知識，腦子一個勁兒地思索著，怎麽把成語與現實結合起來：誰是狡兔？誰是走狗？“文革”時期的思維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誰把林副主席當“驢”？但還是怯怯地問了父親一句，誰還敢整林副主席啊？
後麵的談話裏他提到了江青的外號“白花蛇”，張春橋的外號“眼鏡蛇”，姚文元的外號“響尾蛇”……說要“清君側”；他說“現在軍隊受壓”，“國民經濟倒退”，“筆杆子要壓倒槍杆子”，形勢“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他還說“上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二桃殺三士”；他對著周圍一揮手，說：“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可能是階下囚！這一切，說沒有就沒有了！”
我雖然懂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殺驢”這兩句成語的含義，但僅停留在字義上；對“二桃殺三士”則不太明白，父親耐心地給我講了典故，解釋是借刀殺人的意思。
父親對子女要求一向很嚴格，很注意督促我們學習、看書，看完了還要讓我們談讀書心得，比如我們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讀完《共產黨宣言》，並且談了心得，通過了之後，才同意我們走的。此時此刻的講解，使他剛才流露出來的義憤和憂慮緩解了許多，又恢複到了平時對我們循循誘導的狀態，但仍然流露出一絲疲憊。這是與平時不一樣的一次談話，父親和我是平等的，我傾聽了他的內心，他跟我講了他的工作，雖然不能分擔什麽，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隻緣身在此山中”，除了記住了“路線鬥爭很複雜”、“很激烈”這一類平時也聽到過的話，並沒有感到事態嚴重。
時值8月底，從這次談話來看，林彪已經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覺到了。《紀要》裏他們對“四人幫”的反感，已經到了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對此的立場和態度；那幾個充滿了悔恨的不祥成語，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間是被毛澤東“利用”了的無奈境地，隻是出自我父親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還是林立果，起碼是林立果吧！事後我明白了，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發生了動搖，軍委辦事組勢力由盛到衰，跟著汪東興積極發言的軍隊幹部全部吃癟……林立果他們感到大勢將去，所以才有了後來“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裏的那句氣話，竟不幸一語成讖——從此無家可歸。
父親說：林彪對“文革”看法跟毛完全不一樣
很多人描述過那一夜，都會使用“驚心動魄”一詞。我不會，因為當時我在廣州上學，沒有和家人一起親曆北京那一夜。但從他們的描述裏，我聽出父親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勞”，也聽出了沒有過的“緊張”、“情緒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個詞去形容家人麵前的父親，因為他不是“黨辦的周副主任”，他隻是一個同時兼有兒子、兄長、丈夫、父親身份的普通人。接下來的40年裏，這種痛徹心扉的感覺揮之不去。
9月10號，接到我父親拍去“母親病重”的電報的二叔，帶著三歲多的女兒從外地趕到了我家。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我父親已經常常忙得夜不歸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親特地回來見他，神態很正常。
二叔問他，媽沒病呀，你怎麽拍電報說媽病了？
他說，最近要開九屆三中全會，開四屆人大，這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會。江青、張春橋要整軍隊這些人，形勢比較緊張，北京是個火藥桶，我因為和林立果的關係，已經卷到他們的糾紛裏去了。今後我就顧不上家，也顧不上管媽了，你把媽帶走，以後你要多照顧弟弟、妹妹們。這個“他們”是誰，當時二叔沒問，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諱別人問。
二叔問：我什麽時候走？我父親說，不著急，先在北京玩玩，過兩天再走。還說：你不用惦著我們，我們跟林副主席到廣州去。家裏你想拿什麽就拿，有獵槍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愛好。
二叔看他情緒一點也不緊張，就像平時的樣子，也沒覺得情況很嚴重。他倆談話時間很短，談完他就走了，看來是專門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樣安置母親的事情來了。
9月12號晚上我父親又回來了，他跟二叔說，你和媽準備準備，收拾收拾東西，明天早上有人給你們送車票來，把你們送到車站。我們也收拾東西走，去北戴河，然後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廣州。說著他把家裏所有的積蓄大概有三千元，給了二叔，說是讓他以後用來照顧老母親。後來二叔被辦班時，這筆錢都被搜走了，同時被搜去的還有一塊林立果送的勞力士金表，據說世界上隻有60隻，至今都沒有歸還。
我哥哥和弟弟聽說要去北戴河，很高興，因為能見到林副主席了。
接著他告訴我奶奶：媽，我睡五分鍾，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親和我媽媽收拾東西時，二叔不放心，怕眼下這事是因為軍隊之間的派係鬥爭鬧的，就過去問他：到底怎麽回事啊？他說，你不要問。二叔還是問他：主席的態度是怎麽樣？是不是支持你們呢？
他衝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們兄弟中唯一的大學生，1957年一上大學就趕上“反右”，所以曆來對政治沒興趣，淡泊名利。這在我父親看來屬於政治上不要求進步，以前哥倆碰在一起就經常辯論。
1969年九大以後，二叔來北京出差。後來他告訴我：
那次我想打聽一下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談到政治上的、國內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問他：國家這麽搞，不是胡來嗎？
他說：都是主席搞的。
我問：將來怎麽辦？
他說：他搞的，將來他負責嘛。
我問：你對像章感興趣嗎？
他說：不感興趣。
我又問：將來林副主席上台是什麽政策？
他說：搞經濟建設，搞科學技術。
我問：對知識分子什麽政策？
他說：將非常重視知識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但是誰給他（指毛）提意見他打倒誰，就整誰，像彭德懷、陳毅……江青和張春橋曆史上有問題。
我父親告訴他，有一次他和我媽媽到林彪家裏去看了兩個電影，其中有一部是蘇聯電影《祖國在召喚》，講的就是國家建設需要知識，國家需要知識分子。
二叔的話，讓我想起“調研小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講過，我父親跟他們講過，林彪對“文革”的“看法當然有，跟毛澤東完全不一樣。林說……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後傳說毛家灣有一書法條幅：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我不知道父親講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於林立果之口。這些話雖然聽了真會“驚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麽有希望，那麽真實，那麽好！
此時，他隻有安慰哥哥說：咳，這都是階級鬥爭嘛。
