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文化大革命和兩種文化（ZT)

仲維光：文化大革命和兩種文化（續完）

成文日期：2008-12-09 03:24:33

極權主義文化下的老三屆文化熱（下）

三．有兩種文化大革命嗎？


否定紅衛兵的理想主義，則必然涉及有沒有所謂兩種文化革命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有兩種文革，一種是毛澤東共產黨的文革，另一種是被壓迫者反抗黨的官僚特權奴役人民的文革。（見《北京之春》，95年12月號，鬆齡，“如何從海外看中國？”）

在北京的時候，我轉交給許先生幾篇鄭義最近寫的文章，他仔細看了後和我進行了一次長談。談到兩種文革的提法時，他說他絕不同意這麽提。如果照此說法，那麽就也可以說有兩種世界大戰了。他問我的看法。我當然也不同意有兩種文革。

我之所以認為隻有一種文革，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並不存在一種真正走出文化革命中共產黨文化規範的不同的聲音，且不要說形成一種潮流或傾向，就連發出讓人“能觀察到”的異質的聲響都沒有。所有的造反派、平民都沒有走出共產黨的框架。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概念、思想，所追求的目標都沒有超出共產黨文化的範疇。都和毛澤東領導的文化革命血肉相連的融合在一起。這甚至包括劉賓雁先生所推崇的伊林·滌西，遇羅克，以及張誌新和楊曦光等人。遇羅克和楊曦光不過是這個肌體上的毒瘤而已。而張誌新和伊林·滌西連這一點也談不上。例如遇羅克在批判三家村時曾經多次寫稿給報社參加討論，此前此後也一直是作為那個社會的一分子而忙碌。

每一種文化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的東西，遇羅克不過也是這種文化內部的一種音符，也許可以稱為不諧和音，或者一聲打擊樂，甚至可能隻是轉換到另一樂章回應而已。他雖然已經接近否定這個社會，然而卻絕沒有否定和拋棄了這個社會及其文化，試圖重新演奏其它的樂曲。

以鄭義和筆者當時在清華附中的情況為例。我們那時（六六年至六八年）雖然作為平民子弟，對特權、對出身論非常不滿，但是對毛澤東，甚至中央文革，對共產黨毫無懷疑；認為特權是走資派的結果，對西方資本主義則充滿仇恨。我們那時認為搞文化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對西方文化我們持的也是這種批判態度，認為我們社會的文化已經超越了西方，我們要解決人類麵臨的問題。在受迫害的時候，鄭義甚至悄悄地把毛澤東紀念章別在胸前的肉上。

我們當時都是十六、七歲的年青人，即使是回憶對比我們當時“性”的覺醒和戀愛的態度，也能看出我們完全浸淫在這種特殊文化的河流中。所以，沒有兩種文化革命，有的隻是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性別的人是如何搞這一種文化革命的，有的隻是“龍生九種，種種不一”。紅衛兵，不論是哪一種，老紅衛兵、聯動也罷，造反派、四三派也罷都是典型的極權社會政治文化的產物，在六九年前都絕對沒有走出，或力圖走出極權主義社會及其文化的各種桎梏。

如果隻因為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不同就有另一種文化革命，那麽甚至可以說有很多種文化革命了，例如林彪的、汪東興的、周恩來的、農民的、工人的，而且即便反抗也絕不隻是平民的。

楊曦光應該說是最早可能走出那個文化，或說走出那個文化革命的人，但是一是由於封閉社會所能看到的東西太少，二是由於他過早被關進了監獄。

最早要逃離文化革命的人，就我所知是以《今天》所代表的那批北京市的老三屆學生。在六九年以後，七十年代初期，他們一步步步履維艱地向外走去。但是，這種走出的過程可能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完成。這其實可以從七十年代末期後所謂朦朧派詩人的作品中也能看出來，力圖用另一種語言表述的準政治性作品，對“人民”的歌頌，對傳統的所謂追尋，如北島的前期作品，“回答”，江河的“紀念碑”，楊煉的所謂中國神話的重建，都顯示出過渡轉化時期的意念的混亂和語言的力不從心。

劉賓雁先生一再推崇《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的作者王山，認為他還在研究問題，並以此批評海外民運人士。實際上王山的這本書沒有任何新意。完全是一些極權文化的陳腔濫調。從根本上說，這種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研究方式既缺乏提出有意義問題的能力，也缺乏駕馭材料的方法。而且王山的這本書就政治上是完全維護現行的一切，就論述和文字上遠不如他的師祖，戚本禹等人。因此這本書是毫無價值的一本書，是共產黨文化蛻化的產物。而王山在這本書中顯示的是，他完全缺乏一般社會學術領域中的研究問題的能力。與王山相比，海外學人和民運人士，則或自覺，或不自覺的已經在尋求另一種文化，試圖提出或研究一些問題了。所以與王山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四．不同規範的兩種文化：極權主義文化和民主文化



