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香港人”“大陸人”成了熱詞匯。看到有些同胞的語言和心態，實在有些汗顏。
小的時候，沒有見過真正的“香港人”，隻見過和香港“有關”的人。那年代，和“香港”沾了邊的人都不是“人”，是“有海外關係的人”。被毛主席的光輝照耀過的人大概都知道那是什麽意思。所以我一直以為，那些身在海外又熱烈希望毛主席的光輝再次照耀神州大地的“大陸人”，一定在國內沒了三代以內的親戚，或者那些親戚都做過些他們非常不屑、或者非常對不起他們的事情。
後來直到出國，在國內和“香港人”的交集都很小，對他們沒什麽特別的映象。出國以後，認識交往的“香港人”也沒什麽特別不同的地方。倒是幾年前回國一次偶遇，我對“香港人”這個概念有了很具體的映象。
那次回去，在一個老朋友家遇到兩位香港女客人。她們是一個教會的自願者，二十幾、三十來歲，在西昌昭覺附近扶貧，那時候來成都辦事，順便買些文具書籍等補給。
她們扶貧的地方交通不方便，少數民族多，漢彝雜居，可以用原始落後來形容。那裏的農民很多基本的東西都不會，窮的渣都沒得掉。解放五十年，人們生活沒什麽改變，隻是知道了“社會主義就是好”這個“硬”道理。我這朋友在那裏當過知青，當年曾經裹一身油亮的老羊皮，在縣城街上一蹲幾天，白天賣梨，晚上看西昌特別亮特別大的月亮，對革命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結合有很切身的體驗。
和她們閑聊中知道，她們這個扶貧的項目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已經搞了十幾年，很多人輪流來做。她們兩個已經在那裏兩三年了。其中一個有家有孩子在香港，另一個在那裏幹過一期，回香港後，現在又回來，是第二次了。
她們在鄉下的一些日常活動除了普及農業知識，普及教育，還有就是教婦女如何縫紉、怎樣注意講衛生防病。教縫紉是為了她們可以做一些東西賣錢幫襯生活。普及衛生常識是因為那裏象所有貧困的地方一樣，婦女是家庭的脊梁，但因為沒有基本的衛生常識，婦女病很多，對原來就貧困的家庭來說，經常是災難性的。
“借羊還羊”是她們的一個扶貧項目，是“授人以漁”最嚴謹的翻版。就是把一對羊“借給”農民，三年以後農民要把“借”的羊還回來，而產的小羊，則自己留下來。有自己的羊，就可以繼續發展。但因為不懂技術，農民的羊病死凍死的很多。她們就教農民如何養羊，如何防病，如何接生護理羊羔等。她們甚至還要教農民如果“種”草，以保證羊的飼料可以自給自足。
她們的扶貧還和別的項目配套，例如，參加“借羊”項目的農戶的孩子必須上學。她們買的文具書籍，一是給這些孩子，二是為了教其他上不了學的孩子。
我覺得奇怪，那麽偏遠的地方，我們這些四川人一般也不會走到那裏，她們怎麽會知道，還一去好多年。她們說發起人是一個美國人，牧師兼醫生。解放前就長期在昭覺附近為少數民族和窮人行醫。開放後又回到昭覺幾次，想繼續扶貧。這個醫生後來去世了，他的教會卻沒有放棄他的遺願，成立了一個公益服務機構，往西昌地區派專業醫護人員扶貧。後來又延伸到農業、畜牧業、技能培訓、教育等，派來很多專業人員。這些人，都是自願者。其中，很多的自願者都來自香港和台灣。
聽她們淡淡的談她們的項目，我心裏除了尊敬還是尊敬。透過她們運作項目的細節，我能想象得出她們一天的環境和條件。她們是一天一天和農民在一起，窮鄉僻壤風裏去雨裏來幾年。她們不是偶爾作態的走馬觀花發點錢，高高在上的恩賜指點一番。她們教人自立，而不是教人如何感謝她們。她們做完自己的項目後就回歸平常的生活，不會去炒作炫耀標榜。後來我的好幾個朋友都讓自己的孩子在暑期去那裏做義工幫忙。回來後，小孩子們都知道了什麽是感動的感覺。
那天是在朋友家吃的自己做的家常菜。晚上另外的朋友開車送我，也順便把她們送回她們住的公寓。後來朋友說，每次她們到成都來辦事、買需要的補給、聯係藥品農藥一類的事，自己都很節簡。機構在成都買了簡陋的公寓，就是我們送她們回去的那裏，非常一般的小區。她們來成都就住那裏。很多時候吃飯就是方便麵，事情辦完馬上就回去了。我這朋友也很敬佩她們，每次她們來成都能幫忙的就盡量幫。但受她們感染，都不好意思請她們去餐館吃飯，所以每次都是在家裏自己做。不過朋友老婆也是老知青，做得一手好川菜，所以他也不覺得太歉疚。
這兩個香港人和她們的同事給我的映象實在太深。很了不起的奉獻，很實在、很平淡低調的言行。我知道自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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