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紀錄片《歸途列車》看中國社會的和諧與正義zt

曲終人不散。

電影《歸途列車》結束的時候，響起了一段嘹亮、悠長、悲愴的川江號子。然後，英俊瀟灑的導演範立欣出現在台前與觀眾對話。

有觀眾問，你是否可以用一個詞概括這部電影的主題？範立欣說，這是他與觀眾座談中遇到的最難的問題。他想了一會兒說，最初拍攝這部紀錄片乃是因為“敬畏”。他曆時三年，用鏡頭紀錄了一對農民工夫婦外出打工的經曆，這個家庭是兩億四千萬農民工的縮影。他們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付出最多，卻被遮蔽和遺忘，他們的故事應當有人講述。他又說，這是一部關於“尊嚴”的電影，他希望紀錄那些被迫失去尊嚴的同胞的日常生活，促進這個製度保護他們的尊嚴。

回不去的人們啊，你們永遠在路上

從離家的那一刻起，他們便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盡管他們沒有放棄回家的努力，卻永遠回不去了。即便回到家中，家已然不是昔日的那個家——兩個外婆帶大的孩子，早已跟父母形同陌路。

十六年前，來自四川廣安一個小山村的張昌華和陳素琴夫婦，跟隨打工潮，離鄉背井去廣州的一個服裝加工廠打工。他們惟一的希望與安慰就是，用辛苦賺來的微薄收入供留在家鄉的一雙子女念書，讓孩子通過讀書離開農村成為城裏人。

那個小村莊，跟我家鄉的風景出奇地相似，距離也隻有兩百公裏。如果你是外來旅遊者，會為眼前那“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而陶醉；但如果你是生於斯、長於斯的農民，會被艱辛的生活壓彎腰，就好像影片中衰老的外婆和年幼的外孫在田裏勞作的那個讓人辛酸的場景。廣安是鄧小平的家鄉，鄧小平自從參加“革命”後便沒有回去過——革命領袖是沒有七情六欲的、可以不回家的“鐵人”。鄧小平一生中最正確的決定便是，將被毛澤東禁錮在土地上的農民解脫出來，允許農民外出打工。於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浪潮，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轟轟烈烈地開始了。但是，鄧小平並沒有廢除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和戶籍製度，農民在這個國家依然是二等公民。毛時代，農民隻能在本鄉本土做奴隸；鄧時代，農民所獲得了到異鄉去做奴隸的自由——他們為此對政府感激不盡。

春節是中國人闔家團圓的日子，數以千萬農民工如候鳥一般，踏上返家的旅程。與家人團圓是他們惟一的盼望，正如寡言少語的父親張昌華所說：“如果一家人連春節都不能團圓，那活著還有什麽意思？”他們要回家，不僅僅因為春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家中有老人和孩子；更因為他們常年打工的地方不肯接納他們，他們不可能在異鄉重建一個家。

春節也意味著噩夢般的春運。對許多普通的中國人來說，春運是一年一度的最屈辱、最無奈的肉體與精神折磨。在獄中的前鐵道部部長劉誌軍應該好好看一看這部電影——他所主導的高鐵戰略，隻是為特殊利益集團提供瘋狂斂財的機會，不僅沒有緩解春運的難題，反倒剝奪了更多農民工坐火車的機會。然而，如此簡單的“常識”，卻直到發生慘烈的溫州動車慘案之後，才成為一個來之不易的社會“共識”。

《歸途列車》不單單是一部關於春運的影片，但春運是其中一條令人揪心的主線。三年裏，這個家庭的三次歸家之路各有悲歡離合。最可怕的那次，是二零零八年春運期間因雪災而陷於癱瘓的廣州火車站。六十萬人被迫滯留，幾日幾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

與父母剛到火車站時，麵對洶湧人潮，女兒笑了。愁眉苦臉的母親教訓女兒說，你沒有吃過苦，你還笑得出來。代溝由此呈現出來：十六歲的女兒瞞著父母外出打工，她並不想回家，回家隻是她跟父母的一個妥協而已。初次經曆春運的她，看到火車站廣場上摩肩接踵、焦躁不安的人們，聽到人們惡毒的咒罵與絕望的歎息，確實想笑。這麽多人，密密麻麻，如同《動物世界》中的蟻群，為了回家，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嗎？

