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中國的領導人之能在世界舞台上風光,在於這個國家的十三億人能認同同一個國家,試想如果中國分裂成戰國七雄,春秋七十二國,這其中哪怕是最強的秦國在當今的世界上又能有多少地位呢?記得十年前我們大學同學在武漢聚會,大家參觀了一個叫“楚文化”的展覽,看完以後,我不無所思地對我的一個同學說道,中國這個大國似乎也存在著前蘇聯分裂的潛在危險,就缺少政治人物的煽動了。
孔慶東對香港地鐵大陸小兒吃東西一事的評論,在大陸的許多平民中還是有聽眾和市場的,這也不難理解:重慶人即使是文革的受害者,也可能為紅歌運動辯護,廣東人則對之嗤之以鼻。說河南人坑蒙拐騙,所有非河南籍的中國人都會覺得不錯,所以孔慶東說香港人是狗,王八蛋,非香港人都無所謂,而在香港旅遊過,多少受了點氣的大陸同胞更會覺得孔和尚俠肝義膽,拔刀相助,該出手時就出手。這就是地域政治,是政客和投機家的炒作資本。
孔慶東若是梁山好漢,綠林草寇,他不愧為英雄豪傑,所以孔慶東熱別崇拜毛澤東。讓孔慶東上井岡山,他說不定也能拉起一支隊伍,建立蘇維埃。不過打天下和坐天下往往是兩碼事,打天下需要的是路見不平一聲吼,坐天下則需要平衡各方,和諧天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一個人你把他當成敵人,他就會成為敵人,而你把他當作朋友,他最終就可能成為你的朋友。孔慶東罵香港人是王八蛋和狗,香港人就會把大陸人以王八蛋和狗待之,這種仇恨會沿螺旋形軌道上升,直至成為仇敵。
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李登輝是兩國論的始作俑者,不過他們忘記了的是,李登輝也曾是九二共識的創始者。中國有過和李登輝合作的絕佳機會,畢竟從意識形態上來說,李登輝自己也曾是共產黨員。李登輝對九二共識的一百八十度轉彎來自於一件小事,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千島湖事件,那一次有二十八名台灣遊客在一次刑事犯罪中被害。由於當時的中國政府對台灣民眾的悲傷和憤怒缺少理解,再加上李登輝不善外交言辭,情急之下用了共匪這樣的詞匯,從而激怒了中國官方,這種對立螺旋上升,此後就有了九六年的兩國論和台海導彈危機。
當然香港這個在孔慶東眼裏隻有著“狗”一般國民的特區,是沒有能力和大陸進行軍事對抗的,即便是受到了北大教授的侮辱,也隻能忍著,因為在孔教授的背後是兩百六十萬人民解放軍。不過就像老婆打不過老公一樣,香港還是會用冷暴力的。香港會對大陸人更加歧視,也會更加媚外,當然其結果就是更所謂的“王八蛋”和“狗”。香港人還會對台灣人說,看看吧,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我今天是狗,你明天就是豬,於是一國兩製就成了天方夜譚了。
孔慶東之出名是從他的“三媽”微博開始的,那一次我讀了後也就是一笑了之。你可以用個性來說事,不過多少還是欠缺考慮。知識分子,教授學者也不是不罵人的,我就聽過院士級的學者在飯桌上笑罵對手是豬,不過誰也不會蠢到把這樣的語言形成文字,給對手留下把柄,更不用說聽眾讀者中還有自己的學生和學術講演的聽眾。不過那一次孔慶東的對手是媒介,而對媒介不客氣,也是許多公眾人物的常有的反應。
孔慶東這次的胡言亂語受不受言論自由的保護?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可以說,如果孔慶東是一北京胡同裏的小混混,由於他的負麵比喻沒有特定對象,應該不構成誣陷罪,屬於人民言論自由的範疇,就像美國南方有種族歧視的語言也不構成犯罪一樣。但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北大教授這樣的上流社會一分子,他對於群體的負麵語言就有責任了。舉一個例子,哈佛的前校長桑莫斯就因為在2005年說了一句女生在科學和工程方麵的天賦不如男生而被迫引咎辭職。孔慶東作為有影響的北大教授,所用描述香港人的詞匯,不但負麵,而且極具侮辱性,這樣的教授不辭職,北大還有什麽公眾形象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