然而，沒有兩種文化革命，但是卻有兩種文化：極權主義的文化與和它對立的民主社會的文化（當然還有其它文化，如伊斯蘭文化，我這裏隻比較這兩種文化）。沒有兩種文化革命的原因是因為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並沒有存在另一種文化，甚或另一種文化的萌芽。

極權文化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問題在於如何認識這種文化，如何認識這兩種對立文化之間的關係。

任何觀察都滲透著理論，認識這兩種文化的關係則涉及一個認識論理論基礎問題。

我是搞科學史的，以科學的發展為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的理論認為，不同科學理論，不同的科學家共同體有不同的心理規範，例如牛頓理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兩種理論是建立在不同的假設前提下的，有不同的規範。一種理論並不是從另一種理論中長出來的。而完全是重新建立一種新的規範的結果。規範的轉化需要“革命”。例如對老一代物理學家來說難以接受的量子論，對在新的規範中成長起來的年青的物理學家來說，則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就是普郎克定理，新的東西的完全確立，隻有等老一代的死去。

兩種文化的問題遠比牛頓理論和愛因斯坦理論的關係要複雜，其差異，其中存在的各種非理性因素，對立的前提也更為明顯。

極權社會是近代西方的產物，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新的政治形態。正如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的，“極權統治的手段不僅更加嚴酷，而且其極權主義形式與我們所知的其他政治壓迫形式（例如專製政府、僭主暴政、獨裁）有本質的區別。凡是在它崛起執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製度，摧毀這個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傳統。無論它的意識形態來自哪一種具體的民族傳統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極權主義政府總是將階級轉變成群眾，撤換政黨製度（不是用一黨製，而是用群眾運動來替代政黨製度），將權力中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建立一種公開走向宰製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極權主義運動從一黨製度中發展起來；每當這些製度變成了真正的極權主義，它們就開始按照價值觀念與其他一切製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種製度來運作，我們的傳統法律、道德或常識中的功利主義範疇都不再能幫助我們理解認識行動路線、對之作出判斷或者預言。”

過去的專製政權僅僅隻是迫害反對它的“政治敵人”，但是極權主義卻是毫不留情地消滅它的“順民”，對人進行集體的改造和屠殺。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條，如“你不應殺人”，“你不能作偽證”，而極權主義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人如此狂妄地認為人的力量無比偉大，對人加以改造，並且自稱是“曆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

這種新的專製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的統治支配下的。它以階級鬥爭或種族鬥爭為前提，以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為目標，用這套嚴格的意識形態來塑造和改造社會和人們的生活，使它統治的世界成為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的封閉的世界。

因此，不僅極權社會的一般生活心理規範和世界其它地區不同，而且極權社會的學術，文化，藝術，體育競技，甚至語言都有著自己獨特的規範。社會的轉化和文化的轉化與科學規範的轉化一樣需要革命，需要確立另一種前提和規範。這裏所說的革命的意義不是暴力的同義詞，而是指要一種徹底轉化。李澤厚和劉再複的告別革命其實是一種現實政治和理論文化問題等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的雜談。他們經常利用人們對暴力的厭惡作為維護極權主義政權及其政治、文化的借口。對極權社會的轉變來說，告別暴力或者說是避免暴力是應該的，但是告別革命卻是不可能的。無論製度還是文化的轉換都肯定是一種革命性的，象東歐轉換那樣的“和平革命”依然是革命。

當然極權社會的這種規範不隻是在極權社會孤立地存在，它是近代西方的產物，是從西方各類左派理論中衍生出來，並被實踐的，所以極權社會的知識分子可以較為容易地在西方的各類新馬克思主義者中找到“一些”共同的語言和心理特質。這當然也是中國的紅衛兵在西方引起激蕩的原因。反過來也可以說明，紅衛兵不是中國傳統的產物，而是“西化”的結果。但是這並不表明極權主義的文化和當代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是可以互相約化，互相理解的。這兩種文化的差異並不比土著文化和當代社會的文化差異更小。



五．極權文化衰落中的老三屆文化熱



老三屆中有各個階層的人，各種類型的人。因此，就我所知，目前在大陸的老三屆學生中憶舊，對現實不滿的人大約有幾種：

第一種人，休閑式的回憶。這些人是以依附於極權社會的知識分子和平民子弟為代表，他們以順從聽話的工作而一帆風順，他們或已經升到中層幹部，或相當於此的高級知識分子職稱，或一些中大型公司的中堅人物。他們充滿“甜蜜”的回憶的目的是希望更為“理想”的環境，當然也兼有對自己一路奮鬥到這種地步、對青春的回憶以及對其他不同代的人的教導。這些人支配著老三屆的文化熱。