很快，笑變成了哭，然後哭變成了漠然。範立欣說，他在火車站跟蹤拍攝了三天兩夜，有一次被人潮擠得脫離地麵，如同海上的一葉孤舟，前麵有人倒地，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他險些被卷進漩渦之中，那是他感覺離死亡最近的一次。他還談到當時跟一個警察的談話。警察說，他們奉命用鐵柵欄設置若幹個圓圈，每個圓圈能容納兩三千人，他們所能做的就是，過一段時間便讓人群從這個圓圈進入那個圓圈，人們以為離站台越來越近，其實卻越來越遠。這一細節恰恰就是兩千多年來中國老百姓被統治者愚弄、驅使和壓榨的經典概括。

如果你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二零零九年歲末，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中，有這樣一個群體：中國民工。

民國初年，日本作家德富蘇峰在中國訪問時，感歎說：“在世界列強要被文明病麻痹的時候，苦力以他們動物般的精力在世界各地發揮作用，對中國來說，這比百萬大軍還要有力。而且，中國人的生命力和國民精神也在苦力的身上體現了出來，苦力是中國的恩人、救世主，也就是苦力神明。”德富蘇峰萬萬沒有想到：這句話用在一百年後的中國更加妥當：所謂“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很大一部分就是苦力或農民工造就的。用學者秦暉的話說，中國經濟在全球一枝獨秀的奧秘就在於“低人權優勢”，就在於對兩億多農民工的剝奪與壓榨。

進入鏡頭的這一家人，有哪個感到幸福呢？父親沉默隱忍，常常緊皺眉頭，每天在縫紉機前重複著極其單調的工作，生病了還掛念著那些沒有做完的衣服；母親像許多四川女子一樣，潑辣麻利，足以頂起半邊天，卻害怕跟叛逆的女兒在電話中談話；女兒認為，十六年來從未得到父母之愛，心裏話隻能在爺爺的墳頭說幾句，為了自由，她退學離家，成為第二代農民工，從新塘服裝廠的女工到深圳夜店的服務生，她的選擇刺痛了父母的心；兒子看上去很乖，卻也低聲跟父母強嘴說，不願好好學習；外婆是個獨身的空巢老人，十六年來一手將兩個孩子帶大，惟一讓她高興的就是孩子能多吃幾口飯，而孩子心中想些什麽，她一點也不知道……沒有人感到幸福，沒有人願意拍拍手。那麽，是誰讓他們如此不幸福？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在他們麵前，是一個魯迅所說的沒有盡頭的“無物之陣”。

他們可以有點幸福、有點自由、有點尊嚴，隻要這個政府稍稍有所作為。這個政府是全世界掌握財富最多的政府，然而，龐大的外匯儲備，隻是一串跟老百姓無關的數字，盡管這些數字的背後就是農民工的血汗與淚水。這個政府本來可以拿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來，為農民工的孩子修建學校，這樣讓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生活。既然政府需要農民工的廉價勞力，為什麽不能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服務呢？這個政府也有能力修建更多的鐵路，既然讓全世界為之瞠目結舌的昂貴的高鐵都能遍地開花，修建普通的鐵路為何難於上青天？如果有了更多的鐵路和列車，農民工的歸家之路還會如此痛苦嗎？

因為政府的不作為和壞作為，這個社會陷入了人與人互相傷害的惡性循環。影片中，那麽多人等候在火車站，卻沒有列車開來。開來的列車，運送的是奉命來維持秩序的警察和武警。一個中年男子和兩個女兒走散了，想翻過一道柵欄去尋找，武警戰士攔住了他。他激憤地說：“你今天在那邊站崗，明天你也和我一樣走到社會上……”柵欄那邊同樣疲憊的小戰士沒有話。這些戰士多半來自農民家，隻知道服從命令，包括一九八九年對民眾開槍的命令。

範立欣說，誰能說我們的生活與農民無關呢，今天我們舒舒服服地坐在這裏看電影，有沒有想過這個電影院也是農民工修建的？那些修建電影院的民工，如今又在哪裏呢？他們有沒有看過一場電影？他又說，如果在座的觀眾中有決策者，是否可以為農民工做點什麽呢？

