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同胞們為爭“高興”權種下的“台灣新文化運動”這個瓜沒白種。
選舉權，因為日本人的“生物學原理說”，“沒素質”的同胞們“被”不需要了。但是，“文化運動”給這些“沒素質”的一個機會去體驗一下“有素質”的人是如何“對社會負責”的。
這就要說說同胞們那份自己辦的報紙。台灣日治時期原本沒有中文的民間報紙，這條路被台日當局給卡的死死的。結果文化運動的哥兒幾個稍微動了點腦子，在日本申請了個許可證，整出來個東京發行的“台灣民報”。然後設法轉進寶島，就有了在台灣發行的中文“台灣民報”。開始是雙周刊，進步到周報後來成為日報。名稱也幾經變動，最後成為“台灣新民報”。
當時台灣的“官方語言”早就是日語了，中文雖沒被禁止，但很受限製。“台灣新民報”這個唯一的中文報紙，自然是夾縫裏求生存。不但報方出版發行要受日本人監控，報紙的消費者都得小心，買報紙也會被莫名其妙的盯上，處境大概隻比文革時“偷聽敵台”的潛在“階級敵人”稍好而已。就是在報上做廣告的都肝顫，逢年過節在報紙上發廣告慶祝一番居然有用“無名氏”的名義做的。這個不算“革命”廣告太委屈了。咱們文化裏那個“含蓄”的“美德”其實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不含蓄的都“在我們的前麵英勇的犧牲了”。
在這種環境之下，1930年，“台灣新民報”玩了個邪性的遊戲，模擬選舉！
說是模擬，離真選舉的嚴格差遠了。“選票”就登在報紙上，見下：
“選”的是地方議員，誰從報紙上把“選票”剪下來就可以寄到報社投一票。當時應該沒有複印的辦法，所以多買報紙者可以多投票。如果注意看，這還是記名投票，但是那個名字可以隨意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報社自然無心也無能核對。所以這個模擬是線條很粗的民意調查。 但是，同胞們熱情。“選舉”一共收到了十九萬多張票。當選的多是“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知名人士。而且，同胞們公平，把個別對同胞友好的日本人也選進去了。別小看十九萬，1930年時“新民”還是周報不是日報，發行量大約在兩萬份左右（這個是推測，具體數據找不到，1925年發行1萬份，1937年五萬份），投出十倍的發行量來，得多大個熱情啊！同胞們了不起！所謂“素質論”，基本上是天天吃“葷”的哥幾個整出來唬人的。在那個年代，處於在中文報紙上做廣告都得偷雞摸狗的壓力下，同胞們的頭一次雖說是“過幹癮”，但是十九萬份的民主激情應該強烈的威懾到了台日當局。 於是就有了1935年的第一次台灣在日治下的地方選舉。這次，不是假的，但是是夾生的，因為選舉有諸多限製。首先，選舉隻選一半，另一半由行政當局任命（熟悉吧？）。這就完全排除了民選的議員與行政當局在法律上較真的可能。不但如此，就是那一半民選的，也有貓膩。選舉人的資格被設了諸多限，年歲、納稅記錄、同地居住長度與社會身份等等。雖然沒說隻有具日本姓名的才能選，結果是四百多萬同胞中有不到三萬人有選舉權，而三十多萬日本移民中到有三萬多一點有選舉權。民主，無論哪裏，都是一點點爭出來的。十幾年的“新文化”運動，為同胞們中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爭得了選舉權。雖如此，這一虛一夾生的選舉依然是同胞們的重要民主實踐，為日後繼續爭高興權開辟了一個可操作的途徑。 說到這兒，就得表揚一下咱黨的高明之處了。咱黨對任何有民意調查潛力的操作都看的倍兒緊。 皇權的套路，匯集的民意是不能有任何非官方出口的。記得李宇春 吧？湖南衛視很受歡迎的“超女”票選辦了幾屆就給停了。那東西太懸乎了，從民意女歌手到民意“人民的公仆”，一層窗戶紙。 下篇預報：抗戰（聖戰）中的心靈掙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