第二種人，充滿牢騷的回憶。這些人以仍然在社會底層煎熬的平民為主。他們雖然回了城，重新進入了生活，但是，生活充滿了艱難。因此，這種回憶成了他們的一個精神寄托。其中當然也充滿了無可奈何。這些人被第一種人帶著，跟著“熱”走。是懷舊熱中的主體。

第三種人，充滿仇恨的回憶。這是一種從地獄中噴發出來的仇恨。這些人是以一小部分高幹子弟為代表。他們一方麵自己已經腰纏萬貫，身居高位，但是，另一方麵和他們原來的政治抱負，例如未來的總理、政治局委員等相比又還相差很遠。而且他們看到社會的變化對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越來越不利，因為不得不采取的“讓”民政策─“改革”，使得他們所鄙視的馴服的平民子弟的機會越來越多，因此，他們對現實有一種無名的憤怒和痛恨。他們不怎麽介入這種所謂“文化熱”。

第四種人，帶有反叛的回憶。具有自覺意識的這類人不多，但是從六十年代末期以來，在老三屆中始終存在這種傾向。並且在各類具有反叛意識的人中，老三屆的一些人依然是最有影響和深度的一些人之一。這樣的聲音，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經隨《今天》和《星星畫展》開始登上台麵，今天在大陸，雖然不如八十年代初期那樣使人能明顯地看到它的存在，由於極權社會的特質，在老三屆文化熱中很少影響，但是，仍然還是可以感到它的存在。

總起來說，與極權社會共生共長的老三屆，處於八九年之後的極權社會式微的時代，他們和極權社會一起麵臨了新的問題和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顯得無所適從，從而產生懷舊，這是必然的。這一切支配形成了今天老三屆文化熱。

這樣一種懷舊表現在兩方麵，一是精神懷念，對理想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的懷念，二是對舊的倫理秩序的懷念和呼喚。然而，這兩種懷念都沒有什麽新意，不過是一個社會，一種文化的不同表現而已。正如天下大亂的文革中對五十年代秩序的懷念，七五年時某些知識分子和民眾對鄧小平的懷念，七六年後對周恩來的懷念，老三屆的懷舊熱之所以能在那個社會存在並產生影響，實際上是因為在他的旋律中融合著已經是昨日黃花的無可奈何的極權社會的招魂曲。

在極權社會，任何一個想象馬丁·路德·金那樣彈出人的金色的理想主義的旋律的人，隻要一有萌芽，就會立即被扼死在繈褓中，根本不要想在社會上安然存在。這從另一方麵說明了老三屆熱中的理想主義回憶，沒有什麽新的東西。

王蒙和陳建功等人對這種理想主義的反駁有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然而，問題在於雖然王蒙等人的對話中有很多字句是正確的並且是聰明的，但劉賓雁先生對他們的批評卻是非常準確的，因為他們對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枝節批評是為了維護現實，而不是為一種新的價值和文化的追求開道。例如他們居然在對話中認為現實已經是“我們三個人現在坐在這裏談，各說各的，沒有任何思想負擔。”“大狗叫，小狗也能叫。而且小狗還大可不必跟大狗學。”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老三屆文化熱的關鍵，如果大家都仍然隻是“狗”，怎麽叫，也隻是狗叫。一個社會不能隻允許“狗”存在。老三屆文化熱如果隻是狗叫，或狗吠，或狗囂，或哀鳴，無論怎樣都沒有什麽更多的意義。王蒙和陳建功等人能沒有任何思想負擔地談，這一自白本身也說明他們的思想是如何的馴服和貧困。這是不能用那個社會的困難處境來辯白的，因為現在沒有人逼迫他們非這樣說，他們完全可以回避這些問題。

老三屆文化熱能回憶和反省的是什麽呢？老三屆應該給他們的子女一些什麽有益的教訓，使他們的子女能美好的充滿人性的生活。在充滿苦難的中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

老三屆生長於一個完全意識形態化，完全封閉的社會，他們的知識和精神框架都是狹隘的和畸形的。他們訓練不足，既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訓練，又缺乏對西方文化的全麵了解和認識。在專業上，由於極權社會隻是想要把他們培養成馴服的工具，肢解了知識和文化，因此，他們得到的是孤立的“技術”，隻見一葉，不見知識的樹林。