在座的，當然不會有決策者。決策者隻看《建黨偉業》，不看《歸途列車》。

沒有正義，便沒有和諧

“和諧社會”是這個時代最醒目的標簽。但是，沒有正義，哪來和諧？

影片中有兩個極具諷刺意義的場景：一是歸家的火車上，一個年輕的農民工侃侃而談，主題是中國在即將召開的奧運會上能獲得多少枚金牌，“我們是十幾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金牌數量好歹也要超過美國”。那一刻，他臉上出現了激動和幸福的表情，仿佛他不再是一個擠在春運的火車上的農民工，而是在麥克風前慷慨激昂的政府發言人。

還有一個場景是，女兒在深圳一家夜店中做賣啤酒的服務員，下班後跟同事們一起擠在電視機前，目不轉睛地觀看奧運的開幕式。那是張藝謀從納粹那裏學到山寨版法西斯美學的大雜燴，卻投合了崇尚集體主義的中國人的審美趣味。這個對自己的未來充滿迷惘的十六歲的花季少女，在那些美輪美奐的畫麵前麵驚呆了。那裏麵，有她的夢想嗎？

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崩塌了，愛在殘酷的現實麵前顯得那麽蒼白無力。女兒敢於挑戰父親的威嚴，而父親惟有用暴力維持自己的威嚴。影片中的所有人都知道，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但錢又不能成為一種真正的信仰。政府審時度勢拿出了國家主義的處方：你們投身到大國崛起的願景中吧，那麽今天的痛苦便是暫時的和微不足道的了。然而，如法國政治學家菲利普?尼摩所說：“國家隻有在它滿足於自己的工具角色而不再宣稱是一個絕對存在者的時候才是合法的國家。”一個建立在非正義的根基之上的政權，如何讓民眾信仰呢？

那種損害大多數人的權利、自由與尊嚴的崛起，絕對無法持久。由此形成的社會結構，也無法達致穩定與和諧。在分析中國之崛起時，學者吳思提出了“暴力集團”和“生產集團”兩種不同的主導力量。生產集團，包括農民、工人、組織生產的大小老板，屬於“自養物種”。暴力集團，包括土匪、軍閥、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貴族，屬於“他養物種”。吳思發現，中國的崛起，是暴力集團主導的崛起——“這個集團及其各級代理人，總要利用霸道的禁令，利用壟斷特權，利用合法傷害權，通過苛捐雜稅，法外征斂，貪汙受賄以及潛規則等方式攫取額外收益，直到無利可圖或生產集團無法承受為止。”而由暴力集團主導的崛起模式，正是以影片中的張家為代表的幾億農民工苦難的根源。父母用辛苦打工掙的錢供孩子上學，但農村孩子考上大學的比例卻日漸降低。即便考上了大學，這些農民子弟畢業後要在城市裏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可能性也越來越低。官家的孩子就是官二代，富人的孩子就是富二代，窮人的孩子就是窮二代。盡管中國的GDP快速增長，但這個數字跟“窮二代”有什麽關係呢？

吳思認為，中國必須換一種崛起的方式，也就是由生產集團所主導的崛起。“隻有生產集團成為社會的主導者，隻有在民主憲政的製度下，才可以徹底消除暴力集團返身吞噬一切的風險，勞動生產者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運，獲得光輝的前途。這樣的大國崛起，才是持久而善良的大國崛起，也是可靠的和平崛起。”換言之，每一個農民工的權益都必須得到保障。然而，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停滯了二十多年，社會結構逐漸凝固化，生產集團日益邊緣化，在叢林法則和剛性維穩的政策之下，中國還有改旗易轍的希望嗎？

今天的中國，如同一輛瘋駛的列車，一輛被權貴集團綁架的列車。所有的國民都一片茫然、驚慌失措地擠在車上，沒有人知道何時列車將會脫軌甚至傾覆。不是悲觀，而是事實：如果拍攝《歸途列車》的續集，隻可能是這樣的內容與這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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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發! English name : Last Train Home. -iammadaboutu- ♂ (387 bytes) () 01/23/2012 postreply 10:25:45