我父親聽了情緒有些激動，他反駁道：什麽階級鬥爭？他們完全就是整人！爭權奪利，整人！你知道嗎？中國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們整死的！？我父親接著說，我已經登上曆史舞台，我是下不來了，隻有盡力去幹了！
二叔聽了他的話，知道哥哥這回真的是卷進政治漩渦裏去，想出也出不來了。
我媽媽在旁邊一邊收拾一邊也說，他們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斬盡殺絕！
我父親接著我媽媽的話說：他們也好不了，將來也會有人收拾他們！
我媽媽又補充了一句：他（指毛）聽江青的。
我媽媽是個醫生，是個非常本分、老實到木訥的傳統女性，家都交給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親，也從來不過問我父親的事情。可能是因為我們和父母一直是傳統的子女與長輩的關係，從來也不交談這些政治上的問題，也沒見過他們彼此之間交談。我聽了二叔的描述，很難相信他講的是我媽媽——從什麽時候開始，她也明白這些事情了？我很震驚，但二叔的話我是相信的，暑假時父親不也給我打“預防針”了嗎？他要是不跟我媽媽“交底”，我媽媽怎麽跟他走呢？
就在那個夜晚，他們的幾番交談揭開了中國紅色鐵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個涉及國家的最高機密。多年來，它猶如悶雷一直在我心頭滾動。
“九一二”之夜：父親一切都在所不顧
直到後來在裏屋接了一個電話，我估計是林立果讓我父親“北上”的那個電話，他才顯得有些著急了。他匆匆忙忙帶著我媽媽和我兄弟走了，家裏安靜下來，就剩下二叔陪著奶奶，他的小女兒早就睡了。
誰知沒過多久他們又回來了，我父親自己上樓來，二叔問他，你怎麽回來了？他說吳法憲在機場呢，走不了了。二叔當時也不懂“吳法憲在機場”是什麽意思。
他要馬上送二叔去火車站，並且說：你把向陽帶走吧！我把你們送走，你們買明天早上的車票走。媽就留下吧，要不家裏沒個人。
在去車站的路上，我父親說：到時候什麽都顧不了了！誰也顧不了了！
我二叔當時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國外去。“到時候……誰也顧不了了”，這個“誰”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聽見了這句話，無論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實答案，我媽媽可能也是如此。我父親從火車站回來，在我家樓下讓媽媽和弟弟下車，車沒熄火，馬上又開走了，媽媽很不放心，匆忙中問了他一句：什麽時候回來？他的回答淹沒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裏，媽媽隱約聽他說了一句：別等我了！這句話就成了我父親留給我媽媽的臨終遺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據我哥哥回憶，我父親在9月12號晚上已經有了赴死的準備了。因為沒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前途叵測，肯定是凶多吉少，從西郊機場回來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過去都說，人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我現在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了。
他是準備去死了。
於新野叔叔的愛人李雯阿姨也告訴我們——她在1971年暑假結束回西安第二軍醫學院以後，收到過一封“九一三”前於叔叔發自廣州的信。信上說，如果以後有什麽事，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口氣挺內疚的。
以前他們倆人之間就經常開這種玩笑，李阿姨說：我如果先死了，兩個孩子交給你哦。於叔叔也說：我要是先死了，兩個孩子就交給你。兩人笑著，說：那就看誰先死吧。於叔叔最後這封信，等於是他的遺書，是向李阿姨交待後事。
他也準備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個人的行為舉止以及整個過程，對我無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讀懂他們。我走訪過一些父親以前的領導和同事，他們對父親本質和能力的評價使我寬慰。
正像於新野叔叔曾經說過的那樣：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們懷著美好而壯麗的理想，做著自己認為是反獨裁、正黨風、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會犧牲也義無反顧的革命者，他們舍生取義，是現代的荊軻，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倡導改革開放的先烈，他們用生命譜寫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大愛。
40年來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從未平息過，隨著客觀環境的改善，隨著真相的不斷披露，學者和世人們已漸漸脫離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讀他們，對他們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資料的研究也越發深入，這是令人欣慰的。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除了可以讀出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外，其憤慨的後麵，更多的是對國家大政背離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他們曾經抱著這一理想入黨、參軍，抱著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紀要》之所以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撻，就是因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了真話，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越來越善於獨立思考，終將難掩其獨特的鋒芒。
孟子雲：“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陌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為反麵教材，它的曆史使命也沒有終結，對於專製的統治者們來說，依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四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親他們在天有靈，一定會滿懷眷戀地俯瞰這片大地，一定會深深關注這片大地上的四季風雲，他們一定希望黨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國家有序發展，一定希望軍隊越來越強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來。
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中國人民額手稱慶，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親他們沒有完成的心願。請讓我們共同記住這個40年前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們命運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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