一個人在幼年時如果營養不良，他在生理上就會發育不良，這種發育不良回影響他終生。其實一個人在精神上、人格上和知識上的成長何嚐不是如此。

在當年的所謂理想主義中，老三屆失去了多少寶貴的青春，美好的人性。老三屆這一代人並不比任何一代人差，他們本來能做更多的貢獻，獲得更美好的生活。但是，在當年，他們隻能，也隻會狂熱地跟著共產黨走。他們隻能下鄉或進工廠，沒有任何別的選擇。甚至不如抗日戰爭時代的人，那時的青年還能到後方去上學，或選擇別的出路。在上學的時候，老三屆沒有選擇自己的知識和思想的權利，社會以有限的知識和文化，有限的出路禁錮著他們。在青年時代，他們沒有自由選擇上學或出國的權利，在婚姻上，他們受戶口，工作，政治環境的限製。在競爭上，他們受特權，受社會的壓迫和盤剝。

在北京我遇到一些老三屆的朋友同學，他們仍然在中下層社會生活中掙紮，由於他們沒有很好的社會地位和門路，他們所能利用的資源隻剩下進城的農民，組織一些小的工組，分享到北京尋求出路的農民的勞動。可以說，至今老三屆中的絕大多數人仍然在不得不吞食極權社會給他們帶來的畸形惡果。

在倫理上，老三屆也經曆過痛苦和混亂。老三屆的人和父母的關係（既包括他們出生後父母與他們的關係，也包括其後他們對父母的態度），和朋友的關係，和師長的關係，無論是平民還是幹部子弟，都受政治和社會的嚴重幹擾，老三屆何曾真正享受過人倫之樂，何曾真正承擔過人倫的責任。

文化革命中的理想主義後麵隱藏著多少黑暗，多少苦難！今天苦苦掙紮的老三屆麵前又有多少肮髒，多少侮辱！東北邊陲寒風，黃土高原隴中，雲南叢林毒霧，內蒙草原風暴，哪裏沒有老三屆的寶貴青春。青春對一個人來說，隻有一次，老三屆扔掉的生命有意義嗎？憑什麽極權社會就能決定我們生命的一切，就應該剝奪我們的一切其它選擇，憑什麽我們現在還要或憶舊為他們唱讚歌，或象陳建功那樣唱進軍曲，或象梁曉聲那樣唱詠歎調。如果老三屆要回憶，就要回憶自己失去的美好的青春，生命，回憶自己失去的人性、愛情、親情，老三屆是和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人一樣的人，老三屆應該呼喚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

那一本本的回憶，一場場的侃侃而談的回憶，是把癰疽歌頌為豔若桃花，是把自己的瘡疤拿來炫耀。是還象六六年一樣在興高采烈地跟著極權社會毀滅自己。

先天不足再加上自大隻能使老三屆變成可笑的侏儒。

在北京的時候，我曾經有一次和女作家潘婧談過我們這一代的問題。她認為，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讓時代和社會毀了，象在戰爭年代的那一代人一樣，誰讓我們趕上了呢。我們在三十歲時要再化十年補課，重新構造自己的知識和精神框架，而這是在別的社會中生活的人與生俱來的。也許我們能作的就是把我們的時代和社會描述給我們的下代，在人類精神生活中留下一些有益的教訓，象曾經經曆過戰爭的人那樣。這種經驗和認識也是人類的財富。

老三屆與他的前幾代人及後一代人的差別，在於在老三屆中存在著前述的第四種傾向。這是極權社會在中國建立統治後的第一次人性的再生，第一次有一批人，盡管人數非常少，開始試圖脫離鐵板一塊的極權社會，放逐自己，追求另一種生活。然而隻是開始！

但是，八十年代以來的某些風行於大陸社會的所謂老三屆文學，如葉辛《蹉跎歲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雨》等作品卻是五十年代文學的繼續，是極權社會的文化果實。我們現在就可以肯定地說的是，極權社會中的老三屆文化熱中的這類文學、藝術，和他們從事過的紅衛兵運動，和極權社會中文學、藝術一樣，在文化領域中將隨著曆史的過去而煙消雲散，在人們一般的知識和精神生活中沒有任何價值。它隻可能對社會學、政治學和曆史學有意義。因為通過它可以研究了解極權社會和其時代。

老三屆已經有過一個開始，他們能否真正不負自己的苦難和時代，能為自己和自己的後代留下一些有益的工作，全在於老三屆能否正確地認識自己、反省自己、定位自己，不懈地走完餘下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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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了, 帖子..读不下去了... -珍曼- ♀ (0 bytes) () 02/23/2012 postreply 07: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