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友敬——關於兒童讀經的逆耳之言
記不得哪一天，收到一份郵件通知，到郵局取來一看，是一套《兒童中國文化導讀》，共六冊，其中《大學?中庸?論語》一冊、《老子莊子選》一冊、《唐詩三百首》一冊、《孟子》一冊、《詩經》一冊，還有《易經》一冊。都是大字白話文，無注釋，更沒有“導讀文字”，卻有拚音，十六開本。署名“紹南文化傳播公司編訂”，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寄件人我不相識，收件人的名字是我，就老實不客氣地收下了，心想也許是讓我向老師和家長們推薦推薦。但我在讀完後反而認為：這種“經典”，兒童不宜讀。當然，我也要說一說反對的理由。
據“出版說明”，香港有個南懷瑾主持的“國際文教基金會”，將台灣王財貴教授的“兒童誦讀經典”的“理念”介紹給大陸，非但“深受小朋友的喜愛”，而且“得到了眾多家長、教師和教育專家的肯定和支持”。“目前，已有近百萬兒童在誦讀經典中受益。”??照這樣說，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書中還專門介紹了王財貴的“基本理念摘要”，共十五條，我也不妨順著他的次序，一一說來：
一、王財貴說：“‘經典’是民族智慧的結晶，所載的常理常道，其價值曆久而彌新，任何一個文化係統皆有其永恒不變之經典作為源頭活水。‘經典’不僅構成民族之傳統，而且提供給全人類以無限之啟發。”
這種對“經典”的讚美，並沒有說明這些“經典”的“經典性”或“權威性”到底是什麽以及它為什麽會有如此的“價值”？我寧可接受陳來教授的說法：“經典的神聖權威性不是先驗的決定的，而是在共同體的文化生活實踐中曆史地實現的，是在人與人、人與曆史的關係中建立起來的。在中國更是在文化交往和禮儀實踐中建立起來的。一個經典之成為經典，在且僅在於群體之人皆視其為神聖的、有權威的、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經典的性質並非取決於文本的本身，而取決於它在一共同體中實際被使用、被對待的角色和作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他還在注中特別說明：“信眾群體的使用才是最根本的”。??我們無法想象，今日的中國人，尤其是兒童，都成為儒家的“信眾”，並且虔誠地“使用”這些“經典”。
我們不妨將這六本書每本的第一句拿來看一看：“大學之道在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莊子選》)；“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唐詩三百首》)(按：這書印錯了，原書的第一首應是張九齡《感遇詩》中的“蘭葉春葳蕤”，它卻把張氏的另一首“孤鴻海上來”莫名其妙地加到前麵了??引者)；“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易經》)??這些話，對今天的兒童來說，既讀不懂，又沒有用，它怎麽能成為“源頭活水”？《老子》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它們怎麽會變成“常理常道”？
過去，“四書五經”之所以成為經典，不外乎有兩個原因：第一，它可以成為專製統治者的“理論依據”，至少可以充當“門麵話”；第二，它是所有想做官的讀書人晉升的階梯，要靠它來考科舉。清末民初的學者鄧實說得很透徹：“審吾黃民之風俗政教，自秦至今，所謂一君主治之天下而已。以故其製度文物，則君主之製度文物也；其人材學術，則君主之人材學術也；其曆史，則君主一人之曆史也；其宗教，則君主一人之宗教也。”如實為“古史”的六經，便“所記皆人主之事；其書全體，則以君為綱，以臣為目，而於民十不及一二。”(轉引自羅誌田著《國家與學術：清末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時至今日，“為君”和“為臣”這兩方麵的需要都沒有了，我們老百姓又讀它作甚呢？
說得更徹底的是張中曉，他在《無夢樓隨筆》中說：“中國的古文化，不管它如何智慧和高超，歸根結底，沒有通過個人(即思維的自由)反思的心情，因此，對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中國人的理論、學術著作，讀來如一批命令，缺乏純真的樂趣(美學上的享受)。沒有精神參加進去，沒有精神(個性)的活動。或者是抄襲，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是宮廷語言的堆積。而思想，卻需要普遍性和個人感情(風格)的結合。”(上海遠東出版社)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把老祖宗的“命令”拿來給今日的兒童讀，以顯示我們在“繼承文化遺產”了。本來，這些文化“經典”自有其價值，主要是史料的價值，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祖先當時怎麽活、怎麽想、怎麽說、怎樣被命令。其中當然也有些是可以讓學生們讀讀的，如詩詞，如寓言，如小品文，也可以讓孩子看看孔夫子是怎樣教書的，孟夫子是怎樣說服(實際上說不服)君王的。關鍵是不能使它教條化、訓誡化，成為“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宗教經文。現在熱衷於讓兒童讀經的，除了港台的一些自命為“儒學繼承人”的人之外，還有一些則是丟失了別的信仰的“精神破落戶”，或是懶得獨立思考卻又想在教育圈子裏混下去的冬烘先生。
