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過去了，還有幾個中國人知道？我們的教科書為什麽不寫？
蔣介石集團在抗戰時期的醜聞
醜聞之一：走私貪汙軍用物資
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裏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後，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汙稱為“二戰中最大的醜聞”。
醜聞之二：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50年後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醜聞之三：國民黨軍官乘機大發國難財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征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後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采訪報道了那裏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後，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後大怒，認為有損於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雇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醜聞之四：40餘萬國軍敗在5萬日寇手下
1944年春季開始，日軍又在中國大陸重新發起了攻勢。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為此日軍設想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日軍打通中國陸上通道的“一號作戰”開始後，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麵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而且還命令他部隊中800輛卡車中的600輛，為他和他的妻妾親戚們搬運財寶家私。
麵對日軍的進攻，國民黨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曆時八個月的“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麵前，國民黨軍隊居然連連潰敗，很多情況下甚至是望風而逃。
醜聞之五：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
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把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完全暴露於世人麵前。西方記者看到前方毫無秩序敗退下來的軍隊，士兵們衣衫襤褸、麵黃肌瘦，武器殘破不全，無力行走的傷兵被扔在路旁無人過問。軍用車輛上裝載的不是武器，而是軍官們的私人財物。國民黨軍官寧可扔掉武器，也要保住個人財產的行為，使人很難想象他們有與敵人死戰到底的決心。更讓西方人吃驚的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們竟然帶著妻妾上前線，這在其它國家的軍隊中是無法想象的。日本報紙上不時報道日軍在戰場上俘獲國民黨某某將官的妻妾，作為日本國內的笑話。
醜聞之六：國軍投敵人數50萬
國民黨正規軍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竟然高達50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如是記錄：“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遊擊隊”。 殺敵人數與投敵叛國的50多萬國民黨正規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醜聞之七：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在抗戰期一個堂堂的國民黨抗日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偽軍投敵後，並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隻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醜聞之八：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鬥，此點值得注意。”建國以來，我們最多隻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讓那些盛讚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精英”們從來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後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髒事和破事無地自容。
醜聞之九：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劍橋中華民國史》說：“1944年春， 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麵前撤退時，農民們凶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 當中國軍隊麵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並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曆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勝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醜聞之十：日本為對付共產黨放蔣介石一馬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劍橋中華民國史》說：“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麽呢？《華北治安戰》說“華北方麵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於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後，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隻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麵戰場後，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談到日本這方麵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到1944年秋，“在方麵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和400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以外，隻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於66.9％的295個縣屬於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隻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黨。”
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戰中共產黨不同於國民黨。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麽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麽是可想而知的。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後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在1967年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
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
醜聞之十一：日偽檔案記錄國民黨消極抗日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華北軍發表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屍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隻有三成五。這一方麵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說：《新民報》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中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於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遊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在日偽軍眼裏，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聖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裏，而把“遊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也比不上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發言，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衝在頭裏，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日本人實在是嗎？
醜聞之十二：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係曖昧
1、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12月1日）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蔣廷黻後來論斷言：“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隻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後，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後，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後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
2、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麵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麽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後，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3、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後，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後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我麵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並以將上斷頭台的心願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後，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麽？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請問右派“精英”，這樣的國民黨是在積極抗日嗎？蔣介石能是民族英雄嗎？共產黨才是積極抗日的，毛澤東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