二、王財貴說：“十三歲以前是兒童記憶學習的黃金時期，也是兒童語言文字學習的最佳時期，更是兒童文化素養、高尚人格形成的關鍵時期。”
既然如此，為什麽要讓他們記住這些“古人的命令”，而不是目前家庭生活的溫暖、父母的慈愛、學校生活的愉快、小朋友的友誼呢？
既然如此，為什麽不讓他們學習最鮮活最生動的兒歌、童謠、童話、故事，而去學習佶屈聱牙的“四書五經”呢？
難道自由自在地說和寫，無拘無束地感受和想象就是缺乏“文化素養”，非要被古人命令和訓誡一番，並且牢牢記住背出，才能“形成高尚的人格”？
我認為：兒童的精神世界就是童心、童言、童真、童趣，他們應是在這樣的天地之中健康地成長，包括他們語言的習得與發展。他們之所以特別樂於接受兒童文學作品??兒歌、童話、故事等，就在於其中躍動著一顆顆童心，散發著童真和童趣。兒童有他自己的話語，這些話語雖幼稚卻真純，他們可以在生活交往中和閱讀中提煉自己的話語，漸漸地走向規範，走向成人化、社會化。所以，首先要保護“孩子自己的話”，然後才能通過交流，慢慢學會和熟悉“爸爸媽媽”，也就是成人的話語；行有餘力，才能接觸到古詩古文??“爺爺奶奶的話語”。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常識。現在我們偏要違背常識，先用完全無用又完全不懂的“四書五經”來灌輸給孩子，使他們既不能提煉和發展自己的話語，又不能用它來與父母、老師、社會交流，來習得普通社會生活的話語，這樣就堵塞了他們語言生長和發展的通道。一下子把他們從自己活潑生動、自然有趣的精神世界，強拉進僵硬死板、陳腐發黴的兩千多年前的精神世界，還要說它“不僅符合兒童學習的天性，而且自幼就開始接受五千年文化的熏陶，奠定一生優雅人格的基礎”。這可真是荒謬絕倫！
三、王財貴說：“記憶是一切學習的基層，關鍵是給兒童背什麽。應該背一生可以受益的東西。現在‘死背’多了，將來才能‘活用’。”“該記憶的時候給他記憶，不該理解的時候不要強求理解，這才是合乎人性的教育法則。不要錯用教育原理而扭曲了人性，浪費兒童的好時光。”
誠然，兒童時代記憶力是最強的，兒時的記憶往往到老都不會忘卻，甚至如窖藏的好酒，越陳越香。但藏的如果並不是好酒，而是一瓶瓶死水呢？那就隻能越陳越臭了。“元亨利貞”之類的東西，我看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輩子不會有用的，記住它浪費時間。《詩經》本是很好的民歌集，但是太古老了，記下三百首二千五百年前的民歌，在以後的生活中用得上的並不多。古人之所以記住它，是因為要在政治和外交的場合借這些詩句來“明誌”；今人使用它有一種可能，比如在求婚時向對方說一句“與子偕老”??但也不一定能使對方聽懂。
所以，即使要讓我們的孩子接觸古代的經典，也不能一古腦強塞給他們，必須加以篩選。近現代學者已經做過許多篩選和解釋的工作，在古代的經典與今日的兒童之間搭建了很好的橋梁。今天，讀整本的《論語》，不如讀李長之先生的《孔子的故事》；讀整本的《孟子》，不如讀沈蘅仲先生注析的《孟子菁華》；讀清人蘅塘退士編的《唐詩三百首》，遠遠不如讀近人馬茂元先生的《唐詩選》；要孩子們了解《老子》、《莊子》，我看不妨從蔡誌忠的漫畫看起。
“讀得早、記得住，現在‘死記’，將來可以‘活用’。”??這種說法是否可靠，我是十分懷疑的。這隻要拿最近幾十年的例子來看就可以明白了。四十年前，我們有過一次全民的讀經運動(當然，讀的不是“四書五經”)，聲勢不可謂不盛，壓力不可謂不大，心不可謂不誠，氣不可謂不壯，甚至有“溶化在血液裏，落實在行動中”，“活學活用，立竿見影”之類的口號，今天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是有目共睹、記憶猶新的。以後呢？大家都看到了??時過境遷，煙消雲散，“事如春夢了無痕”。隻留下一條教訓：死讀是沒有用的！白白浪費許多人力物力，耽誤了大好時間，甚至延誤了改革開放、走向現代化的進程。有了以上的“沉痛教訓”，再來看王財貴下麵的話：“‘經典’，隻要從頭按照章節，一字一句讀下去背起來便是”；“不求理解，隻求熟讀，讀多了，他就會背；會背了，便成為他一生的智慧財富”……與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話語多麽相似！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魯迅先生的名言：“我們不再受騙了”。
在中小學生的成長過程中，適度地讀一點古代的文化經典，是可以的。這正如帶他們到曆史博物館去參觀，到曆史古跡去遊覽，為他們打開曆史文化和智慧之門，使他們在與古代文化的接觸中增長知識，充分發展自己的想象力；而不是用古代的“經典”來占據他的大腦，堵塞他的想象力，湮沒他的靈性；更不能使古代的典籍成為宗教的經咒，使之神秘化。
其實，把話說到底，有些人不過是要使今天的孩子“聽話”、“馴從”；將來能“盡忠”、“盡孝”。別的法子都使過了，沒有用。現在再用老法子“讀經”，我看還是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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